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注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所谓名士：周作人性格中的自私与冷漠

汪 注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作为文化人的周作人以温文尔雅著称，而在处理家庭关系、选择人生定位时他却展现出了性格中自私与冷漠的一面。这种自私与冷漠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周作人从获得现实利益的目的出发任由兄弟感情走向破裂；其二是周作人于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而委身敌营、为虎作伥。最终，周作人咽下了由性格缺陷所酿的苦酒，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周作人；性格；自私；冷漠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上，周作人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无论是平和清雅的小品，还是针砭时弊的时评，周作人都展现了独有的文字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底蕴。然而，在社会名流、知识精英、翻译大家的重重光环背后，周作人显露出的却是自私与冷漠，这与他名士身份之间形成了讽刺性的反差。

一、从兄弟到陌路人：驱兄逐弟背后的利益纠葛

依照同辈之间传统的排序方式，周作人处于“伯”、“叔”之间。作为一个兼具中间性、过渡性的家庭成员，周作人理应同时扮演贤弟、慈兄的二重角色，维护、稳固兄弟三人的亲情关系。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周氏三兄弟之间却从起初的“兄弟怡怡”走向“同室操戈”最终各分东西。这场亲情破碎的悲剧得以发生，周作人的所作所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9年2月，鲁迅举家迁入北京。起初，鲁迅与周作人约定以兄弟二人的收入共同养家，以示“经济合并，永不分离”。由于长嫂朱安不识字，经济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羽太信子手中。羽太信子生活奢侈，“只图花钱舒服痛快”，不问来源。[1]（66）对此，周作人的态度至少是默许的。鲁迅曾有过规劝，但周作人夫妇依旧我行我素，以至于鲁迅评价“启明用钱从不算计，还有那位二太太，动不动就用汽车接送日本医生。我用黄包车拉回来，怎抵得过他们用汽车运出去呢？”[2]（183）长此以往，鲁迅在经济上便常有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之苦。[3]（199）

令鲁迅没想到的是，给自己沉重打击的并非家庭的经济负担，而是二弟周作人的突然发难。1923年7月14日，鲁迅异乎寻常地没有和周作人共同进餐，“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4]（439）7月19日，周作人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并要求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鲁迅“安心，自重。”[5]接下来是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沉寂。鲁迅试图和弟弟沟通，未果，于是着手搬到砖塔胡同居住。而就在他于1924年6月11日回八道湾取私人物品时，周作人夫妇对鲁迅大打出手。此事被鲁迅记载于日记中：“……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4]（473）

在这场打斗中，周作人亲手拿起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忍无可忍的鲁迅则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6]昔日兄弟一朝决裂，骨肉之情荡然无存。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究竟有何解不开的仇怨至今仍无定论，但在鲁迅搬出八道湾之后，周作人的举动便着实让人侧目了。

首先，周作人扣留、占有了鲁迅的贵重财物。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鲁迅写道：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厦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7](64)

应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24年9月21日，而且未在鲁迅生前发表过，当属于鲁迅个人的“私录”，不存在鲁迅为了泄愤向周作人“泼污水”的可能。因此可见，周作人夫妇在使用暴力迫使鲁迅离去的同时却清醒地将“鲁迅本人”和“鲁迅的财物”区别对待，悄悄地对自己眼中的寇仇做了经济上的盘剥。这不能不算是周作人善于“理财”的表现之一。

其二，周作人独占了八道湾的房产权。八道湾住宅从购买到入住一共耗费了大约4000银圆[3]（198）实事求是地说，周作人在购房交易中拿出了一部分积蓄，因此有理由享有房屋的部分所有权。但在鲁迅另居他所之后，周作人对这座四合院的契约作了私自修改，将房产收入己手。[1](71)从房屋的共有者变成了唯一的拥有者。不仅如此，鲁迅交到羽太信子手中的收入（薪水、稿酬等）也在兄弟反目之后“自然地”被周作人夫妇“没收”。

和鲁迅的遭遇类似的是周建人。周建人的太太羽太芳子是羽太信子的胞妹。姐妹又兼妯娌，妹妹对姐姐无不言听计从。在羽太信子的“调教”下，羽太芳子对待周建人的态度越发恶劣，加之周建人于1921年10月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夫妻之情裂缝增大。（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周作人与鲁迅恩断义绝之后，周建人和羽太姐妹之间的矛盾也迅速公开化。二哥周作人的态度则是置之不理，任由事态蔓延，对三弟并无一语存问。

周建人在上海重新建立了家庭之后与周作人之间情同陌路。周作人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弟弟。上海沦陷之后，周作人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将周建人的收入直接扣除一半，转汇到自己手上，这一举动对周建人及其家庭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雪上加霜。[1]（125）鲁迅曾在1934年8月12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里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八道湾是永远填不满的。”[8]随着鲁迅与周建人先后离开，“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那就是周作人自己。三兄弟分道扬镳之后，周作人终于可以“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了。

