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

（中南民族大学 历史系，湖北 武汉 430074）

张君劢的文化救国思想试析

王 艳

（中南民族大学 历史系，湖北 武汉 430074）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如何保存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各阶层人士的主要任务。张君劢于1936年出版了代表作《明日之中国文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建设总纲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这一理论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希望通过二者的融合，形成合于现代生活的新型文化。

张君劢；精神自由；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拯救文化就是拯救民族，文化的复兴意味着民族的复兴。近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就是中华文化帝国的崩溃。满清的灭亡，不仅意味着中华帝国的终结，传统王权政治秩序的解体，而且使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加剧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与此同时，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文化所固有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尔虞我诈、贫富不均、道德沦丧、感情失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为转移国内人们的视线，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紧要关头，如何保存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各阶层的重要任务。

张君劢在扬弃以往文化救国方案的基础上，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的前提下，于1936年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正式提出“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1]，在1938年出版的《立国之道》一书中，进一步提出西方理性精神的学习是我国学术政治改革的根本道路。

一、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极为关注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他将世界文化分为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欧洲文化三种，并且认为文化是按照此顺序依次前进的。具体地说，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中国文化是意欲持中的，文化的早熟要求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进入欧洲文化的意欲向前阶段。张君劢是极为赞同这种分类方法的，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也是通过对三类文化的比较得出的。

张君劢认为，在三种文化中，印度文化是与宗教最为密切的一种。宗教使印度人善于冥想，宗教教义学理性强，是一种“宗教的形而上”。但是，印度文化有着严重的缺陷，即各教派长期仇视，国家长期分裂，没有统一的语言、行政及统一的历史观念；种姓制度的严格而长期的贯彻导致印度社会缺乏自由与平等的观念。

相比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有着长足的进步，尤其在“人事与艺术”方面是其所不能比拟的。张君劢指出，中国在政治上，自汉唐至宋明，都是大一统的帝国，而且十分重视历史，有修史的传统，二十四史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方面，中国人则重视“孝”和“忠”的观念。不足之处则是学术方法不如欧洲人。关于欧洲文化，张君劢认为欧洲文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均来源于希腊文明。希腊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像擅于探索大自然、“以论理学为标准”也就是逻辑学的方法来判断事物等等都被欧洲文化继承下来。古希腊的自由民主传统也被现代欧洲发扬光大，就连基督教也十分尊重学术，重视农工业，在黑暗的中世纪，为维持学术的传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此看来，三种类型的文化各有特点，互有优劣。张君劢说，“欧之所重者为科学，印人长于冥想，我国则专讲人伦，各有其伟大之处”，[2]各有存在的价值。同时，他反对抽象的谈论某一文化的优劣，而是主张将文化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主张用对时代的适应性作为评价文化的标准，即“适于时代者优，不适宜时代者劣”[3]。按照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张君劢认为中、印文化是过去时代的文化，只有欧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了新的发展。因此，“以时代论，西方文化实为天之骄子”，[4]它取得了最优越的地位，远远地跑到了其他文化的前面。因此，在这里，张君劢在谈到欧洲文化时，强调的是它的近代，而非过去。

他通过民族国家的成立、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以及道德观念的变更来阐释西方文化的伟大成就。这跟五四时期，把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概概括为民族与科学是同一的。张君劢也说过，欧洲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欧人长于建设国家，其组织在于各人于享受自由之中，而有敏捷之政府，自由与权力得保持其平衡；第二，欧人求知欲之旺盛，有正确之方法，又有探其索幽之兴趣”。张君劢重视民主与科学，但他并不以为这些就是欧洲文化的全部。在他看来，还有比民主与科学更为重要的、高度体现欧洲文化时代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近代意识，更准确的说，是“新人生观”，即 “精神自由”。张君劢认为，西方文化的科学、民族、经济等发展不能不根源于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新人生观。他认为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人生观是欧洲文化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改造中国文化，必须以新人生观为基础，即造就“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

二、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

张君劢在对中西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他认为，“今后吾族文化之出路，有一总纲领曰：“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5]

（一）精神自由

首先，“精神自由”方面，张君劢没有作定义式的界定，但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精神”与理性相通，指人类精神所处的一种本然状态，具有自觉自动的特性，不受科学法则所支配，也不服从外界的命令，纯粹是“主观的”、“自由意志的”。他认为就是这样一种人类精神构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源。因为精神是自由的、自觉自动的，它便有了一种自我表现的趋向，那么精神按照自由的本性表现出来，便形成了文化。这就是张君劢所说的“个人精神上之自由，各本其自觉自动之智能，以求学术上、政治上、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此精神自由之表现，在日积月累中，以形成政治、道德、法律，以维持其民族之生存。”[6]

