析品钦《葡萄园》中的“义理”

2011-08-15杨萍

怀化学院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伊德义理葡萄园

杨萍

(怀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怀化 418008)

析品钦《葡萄园》中的“义理”

杨萍

(怀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怀化 418008)

“义理”是日本社会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一种名誉感,一笔人情债。美国后现代派作家托马斯·品钦在作品《葡萄园》中对“义理”的创造性使用是品钦在西方信仰危机时刻探索从东方文明重建精神家园的尝试之一。义理在小说中如同一根链条,不仅在小说涉及的两个不同时代背景、小说的情节结构中起到链接的作用,也是小说濒临瓦解人际关系的纽带,其意义非比寻常。

《葡萄园》; 品钦; 义理; 链条;

Abstract:G iri is a traditional culture inJapan,and it refers to a sense of reputation and also a kind of obligation.The creative use of G iri inVinelandwritten by American postmodern writer Thomas Pynchon proves that G iri is one of the attempts for Pynchon to rebuild the spiritual homeland from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igion crisis in the western society.G iri is like a chain in the novel,not only connecting the times,linking the structure and plots,but also being the bond between the people's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and are of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Key words:Vineland; Pynchon;G iri; chain

《葡萄园》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派作家托马斯·品钦(1937—)晚期的作品,故事以十四岁少女普蕾丽找寻母亲为线索,展示了在60年代这样一个融毒品、革命、嬉皮士、反战、阴谋等为一体的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评论界普遍认为该小说没有超越《万有引力之虹》,但作者并未停滞不前,该小说被认同为是这位后现代文学大师在创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开拓。①(P6)作品中,尽管以“熵”为特征的世界总体死亡趋势仍弥漫其中,但世界在混乱与质疑的表层下存在某种潜藏的秩序。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义理”不管是对小说的时代背景、小说的情节结构,还是文本中濒临瓦解的人际关系,都充分展示了其作用。义理不仅成为作者写作文本时的一根链条,也成为他尝试为后现代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

“义理”是日本社会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是社会生活中对他人的道德规范,是亲子、主仆、师徒等上下关系,朋友、近邻等对等关系上所必需遵守的道义,简言之就是对“恩”的报答。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作品《菊与剑》中将义理总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世间之“义理”和对名分之“义理”。前者包含了:对主君之义务;对姻亲之义务;对他人之义务:对没有亲戚关系者,视所受之“恩”而定的义务,这些“恩”包括赠金、恩宠、工作上的帮忙;对远亲之义务:如伯叔、伯叔母、甥侄等。后者主要指:受辱或失败时“洗刷”污名的义务,也就是报仇的义务(这种恶声必反的报复并不被认为是不当的攻击行为);否认自己(职业上的)失败和无知的义务;遵守日本礼节的义务,如循规蹈矩、严守身份和克制情绪等。[1](P87-88)简言之,就是得到的好处不仅要回报,而且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回报并具有时限性。这是一种名誉感,也是一笔人情债。文本中作者对“义理”进行了创作性运用。

一

许多批评家认为《葡萄园》是一部怀旧式的小说,尽管小说的背景是1984年,而作品更多的篇幅是在描写曾经纷乱狂热的60年代。小说的开篇,索伊德一梦醒来如同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在长睡了漫长的二十年后又重返现实生活。作为一名嬉皮士,他抽大麻、弹奏摇滚音乐、留长发,他的妆扮和举止完全属于60年代。事实上,自从失去了弗瑞尼茜,索伊德的时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梦境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追寻弗瑞尼茜的身影。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对这一失去的时代怀有复杂的心境。即使是普蕾丽,这个从未属于60年代的女孩也未能摆脱这个时代的影响。迪克斯坦对品钦的另一部作品《V1》曾这样总结,“小斯坦西尔对V的追求即是寻找父母和个人本质,又是试图解释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的意义就隐藏在早期历史和前辈人的零星遗物中。”[2](P107)普蕾丽对母亲的追寻又何尝不是如此。

20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属于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及荒诞的嬉皮文化。品钦给当代人展示这样一个失去的时代,是想给读者一个机会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时代。这个时代曾经的喧嚣已经过去,然而当今时代仍然存在混乱,世界的死亡表征仍然呈现在人们眼前,甚至更令人堪忧。在品钦眼中,人们可以通过认识过去察觉到现在社会的弱点,然后才能找寻出路走出混乱。David Thoreen认为,品钦已经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症结,那就是“在太晚之前,‘注意那个帘子后面的人’”。[3]这里帘子后面的人主要指品钦作品中一贯隐藏在后面的抽象的恶势力。然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势力可以左右一个时代,而是多种因素酿就了这个时代的变化。社会危机的深层表现是人类精神的危机,而精神危机的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代代相传、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品钦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努力尝试为人们去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小说中,东方文明表征之一的义理成为联系两个时代的链条。