二、离不开的八道湾：“家事所累”与人生选择

1937年7月29日，日军进入北平，古都陷入敌手。自当年8月上旬起，驻北平高校、滞留北平的文化界人士开始了有计划的南迁。其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联合行动，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长征”向侵略者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9]在南下的人群中，并没有周作人的身影。周作人蛰居不动，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国难声中怀知堂》（郭沫若）[2]（149）、《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胡适）[10]或公开刊登于杂志呼吁周氏南迁，或辗转寄至周宅以隐语殷切叮咛，措辞各异，心意相通，都是劝周作人快做决定以表明立场。

此时的周作人与其说是在彷徨，倒不如说是在观望。在致陶亢德的信中，他表示，“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11]（42）除了表示要“苦住”下去，他还在信中寄语南去的友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12]就这样，这位“苏武”在北平度过了八年时间。和历史上的苏武不同的是，汉时的苏武最终没有妥协，而自称苏武的周作人却在一年不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著名文人向文化汉奸的转型。当然，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毕竟，周作人在北平确有过高校兼职（在燕京大学兼课）、闭门读书的一段时光，也有“枪击未遂事件”的刺激。然而，随着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1938年2月9日）的报道及照片公诸于世的时候，周作人曾经的许诺顿时化为泡影。

对于自己的投敌行为，周作人主要还是从家庭负担上来寻求开脱的。在收到胡适《寄》诗之后不久，周作人便予以回复云：“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并不是出了家地特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少，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13]

正是由于“庵里住的好些老少”，“庵主”周作人只能苦苦支撑、托钵化些斋饭。如何“化缘”？周作人的办法便是出任多个敌伪文化机构的高级官员，其最高的官位是汪精卫政权的教育总署督办（教育部部长）。和官级对应的是收入的剧增，[3]（251）显然养家已不是问题，但周作人的行为却令人瞠目。这体现在他对待寡嫂朱安的方式上。

鲁迅离开八道湾之后，周作人承担了鲁老太太的生活费，而朱安的生活费由鲁迅寄到八道湾。鲁迅逝世后，这一责任由许广平承担。1941年，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捕下狱，汇款才停止。[1]（98）很快，朱安便因生活窘迫要卖掉鲁迅遗留在八道湾旧居中的藏书等物品。得到消息之后，国统区文化界托唐弢等人奔赴北平“抢救”鲁迅旧藏。1944年夏，当他看见朱安时，朱安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交谈之后，他才发现周作人对“老母寡嫂”（鲁老太太已于1943年辞世）所进行的供养几乎是一句虚话——他每月给朱安的赡养费“只抵探亲访友时买点水果糕点的费用”。与对待寡嫂的吝啬小气相反，身为名士的周作人在书籍上的资金投入却颇为豪爽大方。唐弢回忆，周作人对一部分鲁迅旧藏大感兴趣，已提前预定了自己想到的藏书，并愿“照价付钱”。[2]（181）如此公平买卖的表象之下，是周作人冷酷无情的内心。以此性情接人待物，作出失节之事又有何奇怪可言？——就在日本投降之后不久，周作人“爱书如命”的某些举止被公布了出来，一时传为笑谈：

周有藏书癖，其任伪教署时代，文物之什，胥在其权利范围之下，北平图，不少善本，周甚喜之，既利用其职位，乃假若干以去，上梁不正，底梁亦歪，一部乃流诸市肆，周遂背盗取之名。后经检查，书又浦还，然则周作人盗取古书之事，遂成当时之话柄矣。[14]

归根结底，周作人的附逆行径可以存在多种解释，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则是周作人对舒适生活的无法割舍。论年纪，他不如陈寅恪、沈钧儒；论家庭负担，他不如闻一多[15]、朱自清[16]。尽管如此，周作人到底还是为了一己之私而辜负了往昔同仁的期望，泯灭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践踏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三、往事追忆：被宠坏的孩子、“冲淡”及其他

有这样一组对比，精细地勾勒出了鲁迅、周作人之间的差异所在：

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17]

显然，上文关注的是鲁迅、周作人在气质、性格上的“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两人之间在经历、喜好的“同”，诸如离乡求学、东渡日本、爱好文学、参与中国的文化新生运动、教授身份和难分伯仲的社会声望，等等。事实上，我们在探究两兄弟的异同点时，有必要搁置相对外在的因素并深入史实的回顾当中来发掘更具决定性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项值得我们关注。鲁迅年长周作人四岁，正是这四岁之差，使得周作人走的每一步，都已有鲁迅提前的准备、铺垫和安排。长此以往，强烈的依耐性和缺乏责任感渐渐构成了周作人为人处世的两大特点。