张君劢将精神自由视为近代文化的基础，因此在他看来，要使中国文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成为真正的近代性文化，首先应该发挥人的自由精神。例如，在政治方面，要破除命令式政治，造成自动政治；在学术上，不能专以利用厚生为目的，要提倡一种“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在宗教上，提倡信仰的虔诚与专一，维护宗教的尊严，杜绝对宗教的亵渎；在艺术上，提倡精神的自由创作，以求达到精神的自由境界。他还特别强调这精神上的种种个人自由，只有在民族大自由中乃得养成，乃得保护，否则，民族大自由若失，则各个人之自由亦无所依附。所以，在张君劢这里，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是相得益彰、互为条件的：精神上的个人自由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巩固，而民族（国家）的自由则是个人自由存在的前提，只有在民族自由的巩固中，个人自由才能养成，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

张君劢主张中国新文化建设要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他同时又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文化。他说：“文化之建立，犹之种树，不先考本国之地宜，则树无由滋长，且国民习性与制度相表里，习性不改，则新制无从运用，此己之不可离者一，日日瞪眼以静待世界之变，因他人之变而效颦，抑知己之不能自主，即失其所以为己，虽学而不得其似，此己之不可离者二。抑所谓己焉者，非独限于现代之人，当推本于过去之己，则祖宗是矣。”[7]

（二）复兴儒家文化

张君劢主张文化建设要推本于己，就是主张中国的新文化应该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本位，特别是儒家文化。他的主张并不是要把传统文化不加区分地保留下来，而是要求拂其“尘垢”、求其“精要”。具体来说，他认为“作为现实制度层面的制度化儒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应该无条件的舍弃；而作为人文理想层面的儒学之内在精神，则是一个可以超越一切历史、阶级和民族的永恒不变的‘常道’，是内在于每一个人并且超越地涵盖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精神实体，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历史文化都不过是这一道德精神实体的表现和展开，因此它不会随同制度化的儒学或‘儒教中国’的死亡而消亡，相反能为我们创造新的文化提供永不干枯的源头活水。”[8]

张君劢认为儒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的方式，对儒学的重要命题做出现代性的诠释，抛弃腐朽落后的东西，使传统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生命力，实现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学思想的复兴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欧洲现代思想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延续，希腊哲学是现代哲学的基础。在欧洲如此，在中国当然也可以，中国的思想土壤是广阔而深厚的，是可供建立与发展新思想之用的。现代化的程序是从内在的思想着手的，而不是从表面的外在开始。换言之，只有心或思考的作用才可以获得知识，因此要通过心或思考的作用来指导现代化。在他看来，儒家哲学思想的方法就是科学、技术以及一切文化现象的“心灵活动的源泉”。从这里，我们看到张君劢把儒学思想与现代化融合起来，即儒学是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是儒学思想指导下的现代化。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新。要达到开放，做到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必要也必须同西方文化进行有益的对话，中国文化要主动采纳西方文化之长，不断地刷新自己。这样的“以中国传统为本位的文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了，而是“合于现代生活”的新型文化，即“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

张君劢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高度对民族文化进行审视，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主张中西文化并重，既强调以精神自由为基础，又强调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希望通过二者的结合，形成一种具有西方近代文化特点的民族文化，或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西方式文化。他所倡导的这种新文化要求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取西方近代文化之长，补中国传统文化之短，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调和，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虽然他简单的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物质文化，不懂得文化变革的伟大意义，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体系长存于世，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维护，适应了当时的国内情景，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

张君劢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用反省的态度，有选择地维持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诠释；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要求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转化、利用西方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民族文化，也就是他提出的“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他和同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批判西方文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向西方学习提供有益的借鉴，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固有文化比西方近代文化更具有优越性。他们“主张采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以实现中西文化融会调和，从字面上来看，这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中西文化之长短的认识，那种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道德为本位来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些元素（如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以及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这种主张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的翻版，只是由于时代的更迭和历史处境的不同，其‘体’和‘用’的具体内涵及其表述有所不同罢了。”[9]因此，以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实质上也是“中体西用论”者。

[1][5][6][7]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自序):86,86,110.

[2][3][4]张君劢.立国之道[A].黄克剑,等.张君劢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288,288,289.

[8][9]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