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银湘,唐凯兴

(百色学院政法系,广西百色 533000)

社会转型期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因其涉及到价值重构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也就注定了社会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传统的价值开始式微始于近代外来西方的武力逼迫以及文化侵润,同时伴随着近现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革命实践,如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都使得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迈进呈现出了不同的表征。根据这些表征,可以把社会转型期划分为不同的时段。从短时段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应该是从改革开放起算而延续至今,因为中国重新开启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这是一个尚在继续的过程。从中时段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可以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因为新中国建政事件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不仅仅意味着以一种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代替了旧制度,同时更是一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代替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而居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主导地位,进而也有了社会主义伦理逐步挤压儒家伦理的空间。这也是一个尚在继续的过程。而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则可以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外来文明凭借武力逼迫为后盾的文化入侵,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和传统儒家学说在明清时期悄然“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语)的转向。因为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在被武力粉碎之后,西方文明 (当然也包括伦理在内)在中国的侵润程度逐步扩大,同时由于近现代无数先觉者基于救国救民的道德使命也大规模引入了西方不同思想,开启了一个延续至今的 “古今中西之争”(甘阳语)局面。

不同时间段的社会转型都给中国的伦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从中、长时段来看,传统儒家伦理在近现代受到了挑战,同时由于制度的变迁而被社会主义伦理所取代。从短时段来看,社会主义伦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受到了多元思想的挑战。因此,作为族别伦理之一的壮族伦理思想同样不能例外。尤其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广西作为一个开放的桥头堡,其所受外来的冲击更是明显。所以,探讨社会转型期壮族伦理的研究困境也就有了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伦理尽管随着制度更替在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没有统治地位。然而,伦理本身即为人的伦理。在社会转型期,它还将长期存在,且某些伦理价值也将一直存在。同时,由于伦理学领域中,族别伦理思想的研究尚未大规模展开,而民族政治学领域关于民族政治伦理的研究也尚处于空白状态。鉴于此,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够投身族别伦理的研究,力图从丰富的族别伦理思想中寻找资源,通过重新挖掘传统族别伦理思想,来丰富现有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以便建立起融入了属于各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族别伦理的转型期的伦理理论体系。就具体族别伦理研究而言,所开展的研究和发掘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以及汉族等方面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方法是以现代问题作为切入点,以现代概念、西方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传统资源中寻找与今日社会主义伦理问题或者解答现代问题相契合的理论及策略启示。这种以今溯古、以西套中的方法确实能使丰富的原始资料呈现出一种理论系统性,也使得族别伦理在当代视野中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研究所反映出的古今中西语境差异所导致的研究困境。对于由诸如文化差异、诠释方式等所导致的在诠释各少数民族伦理经典的研究困境,目前学界还少有关注。本文力图以笔者所参与的、唐凯兴教授主持的“壮族伦理思想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为例,来具体探讨在挖掘中国族别伦理中关于政治伦理资源中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困境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困境一:不同语境下不同问题与逻辑如何对接

族别政治伦理研究属于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政治学、伦理学和民族学三个学科,其交叉学科性质长期以来决定了它属于边缘学科。然而,根据唐凯麟教授的观点,伦理学将是 21世纪的显学,政治伦理学将属于“显学中的显学”而成为全球学者关注的焦点。[1]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族别政治伦理“具有它自身发生、发展的逻辑基点和内在规律,具有更基本的问题域。”[2](P38-39)族别政治伦理在学科归类上属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它研究政治究竟是什么,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政治所作出的事实判断;作为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研究政治应当是什么,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政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与逻辑下,族别政治伦理研究如何实现与一国的国族政治伦理研究乃至全球政治伦理研究相对接,尤其是中国这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在面临古今中西之争的世界舞台上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均为儒家政治伦理占据了政治与社会的主导地位,通过 “和而不同”的文化浸润以及“羁縻政策”的政治 “维稳”两大策略,中国各少数民族基本上认同了儒家政治伦理,并通过本民族特有的表达形式代代传承,或通过本民族的文字以书籍的形式保存下来,或通过民歌等口头形式口耳相传。这些无疑是这个民族的生命体验与社会沉思的结晶 (当然也就有了其永恒的意义)。就壮族所传承下来的政治伦理来看,其关注点放在了如何为政这个问题上面,这种问题意识显然源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场域。但是,置身不同文化、不同时空环境之中的人民所萦绕深思的问题却存在着不同的问题逻辑。

例如,就壮族的 “天命观”而言,壮族人民所理解的“天”是一个造物主的天。其所具有的惩罚权力因而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禁忌。就其造物主内涵而言,《布洛陀经诗》说:“那时天下没有首领和土司,没有土司来作主,没有皇帝管天下。”但是,一个社会没有公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人类必将陷入“利维坦”的世界,弱肉强食。“世间就乱纷纷,出了坏事无人理,有了好事无人赞。蛮人和强人结成伙,到处乱抢又乱吃,到处乱吃又乱抢。蛮强欺压弱小,天天互相打斗,天下无人管理,天下不成章法。”[3](P488-491)所以,必须 “造一个人来作主,造一个人做君王,造一个人来掌印,造出土司管江山,造出皇帝管国家。造了官又造府,建了州又建县,天下从此才有主。众人的事才有人来管,出了事有人来治理”[3](P492-495)。

