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进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吴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蒋进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语境的变化，吴宓研究越来越显得有讨论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吴宓研究逐渐开始，1990年代升温，论文主量逐年增多。吴宓研究显出一定的阶段性特色，主要从与吴宓相关的学派、思想、生平、著作（日记）、文学理论及批评等研究范畴展开研究。

吴宓研究；历史；现状；反思

学衡派，这个现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新文化运动反驳力量，使得吴宓与现代文学发生了各种联系。这种联系，之所以在当下看来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讨论的必要，是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语境的变化赋予的。不光是吴宓研究，连整个学衡派的研究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开始的。

一、吴宓研究的时代背景

1935年，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第三编里，选了六篇论争文章，合编为“学衡派的反攻”，这六篇文章只选取了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和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两篇反对文章，其余四篇都是罗家伦等新文学家的反驳文章，吴宓的文章郑振铎恐怕看不上眼。在导言里，郑振铎带着胜利者的口吻称“胡梅辈”办了“一个刊物”，连一个“派”字和《学衡》杂志的真名都不肯赏赐，吴宓成了“胡梅辈”的“同道”。并且，郑振铎说林纾“放反对的第一炮”，并没有将“胡梅辈”放在反对新文化力量之中，说他们这些与章士钊一样的“复古派”是文学研究会大加讨伐的对象，“仿佛要和北京大学形成抗衡的局势”，“但终究‘时势已非’，他们来的太晚了一些。”[1]于是，这种经典性的总结加上1922年鲁迅先生对《学衡》正中要害的一“估”，学衡派和吴宓已经有了历史的盖棺定论。1939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和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都使用“胡梅派”称呼学衡派，“这些人都是留学生出身，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很能援引西方典籍来‘护圣卫道’”。[2]至于吴宓，除了在评论“学衡派”时提到其名以外，少有人将吴宓单独提起。

1979年8月吴宓平反后直至1990年之前的十几年中，吴宓始终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著名学者金克木在1984年9月号的《学林》中《记曾星笠（运乾）先生》一文里说：“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20世纪80年代初，对《学衡》的贬低色彩依然很浓。1982年，张宪文在《学衡派浅析》一文中，以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判定学衡派是传播封建主义思想、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主义派别”，用“他们”指代所有学衡社员。[3]（39）

吴宓进入研究范围，与对学衡派其他成员研究的兴起有关，原来没有纳入学衡核心谱系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贺麟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内涵扩大后的“学衡派”，导致研究者的观点出现了某些分歧的同时，也使学衡派在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得到承认。1990年，陕西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了一本《吴宓专辑》，虽然资料很不完整，但是首次有意识地整理出版吴宓的资料，同时，《回忆吴宓先生》、《吴宓诗及其诗话》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吴宓生前学习、任教所在地的学者齐集西安，召开吴宓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吴宓的昔日友人冯至和弟子季羡林、李赋宁、王岷源等纷纷撰文怀念吴宓的学术功绩与文化人格，这些论文以《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为名出版，以此为标志，真正意义上以吴宓为对象的研究开始起步。

二、吴宓研究的升温历程

1990年之前，学界对吴宓的了解，除了“学衡派”以外，其人其事鲜为人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宓的著述及其相关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学者们并没有将吴宓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许多文章集中在回忆生平、叙述史实上，这虽然有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吴宓，但学术层次却不高。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之后，学者对吴宓研究的兴趣伴随着吴宓相关资料的陆续面世逐渐提高。1992年3月，吴宓之女吴学昭著、季羡林题写书名《吴宓与陈寅恪》以清华文丛的形式面世，当时，《吴宓日记》尚未整理出版，该书中大量的日记史料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吴宓与陈寅恪坚守书斋，执着追求心中的学术理想以及他们“殉道”似的孤独和寂寞让学者们深受感染。[4]同年5月，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在咸阳开幕，《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也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后，吴宓研究的契机已经到来。

继1992年《吴宓与陈寅恪》问世以来，1993年，清华再次推出吴学昭整理、钱锺书题写书名的吴宓20世纪30年代的讲义《文学与人生》，这本以大纲形式出现的讲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论著，但里边包括吴宓的文学观、人生观、道德理想、文化追求、哲学架构、宗教信仰等众多纷繁复杂的信息，是从文学、哲学、思想史等各个角度研究吴宓的珍贵文献。两年后，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因为年谱记载的时间跨度很短，留下些许遗憾，但吴宓用小说的铺张手法记录的这部年谱，因历史的久远而给读者神秘的吸引力。1998年6月《吴宓日记》（1910—1942）1—8卷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面世，1999年3月该日记的9—10卷（1943—1948）出完。这部日记其实也是残缺不全的，却弥补了《年谱》的部分遗憾。2004年和2005年，《吴宓诗集》与《吴宓诗话》分别出版。2006年，三联推出了《吴宓日记》（续编），这套厚厚的10卷本日记，相对解放前的日记要相对完整，尤其是对于文革及其之前的历史记载堪称扣人心弦的风云实录。至此，除了吴宓部分散见的文章和文革期间保存在学生周锡光处的部分资料因故未能整理出版外，吴宓的论著及其原始资料已经面世，为1990年代以后吴宓研究日益升温打下了史料基础。

