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鲁华

（黑河学院，黑龙江黑河 164300）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
——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贾鲁华

（黑河学院，黑龙江黑河 164300）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角色嬗变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一次会餐中，似乎具有前瞻意味而又风趣地对何其芳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不管毛泽东是从“何其芳”这三个字的字义出发对何其芳的打趣，还是确实从何其芳先前的行为举止中判断出他一生的路途，我们的确可以从何其芳一生的角色嬗变和文化人格的演变路径中看到一个“谜”一般的人。然而，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却给我们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回答，他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一、《何其芳人格解码》透视

赵思运雪藏5年之作《何其芳人格解码》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又添新瓦。这部著作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极具特色。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赵思运可谓匠心独运。赵思运认为，任何一位理论家或作家的文字都或多或少地承载着写作者的“精神基因和人性基因”。因此，他立足于何其芳生活年代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力图以发生学的方法“破译何其芳精神人格发展演变的密码”，得以“更准确地把握他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陷，而不滞留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文本层面。”“20世纪文艺理论史案研究，不仅仅包括研究一个理论家的理论贡献、提供了那些理论资源，还更包括研究这个理论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供了这样的理论资源。落实到后者的时候，在心理层面寻求提供理论资源的精神人格根源，便可能在文艺学学科领域里越来越有吸引力，也更具有挑战性。”[1]（2）因此，赵思运在这部著作中，不仅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何其芳的“精神基因和人性基因”及其内在变化理路，亦在共时的角度关注了形成何其芳此种性情的社会语境及在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较中凸显何其芳的精神个性。也可以说，赵思运是在一种复杂的立体之维中考察了何其芳的“人格基因”、解密了其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并据此判断了何其芳文学研究的得失成败，并“折射20世纪中国文艺界的发展道路，透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困境与价值抉择的困惑，从而为21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精神出路提供有意义的启示。”[1]（3）

就研究内容而言，这部著作既内蕴着赵思运作为诗人的率真，又闪现着他作为学者的理性之光。从我直观的阅读感受来说，这部著作话语表述并非那样的沉静，融含了太多的情绪表达，但我们似乎并不能从中看出赵思运对何其芳及其所在环境的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力图还原何其芳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人格形成与变化的内在路径。

我想，选择何其芳作为自己“20世纪文艺理论史案”研究的突破口，赵思运除了明显的对内在的人格方面的追寻之外，还在于何其芳在20世纪文化界的独特地位及“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性。何其芳的一生极富传奇性（而此等说法是来源于他人生路途与角色的多种变换），毛泽东曾对其名字有过一句戏言：“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的确，何其芳的文学创作、研究及其人生变幻留给我们太多的疑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委实是一个‘何其芬芳的诗性符号’！作为一名著名的京派诗人、散文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40年代又两赴重庆，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做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进入共和国时代以来，他历任马列学院教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参加几乎所有的文艺界的政治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沉浮，直到1977年去逝世，其身份由‘文人’到‘文艺战士’，再到‘文艺战士’兼‘学术官’，他留给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的急先锋’的形象，变化可谓大矣。”[1]（1）这样丰富的人生历程、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理应受到重视和探究。

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赵思运把何其芳的人生历程及人格解码分为四个时代进行探究。第一个阶段是何其芳去延安参加革命前，他是一位著名的京派诗人、散文家，情思飞扬、诗情泉涌。在赵思运看来，这一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个性是一座“精神生态的原始森林”，其人格的发育、演变都可在此找到根源。从这一视角进行解析，赵思运把何其芳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环境分而述之但又合而视之。就这一时期的创作而言，“何其芳1935年以前的诗文往往主情，大多是其情感情绪的直觉表现，而不是明确的‘自我’揭示。他还没有真正建构起自我的理性期待。其创作也缺乏价值上的自觉性，更多的是自发写作。”[1]（17）何其芳在这个时期的人生经历（家庭、学校生活、友谊与爱情、事业）也饱受坎坷、缺失。将其创作与生活经历合在一起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诗文对于当时的何其芳来说，只是自我成长过程中困惑的宣泄渠道，而于己于文都未形成自觉的担当意识。这也恰如赵思运所认为的，何其芳人格的发育初期就是不完善的，有两大缺失：“一是‘大海茫茫’中的自我建构没有完成，导致个体精神价值根基缺失；二是非自觉性的青春期写作，导致没有建立独立而坚定的文学价值理念。此二者，乃一‘人’一‘文’两个方面，其实又相辅相成，构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据此，赵思运认为何其芳这种早期人格发育的不完善，“潜藏着一种危险：一旦出现特殊语境，就有可能放弃对文学的坚持，甚至使文学异化为一种非艺术的工具；就可能放弃自我价值，使自我融入集体概念之中。”[1]（22）赵思运所解析的何其芳人生初期人格发育的不完善为其后的人生路途的变幻莫测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阶段是何其芳赴延安参加革命以后在延安和重庆时期的人格演变历程：从文人到文艺战士。通过战时语境和延安整风运动，何其芳在这一时期有了从“文人”到“文艺战士”的角色转换，充满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确，“单个的‘我’总是服从外部（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等）和内部（尤其是所谓无意识，用近来哲学社会学的术语，就是他性）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2]（121）由此而言，人始终处于一种不自主的状态，要受到来自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赵思运对何其芳这种角色转换的原因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探讨何其芳的角色嬗变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此中既有着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及其集体逻辑所规定的理性逻辑（rational logic），也有着情感逻辑（affective logic）。”[1]（60）也就是说，何其芳在这一时期的角色嬗变，一方面是由于战时语境和延安整风运动时期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社会氛围，以及某些革命理念的形塑作用，深入到了何其芳没有发育完善的人格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对革命领袖的圣化，乃至于圣化了的政治伦理取代了血缘伦理，在精神深处对革命领袖有了一种父亲镜像的认同感。同时，这种角色的嬗变也造成了何其芳文论话语的复调性质：“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向读者‘启蒙’；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刻刻不忘记自我检讨与自我否定，即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标准，接受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启蒙’，他从‘被启蒙’出发，以‘启蒙’民众为目的。”[1]（95）何其芳从思想到实践都完成了从“文人”到“文艺战士”的角色嬗变和人格演变。

