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莲

（湖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伍尔夫《达洛卫夫人》的叙述声音与叙述策略

胡波莲

（湖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形式创新的代表之作，它通过丰富多样的叙述策略，如没有完全消抹作者的距离感、不定式内聚焦、用自由间接引语混淆叙述声音与小说人物声音等，来使叙述声音得以存在和传达，它的叙述声音属于作者型叙述声音，在这种叙述声音中，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凸显出来，从而使叙述权威得以建立。

叙述声音；叙述策略；女性主义叙事学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小说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大胆开拓者。《达洛卫夫人》是其意识流经典之作，它不仅进行了叙事技巧的创新和实验，使其成为现代小说的代表之作，而且通过各种叙述策略，传达了作者的叙述声音，表达了她的女性写作立场。

一、《达洛卫夫人》的叙述声音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认为，“虽然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1]“声音”作为一个叙述学概念首次出现在了《小说修辞学》中，任何一个作者不管他或她怎样消抹自己的痕迹，叙述声音不可能完全消失；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把叙述声音定义为“叙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2]P3她把叙述声音定义为叙述者的声音，而且打破了叙事学立足纯粹形式批评、隔离文本内部与外部联系的弊端，把女性主义与叙述学联系起来，从而强调了叙述声音的意识形态特征，她把“叙事技巧不仅看成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还是意识形态本身。”[2]P4她认为叙述声音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兰瑟把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三种，她说：“我用作者型声音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2]P17这种叙述声音相对于个人叙述声音具有 “超越具体人的优先地位”，“拥有发挥知识和判断的宽广余地，而个人型叙述声者只能申明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2]P21

《达洛卫夫人》的叙述声音属于作者型叙述声音，它采用超然的第三人称，可以避免使用第一人称带来的误解；她在叙事中避免单一视角，在写作过程中使自己的小说与自传拉开距离。伍尔夫在作品中既压制又表达叙述者的立场，但叙述声音还是通过各种策略的应用表达出来。她谈到《达洛卫夫人》的创作时说：“我想倾吐自己的看法，可能想法太多了些：我想描述生与死，精神健康与异常；我要抨击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如何在起作用；要把它最紧张的运转方式表现出来。”[3]P51作者的这些声音,我们在文本里都能通过人物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感受到,当然叙述声音比较隐蔽,但依然存在，作者是通过一些叙述技巧的应用巧妙地让叙述声音传达出来的。

二、《达洛卫夫人》的叙述策略

（一）没有完全消抹作者的距离感

“受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的影响，不少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关注叙述距离的或远或近。”[4]虽然“距离”这个概念在叙述学里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非常重要，“距离通过反讽、风格仿效以及表明作者与人物之间分离关系的标记等手段转换为‘艺术’”。[2]P121伍尔夫正是特别强调女性写作不要情感太显露，不要呼喊和愤怒，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她认为不保持距离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作品会被认为缺乏理性思维。当然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矛盾之处，反映出她在写作时因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思想有时摇摆不定。写作规范和叙述方式主要是男性化的，由男性创造和制定的，虽然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提倡像女人一样写作，但她的写作和创作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写作规范的影响和制约。

在《达洛卫夫人》中，她与人物和叙事保持充分的距离，叙述者属于故事外叙述者，小说全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没有第一人称叙事，而且采用不定式内聚焦，通过以多个人物为视角展开叙事，而不是采用单一视角，这样就拉开了作者和人物的距离，尽可能地消抹了叙述者，呈现出叙事手法的“非个性化”特征。但是它不是对叙述者的彻底灭绝，少量全知叙事的叙述声音无疑存在，人物视角叙述时叙述者的声音依然在人物间延续，叙述者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在场，空缺叙述者的策略只不过是作家更好地建立自己的叙述权威的手段而已，伍尔夫就这样用叙事缺席掩盖了叙事在场。

（二）不定式内聚焦

伍尔夫在她的小说中总是极力避免使用单一人物聚焦,总是竭力摆脱和反抗作者权威，因此她对多个人物不定式内聚焦特别青睐。在《达洛卫夫人》中,叙述事件就是分别通过克拉丽莎、达洛卫、彼得、塞普蒂默斯、卢克丽西亚以及其他许多聚焦者的眼光表现出来的。不仅如此,这部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的聚焦转换常常没有任何提示或说明,但依然十分自然。比如，当聚焦者从彼得转到卢克丽西亚时，彼得在公园边走边回忆陷入沉思，突然看到一个小孩飞快地跑开，一下撞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于是聚焦者很自然地过渡到这个女人，即卢克丽西亚。

（三）用自由间接引语混淆叙述声音与小说人物声音

伍尔夫对人物的思想意识的表述最常用的话语形式是自由间接引语,也就是说小说中人物的人称虽然是以叙述者为基准建立起来的,但人物话语的表述时空仍然是以人物的意识为基准的。

“那青年却把生命抛掉了，人们继续活下去（她得回到客厅去，那里仍然挤满了宾客，而且不断有新的客人到来）。他们（她一直在想起老家布尔顿、彼得与萨利），他们将变为老人。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6]P175

