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珺

（湖北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对现状分析

吴思珺

（湖北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我国的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面临许多的困境。维稳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巩固群体性事件应对效果,解决群体性事件应对问题,走出群体性事件应对困境。

群体性事件；出租车行业；政府应对；现状

近年来，随着利益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以“的士”罢运为表现形式的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一直处于高发的态势。有事件发生就有政府对事件的应对。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虽然只是政府应对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但由于它事关居民的出行，事关城市局势的稳定，事关出租车行业的发展而更为决策者重视和民众关注。在维稳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入研究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对现状，对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事件应对取得的效果

自2004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发生了200多起出租车停运、罢运事件。事件发生后，各地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事件应对部分化解了出租车行业的内部矛盾，促进了该行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模式创新。借助体制、机制改革和模式创新，出租车行业始终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的出租车数量己突破110万辆，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从业人员超过250万，出租车年客运总量达到230亿人次。事件应对提供了危机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使快速反应、亲临现埸、信息公开、及时疏导、就事论事、反思自责、谨慎使用警力及妥当善后成为植根于地方政府官员头脑中的一种理念，成为一种被实践证明有效、管用的方法。

事件应对维护了事发地的社会秩序，保持了事发地的柔性稳定。因为应对及时、得当，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事发城市没有因事件发生导致秩序失去控制、导致骚乱出现影响恶劣的打砸抢行为，也没有因事件发生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事件应对积累了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经验，为政府处置因企业改制及劳动争议纠纷、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医患纠纷、业主与开发商与物业的纠纷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事件应对提升了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引发了决策者、管理者及民众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政府角色、职能等问题的思考。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及其应对引发的思考就是最好的说明。2004年7月28日，银川市政府在媒体刊登《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的公告，引发了全市出租车大面积“停运”风波。银川市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后，8月3日，出租车恢复营运。虽然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但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却值得行政管理部门长久地反思，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在市场监管过程中的职责定位问题。这个案例提示我们，地方政府出于一时一地的政策考量，要求公民放弃本应享有的权利，即使自认为出于“公心”，也可能引起社会的不满。银川市政府规定出租汽车管理的新规定，本意是更好地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的运营，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却由于决策者的职责定位不当而对城市民众的利益造成了损害。银川事件告诉我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方面，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应当加强，另一方面，政府在发挥市场监督职能的方式、方法应作调整。

（二）事件应对存在的问题

我国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存在着许多为人们、尤其为地方党政领导警觉和关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

1．“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普遍存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不是从出租车行业发展的全局而是从出租车司机的具体要求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如出租车司机要求减少 “份子钱”，就做出租车公司的工作，说服出租车公司降低份子钱的收取额度；要求解决加气难的问题，就增加供应量，增加供应点；要求净化出租车的运营环境，就加大对“黑车”的打击力度。解决具体问题是必要的，应该的，然而又是远远不够的。要克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必须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同时，重视对出租车行业整体问题的思考和解决。

2.事件处理没有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各地在应对出租车罢运事件时，大都是将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如“份子钱”交得过多，加气难，“黑车”泛滥等问题作应急处理。这种处理有优势也有不足之处。优势是见效快，成果明显。不足之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出租车行业的运行发展规律，出租车行业监管体制机制上动脑筋下功夫。笔者认为，对出租车行业反复发生的事件应从规律上寻找原因、解决问题，对出租车行业普遍发生的事件应从体制、机制上寻找原因、解决问题，从规律上和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解决问题能摆脱治标不治本的困境，找到一条既治标又治本的路径。

3.花钱买平安的想法、做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各地通常用经济手段解决事件参与者的利益问题。即民众所说的用钱解决出租车司机闹事这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为官一任确保一方平安”思想指导下，地方领导人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其任期内不出事情，一味退让。如天燃气和汽油价格上调后，该由或不该由政府补贴一概由政府补贴。应该说，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比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花钱买平安也带来了一定的后患，因为它往往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政府用公共财政来为出租车公司和相关利益部门埋单，于法于理不符，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助长了事件参与人员 “不闹不解决”的预期。一味息事宁人的想法和做法，不仅增加了化解矛盾的成本，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动摇了全社会的包括是非观、公正观在内的价值理念。