笔者利用目前收录最丰富、检索也最方便的中国期刊网CNKI对1979年至2008年10月之间的中国学术论文上的关键词进行数理统计发现，1979年到1986年的7年时间里，中国人文社会学术论文中没有出现过一篇以“吴宓”为题目的文章。1987年，吴宓逝世 10周年，才出现吴宓的纪念文章，1988年以后又消失了。1990年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之后，吴宓研究开始持续升温，1992年和1994年召开的第二届、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以及1998年在重庆召开的“吴宓学术研讨会”对吴宓研究无疑起到持续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吴宓自编年谱》、《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诗集》、《吴宓诗话》等陆续面世，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论文主量逐年增多，关于吴宓研究的学位论文数量也在近几年激增。以“吴宓”作为关键词之一的学位论文（含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共有 12篇。分别是：2003年1篇、2005年2篇、2006年1篇、2007年7篇、2008年1篇。尤其是《吴宓日记》及其续编出版时，在1998年和2008年分别形成了两个研究高峰期（续编的发行量只有3000册，且开始发行有限制）。可以预见，今后的吴宓研究还将继续升温。

三、吴宓研究的阶段特色

1992年，《读书》杂志发表了刘梦溪等人的《吴宓眼里的王国维之死》等三篇关于吴宓的文章，吴宓研究正式拉开序幕。随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吴宓研究集中在传统文化领域，徐葆耕的《吴宓与会通派》、程麻的《在激情与理性的冲突中——吴宓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陈建中的《关于吴宓的“三境”说》、郑师渠的《论吴宓的道德观》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些文章倾向于重新审视吴宓的传统文化和其论点的合理性因素。

与此同时，文学史上关于鲁迅与吴宓的论战浮出视野。孙尚扬在1995年12月出版的《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一书的“代序”中写道：“孔子之是非非天下之是非，鲁迅之是非或许亦非天下之是非。因此，我们斗胆来重估《学衡》。”[5]该文不但要重估《学衡》的价值，而且还要重估《学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抗争的意义，重估新文化人尤其是鲁迅当年批判《学衡》的不妥之处，这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批判态度的立场显然代表了许多学者的心态。1996年8月《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洪峻峰的《〈估学衡〉与“重估〈学衡〉”——为鲁迅一辩》，洪文认为“启蒙与学术的对峙”并不能反映新文化人与《学衡》对垒的实质，“无论如何冷静地调试启蒙与学术之间的秤星，也无助于重估当年新文化人对《学衡》的指斥，也不能推翻鲁迅‘估《学衡》’之是非”[6]舒芜随后也赞成这种观点。[7]

研究者对于如何给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上存在分歧，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知识分子的定位，实质上是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传统的当代对立，是一个关于新文化运动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李怡对这种分歧进行了梳理：“无论是先前的近于粗暴的批评还是当下的近于理想化的提升，都不一定符合‘学衡派’的实际”，“‘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8]事实上，这个分歧并没有弥合，反而日渐扩大，而且这个值得深入研讨的话题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迹象。一方持颂扬吴宓坚守传统文化、赞扬其文化人格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另一方对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立场持批判反思的态度，前者大有压倒后者的趋势。这个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说吴宓“臭名昭著”的没有了，说吴宓“可爱”的越来越多了。

1997年，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渊源被挖掘出来，于是，吴宓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的形象被凸显了出来，代表性的论文有：戴家祥、林在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孙敦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张致强的《吴宓暮年点滴事——吴宓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祭》等。吴宓在清华国学院的事功，进一步确认了早先认为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9]的论断。同时，吴宓研究开始扩展到知识分子问题和其他领域。1998年，《红岩》开辟吴宓专栏，王本朝将吴宓放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几种不同的生存选择的历史框架里加以考察，[10]崔延强则从吴宓入手，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塑问题，[11]而刘明华则将吴宓兴办同仁刊物参加学术论争与任教大学讲坛看作是两种文化担当的方式。[12]