第三个阶段是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清道夫’”。赵思运认为，在这一时期，何其芳的精神文化人格已经进入了体制的轨道，极大地被体制化了，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意志的载体，成为某种喉舌和传声筒。然而，这种体制化了的精神人格，尚没有完全删除何其芳精神人格中的诗意文化基因，或者说，在其体制性人格里仍然存在着被压抑着的诗性人格，时不时的以诗歌或者学术的形式显现出来。事实上，这一时期，何其芳有着自觉的反思，也努力促使思想与学术的平衡，比如说他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对共名和格律诗理论的探索等努力，但是由于十七年时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何其芳不得不在体制内表达自我个性，或者说，“在坚持政策和表达个性之间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1]（207）

第四个阶段是文革和文革以后的时期。何其芳作为共和国红色文论的代表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惨遭肉体的折磨，更悲惨的是遭受了精神的绞杀，被剥夺了写作甚至发言的权力。事实上，何其芳在文革时期惨遭的肉体和精神的磨难，也促使其在文革后以文字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声讨，但是何其芳的批判性话语已然存在于体制中，甚至是作为一种政治批判任务来做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其批判思路亦是沿着‘革命/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路进行的。这里或许用赵思运的话更为恰切，“何其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时，是一种‘无我’的反思，即‘我’不在场的反思。当然，他是身在历史场景中的，但是他的价值之‘我’是‘不在’的，因为他的所有思路都在体制限定下的。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有的只是对‘四人帮’的痛恨和对领袖人物的热爱，而‘自我’是缺失的。”[1]（237）同时，何其芳精神人格中的诗性因子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已然缺失，“其政治信仰愈挫弥坚，体制型人格愈益坚硬。”[1]（248）至此，何其芳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各种原因，体制性人格以绝对力量压倒了诗性人格。

三、结 语

毛泽东说何其芳的名字是个问号，而何其芳本人也用其一生的文化与生活路途给我们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对于何其芳自身而言，他一生的浮沉或许应该给他自己也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否则他的角色与身份意识为何那样大的嬗变、其精神人格为何有这样坎坷的演变路径？而对于阐释者而言，赵思运给了这个问号以最大程度的解答。如果套用赵思运的话，我们则可以说：“真正伟大的文学从业者在其作品背后都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和方向感，其作品也离不开背后的知识及立场。”而何其芳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些。

赵思运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然而，学者赵思运只是说：“如果从发生学方法研究何其芳这一个案，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破译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历程的密码，来折射20世纪中国文艺界的发展道路，透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困境与价值抉择的困惑，从而为21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精神出路提供有意义的启示。”[1]（3）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学者赵思运的学术期待。

[1]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2][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郑宗荣）

“He Qifang”is a Question Mark?: Comment on Zhao Siyun’s MonographHe Qifang’s Personality Decoding

JIA Lu-hua
(Heihe College, Heihe 164300, Heilongjiang)

Zhao Siyun, as a poet and scholar, studies the poet and scholar He Qifang inHe Qifang’s Personality Decoding, deciphering He’s inner path of his spiritual personality evolution from a genetic approach and exploring He Qifang’s unique evolution of pers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poetic and academic personality perfection.

Zhao Siyun; He Qifang; personality decoding; role evolution

I206.6

A

1009-8135（2011）01-0079-03

2010-11-01

贾鲁华（1980-），男，山东鄄城人，文学硕士，黑龙江省黑河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