二

为了使小说的情节发展更符合逻辑性,作者通过表层和深层两种方式呈现了义理关系。表层义理关系主要体现在普蕾丽寻母这一线索上。主人公普蕾丽两岁时既被母亲抛弃,一直生活在只有父爱的残缺的家庭生活中。普蕾丽的记忆中没有母亲的印象,因此她在照镜子求得自我论证的时候得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自我,尽管有父亲百般爱怜,自我认证的失败及母爱的缺失让她无法以正常的心态生活,因此,她萌生了寻母的想法,联邦检察官布洛克·冯德的陷害无意中促成了她计划的实施。当父女被迫分离时,其父索伊德将一张象征护身符的名片给了普蕾丽,作者正是通过这张名片使她有机会认识女忍者DL,以及名片的主人日本人武志,而DL也是她母亲弗瑞尼茜年轻时的好友及同性恋伴侣。在他们的帮助下,普蕾丽最终了解了她母亲早年的详细经历并见到了她的母亲。这张意义重大的名片是在一次劫机事件中,因索伊德无意中救了武志的命,武志留给索伊德的信物。这样一张卡片,在索伊德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竟然没有丢失,作者的用意可见一斑:“名片进了一个兜,再进一个兜,进了一连串的兜和钱包、信封、抽屉、盒子,历险于酒吧、自助洗衣店、毒瘾客的好忘及北部海岸的冬日,竟幸免于难。那天早晨,他[索伊德]不知道能不能再与普蕾丽见面,于是突然在事隔多年之后记起了名片所在的地方,把它交给了她,好像她注定要长久做名片的主人似的。”[4](P71)这张名片就是武志所说的“义理条”,也是一种“因果欠条”。

索伊德认识武志只是一种随机的巧合,巧合分为有意义的巧合与无意义的巧合:由于非规律性的原因,出现某种规律性的现象,但不导致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结果,这种巧合称为无意义的巧合。[5](P72)而促成必然的或可能的事理基础的巧合为有意义的巧合。艺术情节,如果缺乏这种必然的或可能的事理基础,而是纯粹偶然性的东西,构成了情节的主要内容,那就必然会产生不真实感。因此,不能把单纯的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纯粹偶然性的情节,作为情节的基本内容和解决矛盾的基本手段。[5](P61)“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6](P31)文本设计的巧合看似偶然,却让具有传统日本文化思维的武志必然去遵循义理报恩,为小说情节的继续拓展提供可能性。

在文本潜藏的义理关系中,索伊德是一个典型人物。在弗瑞尼茜的眼里,索伊德只是一个无能、颓废和软弱的嬉皮士,她嫁给索伊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对她不光彩的过去一无所知,面对索伊德的温情,她感到无聊和厌倦。而事实上,相比之于弗瑞尼茜的冷酷无情和自私,索伊德不仅对女儿百般疼爱,也乐于助人,他是典型的善良热心的后现代“笨伯”形象。正是因为劫机过程中索伊德对武志的帮助,才有了后来武志对其女儿普蕾丽寻母的支持。尽管弗瑞尼茜从来就没有爱过索伊德,并且抛弃了他和女儿,索伊德仍然爱着弗瑞尼茜并企盼有朝一日能与她团聚。索伊德对妻子和女儿无私的爱符合日本文化中对家庭的义理,这种义理关系在索伊德身上转化为一种爱的本能。另一个完成义理行为的人物是DL,作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女忍者,她冒着生命危险救弗瑞尼茜的命,在弗瑞尼茜的女儿普蕾丽寻母的过程中,DL也是义不容辞地帮助她,她的行为符合义理关系中对朋友的义务。而这一切都使得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合乎情理,义理也由此成为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链条。

同品钦的早期作品相比,《葡萄园》相对简单,但是它屏幕切换式的叙述方式及频繁的闪回和视角的转换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在John Diebold的“古怪的孩子们:托马斯·品钦《葡萄园》导读”中,他们分析到,“具有代表性的是,品钦用某个人物叙述或是回忆一件事情的方式开始一段叙述,但是在一定长度后,他已经转换了视角,跳跃到另外一段相关的倒叙或是前叙,或是回转到纯粹的想象。他几乎从不在一段倒叙之后又回到同一个地方,同时,也不会再回到他初始的叙述者。”[7]作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品钦从不会满足于简单的叙事风格。表面上,品钦似乎是在无意阐述高空中的一次劫机事件,由此引出了义理条,然而对于整个小说,义理却将一个简单的单线型的寻母故事散射成两条更为复杂的线索,普蕾丽母亲弗瑞尼茜的经历:她的革命背景、背叛、欲望、谋杀等等;另一条线索是女忍者DL的经历及后来与武志的曲折故事。而这两条线索又引申出其他线索,从而使得小说的线索互相交叉,盘根错节如同一个蛛网。品钦用义理来铆合文本的情节结构绝非仅仅只是写作技巧的简单实验。