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一文中记载，周作人刚出生时一度缺乏营养，肠胃不好，身体瘦弱。两三岁时得了天花，侥幸存活了下来。鲁家遭遇变故，多灾多难的时节，周作人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并没有受到心灵上的重创，度过了相对顺遂的儿时生活。[2]（198）不仅如此，在鲁迅心中刻下沉重烙印的父亲之死在周作人那里并不存在。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周伯宜和蔼、宽容，“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18]伯宜公逝世时，鲁迅15岁，周作人11岁。在此之前，求医问药、借债典当的责任由鲁迅来履行，未让年幼的周作人插手。

随着年岁增加，作为长兄的鲁迅对周作人的照顾越发无微不至，哥哥甚至为弟弟处理便溺这样的小事。兄弟二人刚由日本留学回国后居住在绍兴会馆，“会馆生活很是简单，病中连便器都没有，小便使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放翻，洋铁簸箕上厚铺粗草纸，姑且代用，有好多天都由鲁迅亲自拿去，倒在院子东南角的茅厮去。”[19]

而在归国之前的留日阶段，周作人也不曾吃苦、受累。在日本，周作人可以投入地品味异国文化的魅力，抒发“思古之幽情”[20]（158）（《苦竹杂记》）；可以安逸地欣赏日本生活的风雅兴味（《日本的衣食住》；可以怀念古朴幽静的东京（《怀东京》），感激东京的书店（以丸善书店为代表）对自己吸收西学、藏书上的助益。（《东京的书店》）。之所以如此悠游自在，依靠的还是鲁迅的无私付出：

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20]（220）

就这样，周作人在鲁迅的关爱中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归国就业。可惜的是，这份如雨露一般的关爱浇灌出的花朵竟是周作人的自私与冷漠。

由于从小不经事、不管事，周作人喜静而不好动。他将书斋当作怡养身心、陶铸性情的最佳场所。“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1]（79）做书呆子未必不好，但做书呆子做到麻木不仁的境界，则是过犹不及。据许广平回忆，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21]（86）1941年3月24日，周建人的小儿子丰三因故在八道湾开枪自杀，周作人的反应竟一如既往的淡漠安详，照常在苦住斋（居留北平后，周作人将苦竹斋改名为苦住斋）中查阅典籍、接待宾客，“家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能面对书桌坦然自处的”，[11]（135）将魏晋名士所崇尚的“冲淡平和”发挥到了扭曲、怪异且的阴郁、残忍极致。

在《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中，周作人对日本武士传统中的“首实检”大家赞美。而所谓“首实检”（Kubi Jikken）者，即是在杀戮之后精心装饰被斩下的首级。周作人竟将这种武士传统视作“人情之美”、含有大慈悲种籽的“武士之情”。[22]而在《初恋》[23]一文中，周作人坦诚地回忆了自己在少年时期所萌发的爱情。对姚家三姑娘的“恋慕”是青涩单纯而明丽美好的，“爱情”让这个周姓少年第一次有了“为保护她而战”的骑士精神：当三姑娘有“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危险时，周作人暗暗立誓要“去救她出来”。文末，“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作人的想法竟出奇地冷峻：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放下的“大石头”究竟是什么？答案并不明朗。在笔者看来，除了周作人文风的清、涩、淡、雅，这句话当中总是散发着异样的气息，蕴藏着一种将“爱”与“死”打通、将“佛心”与“魔性”混糅而成的杀气。周作人自称系老僧转世，[20]（5）理当不缺那一脉菩提慧根与济世度人的宽宏，未料却暗藏这般以死脱厄的情结，委实令人心悸。

时光荏苒。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因投敌罪行深陷囹圄。数年之后，走出牢狱的周作人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专事翻译。深居简出的他时常为羽太姐妹的医药费用典当旧藏的文物、日记、书籍（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2]（230）时至“文革”高潮的1967年5月，82岁的周作人在惊惧纷扰、喧嚣混乱中意外身亡，留下一连串公案是非待后人评说。而这一年，距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正好44年。

[1]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2]程光炜.周作人评说 80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3]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4]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张家康.一言难尽周作人[J].文史精华，2007（2）：36.

[6]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J].新文学史科，1983（4）：19.

[7]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1][日]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2]止庵.周作人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13]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民国]胡开明.汉奸内幕·周作人盗取古书案[M].天津：南开大学古典文化书库.

[15]谢泳.重说文坛三剑客·闻一多[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16]姜建，王庆华.朱自清图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7]孙郁.鲁迅与周作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8]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19]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22]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风雨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3]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郑宗荣）

So-called Celebrity: Selfishness and Indifferency of Zhou Zuoren

WANG Zhu
(Anhui Business and Commerce College,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s an interllectual, Zhou Zuoren was famous for gentleness and cultivation. However, Zhou showed selfishness and indifferency both in handling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life orientation. From damaging brotherhood to viola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Zhou went too far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was at last judged harshly by history.

Zhou Zuoren; character; selfishness ; indifferency

I206.6

A

1009-8135（2011）02-0078-05

2010-12-28

汪 注（1981-），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