4.部分官员仍习惯于对事件作政治化解读。尽管罢运事件中的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民生领域，不涉及权力再分配，不具政治色彩，不带党派倾向，不同于疆独、藏独分子搞的街头政治，但是一些政府官员仍然习惯于把出租车司机的这种表达行为视为反政府行为，把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的矛盾与政府的矛盾视为敌我矛盾。过去那种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于这些官员，尤其是小城市官员的头脑中。因此，一旦有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强力手段将事端平息下去，如何控制和捉拿带头闹事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唆使煽动下闹事己成为这些人的思维定势。因为这一思维定势作崇，有些政府官员在处置罢运事件时，不分析事件发生原因，不听取事件参与者的诉求，不检查反思自已的工作，而是考虑如何从政治的角度看待问题，如何用强制手段解决问题。原本的经济、民生诉求行为就这样被政治化了。对罢运事件的政治解读是一种根本性的误导，这种误导使得我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产生了一种整体性的偏差”。

5.“水里按葫芦”的做法使事件处置效果不尽人意。有的地方政府在处置罢运事件时缺乏问题解决的整体观念，全局意识。受条件的限制，不是对事件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作实质性解决，而是作表面化处理。结果就像“水里按葫芦”一样，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出现了，那个问题还没处理完毕，这个问题又发生了。“水里按葫芦”非但没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反而便政府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

6.认识不统一，行为被动。认识不统一，行为被动是地方政府在处置罢运事件的大忌。然而有的地方政府偏偏在处置罢运事件时犯了这个大忌。如银川市政府在罢运事件发生后，对事件是作疏导处理还是作强制处理意见不一致。在处理事件时，从一开始暂缓执行市政府发布的“办法”、“规定”到后来停止执行“办法”、“规定”再到接受参加罢运的出租车司机意见，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政府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政府在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被事态拖着走，被形势带着行。行为被动表明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强。提高能力，尤其是提高决断能力是政府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

7.不严守中立原则、处事不公。罢运事件发生后，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在协调处于矛盾冲突状态的出租车司机和所在公司关系时，没有摆正自已作为调解者、仲裁者的位置，它们在出租车司机与其公司的博弈中非但没有严守中立的的原则，反而把自己和处在强势地位的出租车公司捆绑在一起，施政为民的宗旨被异化为老板服务，为资本服务。大量的事实表明，就像在制定与出租车营运政策时，许多地方政府不是站在弱势的出租车司机一边，而是站在强势的出租车公司一边。同样，政府在协调出租车司机和其所在公司的关系时，出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很难在通盘考虑中不受日渐强大的出租车公司的影响。影响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出租车公司更加强势，出租车司机更加弱势。悬殊的地位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最后又必然导致罢运事件的再次发生。

（三）事件应对面临的困境

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对包括事件预防和事件处置两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无论是事件预防还是事件处置都面临着困境。

事件预防面临的困境是：出租车经营权由出租车公司行使的做法是改变还是不改变？改变有可能导致出租车市场的混乱，不改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出租车司机与所在公司的关系进而导致罢运事件的重复上演。出租车行业的监管模式是统一还是不统一？统一有可能因为一刀切而无视不同地区出租车行业发展的不同特点，不统一有可能导致出租车行业乱象丛生。出租车行业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揽子解决还是一部分一部分解决？一揽子解决有可能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难以如愿，一部分一部分解决有可能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出租车从业人员、老百姓不答应。

事件处置面临的困境是：与事件相关的信息是全部公开还是部分公开？全部公开可能于事件处置有利，部分公开可能导致谣言、小道消息四起。对有暴力倾向但还未实施打、砸行为的罢运人员是采取强制措施还是不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有可能激化矛盾致使冲突进一步升级，不采取强制措施有可能酿成更大的危机。在安抚罢运司机情绪，依法、合理解决罢运司机提出的问题时是否应该顾及、考虑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在群情高涨的情况下，顾及考虑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有可能引起罢运司机的反感，不顾及不考虑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有可能导致问题的处理有失公允。对负有责任的事发地领导干部的处分是一般性处分还是严厉处分？一般性处分可能导致民众的不服，严厉处分可能导致被处分的人员的不服。在被处分的人员看来，罢运事件得以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是个人的不作为乱作为，而是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存在弊端。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对有进步，但还存在严峻挑战；第二，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对问题得以产生的原因有思想认识原因，体制、机制原因，能力技巧原因。不同原因导致的问题需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第三，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对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包括政府、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在内的全社会的努力。

[1]姜爱林.出租车集体罢运的表现、原因及对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2).

[2]刘莹.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出租车行业的“困境”——以2008年重庆、海南等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J]．现代商业,2009,(5).

[3]王露清.从“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浅谈罢工权问题[J]．中国商界,2010,(3).

[4]张军扩.关于我国出租车行业管理和发展若干问题的研究[N].中国经济时报,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