所有患者随访11 ～ 36（22.9±5.8）个月。共46例发生并发症（6.2%），其中术中并发症7例，包括导丝断裂3例，腹主动脉损伤1例，硬膜损伤3例；术后并发症39例，包括螺钉位置不良17例（共19枚钉），螺钉断裂8例，迟发性感染5例，复位不良4例，连接棒松动3例，螺塞脱落2例。7例术中并发症患者经术中及时处理，手术顺利完成；39例术后并发症患者中14例行手术翻修，其余患者给予支具等辅助治疗，术后恢复良好。

新世纪以来的吴宓研究朝着不同的领域日益深入，《吴宓日记》的面世牵动了众多历史片段，带动了世纪之交的吴宓日记研究，2006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更使吴宓研究日趋丰富。近几年，近现代思想史、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红学）、比较文学、政治学、哲学等各领域都将吴宓纳入研究视野。吴宓研究的趋势已经由初期的史料性发掘、普及性叙述走向学科细化、理论深化的新层次。

四、吴宓研究的领域分类

根据CNKI上的检索数据，截至2008年10月，光是以“吴宓”为关键词的期刊文章就达到437篇，去除一些泛泛而谈的介绍性文章，具有一定学术规范的论文也有将近300篇。依照与吴宓相关的学派、思想、生平、著作（日记）、文学理论及批评等研究范畴，笔者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基本归类。

（一）吴宓与学衡派研究

学衡派研究是吴宓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研究背景。1990年代初期以前的学衡派研究集中于总体述评（张宪文：《学衡派浅析》等）和学衡派非中心人物的研究（乐黛云：《“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等），随后，才将学衡派作为吴宓的背景，突出吴宓的中心地位，不过，这个时候的学衡派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会通派”（徐葆耕：《吴宓与会通派》等）。接着，围绕着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学界对如何给吴宓的角色定位产生争论。至少，以郑师渠等史学研究者对吴宓为首的学衡派文化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李辉、李怡、代讯等文学研究者则持谨慎的批判态度。也有不少文章直接探讨吴宓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大都承认吴宓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又坚持新文化运动处理传统的必要性（张华：《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些立论严谨的文字应该引起冷静的思考。

（二）吴宓思想文化研究

对吴宓思想文化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挖掘其传统思想源流，一方面清理吴宓思想的外来资源。在吴宓思想研究领域论文的观点比较客观，但在吴宓传统文化观的论题上，近来多数学者对吴宓保守的观点渐趋于认同，这似乎与新文化传统存在着潜在的矛盾。

（三）吴宓文学理论研究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吴宓一生的志业理想，也是吴宓研究中最为贴近吴宓本体的研究领域，但是，就目前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吴宓的文学观和诗歌研究，涉及诗歌理论、诗歌翻译、小说观等方面，吴宓的小说理论也值得挖掘。

（四）吴宓教育思想研究

不管吴宓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争议，都必须承认，吴宓是一位出色的教育者。他在清华国学院的那段时间确实是他一生中的亮点，他借鉴新人文主义导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推行“博雅”“通识”的教育理念，值得深入探讨（陈平原：《从清华研究院看人文精神》、孙敦恒：《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等）。此外，吴宓的教育历程和他与钱锺书等弟子的师生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梳理（刘明华：《吴宓教育年谱》、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李廷华：《吴宓的性格和钱钟书的小说》等）。

（五）吴宓编辑活动研究

吴宓从小就与刊物结缘，一次次发起同仁刊物，大多中途夭折，《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结局也颇为凄凉，有不少学者抓住了这个论题加以探讨，得出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刘淑玲：《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吕明涛：《吴宓的报刊编辑生涯》、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等）。

（六）吴宓生平及日记研究

这是文章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关于吴宓的生平是最基础的研究，不应该成为持续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吴宓年谱和日记的陆续面世，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历史长卷逐渐展开，无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后包括文革武斗在内的历次运动都历历在目，更不要说吴宓浪漫的情感生活、他所接触过的各类历史人物带给研究者多少探讨的话题了（刘梦溪：《吴宓眼里的王国维之死》、范超：《浦江清日记中的吴宓先生》余斌：《吴宓先生的昆明岁月(上)——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和课堂形象》、张高杰：《内心的文化冲突及其自救——吴宓前期日记研究》、刘重来：《吴宓日记中的梁漱溟挨批公案》等）。

（七）吴宓研究综述及会议综述

目前为止，1990年、1992年、1994年和2005年在西安召开了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陈建中《吴宓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1998年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吴宓学术讨论会（王泉根：《吴宓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98’重庆“吴宓学术研讨会”综述》），这些会议的述评是对吴宓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另外，系统地梳理有关吴宓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相关资料目录无疑对研究吴宓提供了便利的思考空间。