这段话主要采用自由间接引语进行叙述,括号里是叙述者的叙述。自由间接引语完全是人物达洛卫夫人自己的内心感受，是人物的情绪和视角，而不是叙述者的，但是“自由间接引语在人称和时态上与叙述语相同，因此有时与叙述语难以区分。即便可以区分，我们也能同时听到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5]在这段叙述中，有时我们也难以区分哪些是叙述者的，哪些是人物的，我们也可以把人物的叙述理解为叙述者的叙述，这样自由间接引语就是叙述者和人物之声的双声语。一方面是达洛卫夫人在听到那青年的死讯后的万千感慨，但同时我们也听到叙述者对生与死的思考。达洛卫夫人在宴会高潮时听到这样的消息，突然生发关于生与死的感慨，而且全是深刻的格言警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实际上是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在传递一种普遍性的观念，隐含作者的声音昭然若揭。凯西·梅齐断言，在她所探讨的小说里“自由间接引语这一叙述技巧构成作者、叙述者和聚焦人物以及固定的和变动的性别角色之间文本斗争的场所”。[5]P9我们也可以说在《达洛卫夫人》中自由间接引语也是文本斗争的场所。

伍尔夫“用了相对隐蔽但更为宏观的叙事策略，使小说人物成为叙述声音的延伸。这些小说的叙述者一方面统筹着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视角，一方面又用这种经协调了的总体看法在人物间散播一种普遍意识。这种分散叙述权威的行为是由某些小说人物完成的。他们尽管身份各异，却在语义上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2]P129在《达洛卫夫人》中，达洛卫夫人、塞普蒂默斯等人物尽管身份各异，而且互不相识，但他们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生与死的看法却如此相似，他们发出了大同小异的声音。正如格雷厄姆指出的那样,“伍尔夫根本不在乎区别说话人各自的话语风格”。[7]洛奇也曾指出,如果把伍尔夫小说中由叙述者转述出来的人物意识改回到第一人称的话,那这些话语“就会显得太有文采、太审慎,根本不像是对某人自由思想的记述”。[8]P49这意味着伍尔夫在自己的创作中,她在有意识地消泯叙述者的男性化的公开式权威的同时,却又通过极为隐蔽的方式对自己的女性作家的主体性进行了一种内隐的建构,她巧妙地用多样性建立了单一的叙述声音。

所以兰瑟一语道破，“伍尔夫小说看上去所再现的与其说是个体的小说人物，不如说是观念、意象和景象。”[2]P132

三、《达洛卫夫人》选择特定叙述策略的原因

“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十分关注作者选择特定叙述技巧的社会历史原因。”[4]所以在这里也有必要探讨《达洛卫夫人》选择这些叙述策略的社会历史原因。《达洛卫夫人》1925年发表时正是现代派小说繁荣之时，“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不再能够自封一贯正确；小说也不需要和要求具有外在的作者权威。”[2]P119新的叙事手法隐没了叙述声音，要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作者”的声音，《达洛卫夫人》适应了这一要求，但是完全消除叙述者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它产生于对叙事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遏，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2]P120伍尔夫一直竭力反抗作者权威，但也在她的创作中处处流露出保留叙述声音的愿望。

《达洛卫夫人》选择这些叙述策略，一方面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探索表现新思想新的社会变迁的新形式；另一方面，作为意识流文学，它又具有女性气质，“小说中最初形成的‘意识流’实际上明显是女性和女性主义的。”[2]P120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探索新的叙述手法和策略也是为了寻求适合女性写作的表达方式，为了更好地把女性经验表达出来，因此她的叙述策略的选择不仅是美学上的考虑，而且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是为了更好地发出女性的声音。伍尔夫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对个人主义的（男性）主体性的负面能量有着敏锐的感知，同时也意识到那些默默无闻的主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2]P124

《达洛卫夫人》的这些叙述策略属于重申作者型叙述声音的策略，她之所以不选择个人型叙述声音，因为“个人型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或所谓超然的‘第三人称’，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女性个人型的叙事如果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讲故事建构自我形象诸方面超出了公认的女子气质行为准则，那么她就面临着遭受读者抵制的危险。如果女性因为被认为不具备男性的知识水准，不了解‘这个世界’而必须限于写写女性自己，而且如果她们的确这样做了。那么他们也就会被贴上不守规则、自恋独尊的标签，或会因为展示她们的美德或者缺陷而遭到非议。”[2]P21同时她还“担心自己的作品会被误认为是自传作品。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还很可能会强化这样一种既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女性作品的‘自我再现’不过是‘直觉’的产物而不是‘艺术’的结晶。”[2]P21或许正因为此，她公开宣布“厌恶所有讲自己的作家；我喜欢隐姓埋名，这也许就是我的癖性。”[2]P123伍尔夫几乎所有小说都没有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也许正是有太多上述的顾虑。

当然“作者对叙述模式的选择和应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也有美学效果方面的考虑。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5]P8这里就不展开，只主要结合叙述声音的特征谈谈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总之，《达洛卫夫人》“尽管在叙述声音方面多有革新，但却没有……‘破坏了19世纪的整个传统。’伍尔夫在不消弱作者权威的条件下使之公共化，她没有拒绝作者的必要职责，只是为之做了新的包装”。[2]P134

[1]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4]申丹.叙述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4,(1).

[5]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J].国外文学,2004,(2).

[6]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7]J.W.graham.Point of View in The Waves:Some Service of the Style[M].in Elaine K.Ginsberg and Lau-ra Moss Gottlieb ed.Virginia Woolf,Troy,New York:Whitson Publishing Company,1983.98.

[8]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