三

美国的60年代,这个已经失去的年代,各类革命和运动此消彼涨,国内政治局势动荡混乱。美国总统肯尼迪与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相继被暗杀;越战中美国所处的尴尬境地激起了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反主流文化在青年嬉皮士中盛极一时;一切传统道德观念遭到怀疑和批判。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导致了家庭、宗教及人际关系的危机。尤其是宗教式微摧毁了人与古老精神家园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疏离,与家庭的疏离,与社会的疏离,与世界的疏离,与自己的疏离,实际上所有这些疏离都起源于自我疏离,亦即通过自我意识而疏离自己。”[8](P314)弗瑞尼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革命者,她背叛同志;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抛夫弃女;作为朋友,她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景况和感受。她任由欲望主宰自己的意志不惜背叛自己的原则。而被她所瞧不起的索伊德,尽管他只是个软弱无能的嬉皮士,却不失善良的本性。他与武志素昧平生,却凭善良的本性救了武志,这对于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的后现代社会是难能可贵的。而扎根于武志心中的传统日本文化义理观念使他必须报答索伊德的恩情,在普蕾丽逃避布洛克·冯德的追捕和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义理关系才能使得武志和DL屡次帮她化险为夷并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建立在义理基础之上的爱的施与和回报无疑给小说阴郁混乱的世界增添了几份暖色。

作品中,品钦给予义理极大的肯定,它是小说混乱的氛围下起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观念,义理为彼此疏离的人际关系架上桥梁,解决了后现代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的矛盾,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链条。尽管极端的义理观念会成为人们心里的负担及不良分子的借口,但在后现代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品钦对义理寄予厚望不无道理。尽管义理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不大,但其对文本的作用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小说人物关系的演绎,文本的构思安排,还是从小说的内在含义上来讲,这张“义理条”正是小说意图要建构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链条,是东方文化因子在西方社会的有效契合。通过《葡萄园》我们可以窥见,“义理”承载的积极意义给予西方后现代社会一种全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弘扬责任与义务。

品钦《葡萄园》的创作理论透射出作者总体的世界观。文本频繁运用闪回、倒叙、插入等写作技巧,造成作者的阅读障碍,初次阅读文本的读者,感觉小说不啻于一堆碎片的组合,但同时,这些碎片又不是零散的,而是由某种链条串联而成,从而使得文本的线索脉络仍然清晰可辨。这一写作风格折射的是混乱世界表征下潜藏的秩序,而“义理”就是这根链条。不管品钦如何变化他的小说,他都需要一个桥梁,一个跳板或者一根链条来实现这一变化,而义理是品钦的一颗螺丝钉,把不断变化的结构串联。同时,对于品钦来说,文本结构也是对世界观的一种映射,复杂没有章法的结构象征着作者眼中混乱无序的社会。小说中,尽管结构混杂,但是仍然不失脉络,因为有潜在的链条的铆接,义理便是这根链条。作者对社会的观点也由此可知:尽管社会混乱无序,但不是不能治愈的,仍然有走出困境的希望,仍然有某种秩序存在可以整合散乱崩塌的体系。

[1]R·本尼迪克特.黄道琳译.菊与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2]迪克斯坦(Dickstein,M.).方晓光译.伊甸园之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3]Thoreen,David.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War Powers and the Erosion of Civil Liberties in Pynchon's Vineland[J].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ume 24,Number 3(1999).

[4]品钦.张文宇译.葡萄园[Z].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冉欲达.论情节[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6]罗念生译.贺拉斯著.杨周翰译.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Diebold,John and Michael G oodwin.A Readers'Guide to Thomas Pynchon'sVineland.16August2005[EB/OL].http://www. mindspring.com/～shadow88/.

[8]阿部正雄.王雷泉,张汝伦译.禅与西方思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注释:

①出自张文宇《葡萄园》中的译序.

On the Creative Use of Giri in Pynchon'sVineland

Y ANG P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Huaihua University,Huaihua,Hunan 418008)

I10614

1671-9743(2011)03-0064-03

201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