（八）吴宓研究专著书评

目前，国内吴宓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沈卫威、张弘、蔡恒、吴学昭等人，其他的诸如徐葆耕、李赋宁、郑师渠、李怡、王泉根、高恒文等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吴宓较多的关注。研究吴宓的专著为数不多，包括沈卫威的《吴宓与〈学衡〉》、张弘的《吴宓：理想的使者》、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等，但是与吴宓相关的论著确不少：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和《“学衡派”谱系》、高恒文的《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李怡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郑师渠的《在欧华与国粹之间》和《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段怀清的《白璧德与中国文化》等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探讨了吴宓的问题。其中的部分论著和吴宓本人的论著都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书评陆续面世。

以上分类并不能完全囊括吴宓研究的领域，相信关于吴宓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正在酝酿之中。

五、吴宓研究的当下反思

“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西来又东倒，扶得东来又西倒。斯宾塞亦谓：凡事均如钟摆，必东去西来，渐反渐弱，而终归于静。社会思潮，与政治趋向，悉循此反作用之轨辙。一种学说，必经若干次之动荡变转，始得成立。”“实则自由者，不.以威力服人，仁之至也。平等者，即恕之道，义之至也。”[13]这是1915年，吴宓觉察到旧有的仁义道德遭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冲击后，自己找回的心理平衡。如果承认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轨迹，是一种在保守与激进、传统与变革之间震荡反复的螺旋形延伸的曲线，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宓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胡适、鲁迅、茅盾等人的围堵；为什么建国后吴宓被视为反动，连文学史都对其反新文化立场进行讽刺；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宓又作为“独立不倚的先觉者”、“会通中西的国学大师”被“追忆”、“解析”和“回眸”。吴宓的命运似乎被其戏剧性的言中：他也成了一个醉人，“扶得西来又东倒，扶得东来又西倒”，是言说者自己的摇摆将吴宓解读成截然相反的形象。很多时候，作为一个被利用的文化符号，吴宓被拿来当作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注脚，或者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例证。吴宓被今天拥有“会通中西”的“中正之眼光”的学者利用了，正如吴宓本人利用新人文主义批判国内新文学、白璧德利用吴宓检测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实验效果一样。

1990年代末，中国学者从西方汉学家那里接过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概念，这个倾向本来无可厚非，的确需要反思，“但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要从特定对象的研究中得到特定对象的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入的认识，而不能从此一对象的感受和认识中获得的印象简单地位移到表面相同或相近的对象之上去，更不能上升到全部文化、整个世界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的高度”。[14]认识吴宓需要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现场，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真实吴宓应该只有一个。如果认为存在这一种真正的历史，那么它只存在于发生的一瞬间。文学史研究者一直想还原一个具有终极意义和原始面目的研究对象，但这种企图几乎是无法实现的。所有的文学史，都只是研究者对进入其视野范围内的阐释和描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吴宓随意的阐释。那种不是立足于吴宓主体本身，仅仅从自己的文化理念出发，将吴宓作为论据的研究方式，不管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1]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导论）[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张宪文.学衡派浅析[J].江西社会科学，1982（4）.

[4]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J].读书，1992（6）.

[5]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C]//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序.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6]洪峻峰.“估《学衡》”与“重估《学衡》”──为鲁迅一辩[J].鲁迅研究月刊，1996（8）.

[7]舒芜.鲁迅“棒喝”过吴宓么?[J].鲁迅研究月刊，1997（8）.

[8]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1998（6）.

[9]赵连元.吴宓——中国比较文学之父[J].学习与探索，1993（3）.

[10]王本朝.吴宓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J].红岩，1998（1）.

[11]崔延强.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塑：由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所想到的[J].红岩，1998（1）.

[12]刘明华.吴宓文化担当的两种方式:学术讨论与大学讲坛[J].红岩，1998（4）.

[13]吴宓.吴宓日记Ⅰ[M].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4]王富仁.林纾现象与“文化保守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3）.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thinking of Wu Mi Study

JIANG Jin-guo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and the changing of historical context,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necessary to discuss Wu Mi Study. Wu mM Study started in late 1980s, and the number of the papers on Wu Mi study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since its popularity in 1990s. Wu Mi Study shows certain phas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inly deal with the study of Wu Mi-related schools, thoughts, life, works(diaries), literary theories, criticism, etc.

Wu Mi Study;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rethinking

I210.3

A

1009-8135（2011）02-0097-05

2011-01-13

蒋进国（1980-），男，河南固始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9级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