壮族如此把“天”赋予了类似造物主的功能,就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天下观进行了对接。因为中国 “天下/帝国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它具有完全不同于民族 /国家的价值标准。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 /文化单位意味着存在比 ‘国’更大的事情和相应更大的价值标准”,[4](P63)壮族也就一直停留在中华文明的辐射圈之内,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在参照西方 “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来挽救民族危亡的时候,无数壮族优秀儿女才奋力抵御外侮。然而,这一逻辑也并非能解释所有的关于壮族的民族政治。例如,跨国壮族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牵涉到不同的主权 (民族)国家。换言之,跨国壮族应该是隶属于不同的国家,尽管他们就血缘关系来说属于同一民族。但是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族裔必须隶属于国家。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地缘政治的争锋,使得“并非所有事情和所有价值都可以在 ‘国’这个政治单位中得到绝对辩护。”[4](P63)这也就是为何各国都在警惕民族分裂势力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思考类似问题的时候,也就应该置身于不同时空语境,把握其中的问题意识的变化和逻辑重心的迁移。

困境二:外来理论方法如何与壮族思维方式相契合

当前我国关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是在族别政治伦理研究方面,却仍处于空白阶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就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器”。要开展族别政治伦理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一些外来理论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分析方法从某种程度来说,甚至可以决定着一项学术研究成果所呈现的面貌,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然则,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灵活具体地使用理论方法,根据自身的问题意识开展科学研究,通过移情理解去分析、诠释壮族先民的思想。如此,才能确保族别政治伦理研究成果的阈和度。谈到这个问题,就离不开我国宏观层面的政治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系统研究。鉴于当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内容上相对滞后,研究缺乏理论支撑,我国政治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仍不够系统和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现实政治生活的一些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研究,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学体系的理论支撑。只有确定了这个理论支撑点,才能在壮族政治伦理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话语”体系来阐释与研究壮族政治伦理,避免以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解释壮族政治伦理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内壮学研究专家们,如李富强教授,对于美国富尔曼大学副教授白荷婷《创造壮族》就做了有关的批判。①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的族别政治伦理乃至一般的政治伦理研究中,研究的视角相对狭窄,研究的方法相对单一。从研究的视角看,现有的壮族政治伦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壮族传统经典,如《布洛陀经诗》、《传扬诗》等著作的梳理和挖掘上。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基本上是从理论到理论,多采用叙事方式,多演绎归纳,少实证分析、少现场调查、少数据统计等实证研究。例如,本文作者去年在两广伦理学年会所提交的论文《“那”文化政治伦理之治平思想研究》就是在梳理上述两部经典著作、壮族民间歌曲、民间故事等素材的基础之上,通过重新演绎,提炼出了壮族政治伦理治平方面的思想,分为天命观、民本观、抗争观、公平观、民权观五个方面。[5]

总体上看,当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所谓 “批判地继承”,应该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而通过挖掘壮族政治伦理思想中合理有益的成分,这对于广大壮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势必为当前的政治伦理研究开辟广阔的空间,而随着近年来国内民族地区问题频发,族别政治伦理研究应该、同时也必须有新的发展和完善,在伦理学这门 21世纪 “显学”中成为真正的分支“显学”。这应该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深入研究壮族政治伦理思想,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意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有价值的因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学体系,将成为未来中国族别政治伦理研究的重大课题。

困境三:现代概念如何诠释壮族政治伦理

然而,鉴于壮族流传的《布洛陀经诗》和《传扬诗》等典籍年代久远,同时还存在着相关资料匮乏的情形,在演绎、诠释这些经典的同时,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现代概念来对古人的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是一个需要壮族政治伦理研究者沉下心来认真琢磨的问题。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石。概念理解出现了偏差,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也会引起无谓的“学术争辩”,混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当前学界在厘定政治伦理这一概念的时候,或是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政治伦理而表现为一种“政治的伦理论”,这种研究的旨趣在于为政治寻求伦理支撑;或是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政治而表现为一种“伦理的政治论”,这种研究的旨趣在于根据伦理精神来规范政治生活。[6]事实上,上述两种思路都表明了一个问题,也即政治与伦理是能够互通互融。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预设,“人类的社会治理史在本质上就是一部政治伦理发展史,即是政治与伦理矛盾运动的演变史……人类历史就是在伦理与政治的契合互动中得以维系和持续发展”。[7]

然而,这种大历史观的理论视野仅起到一种宏观的指导作用。在具体的族别政治伦理研究中,更有可能是掩盖了短时段的、具体的问题意识。根据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段的观点,只有通过“长时段”的视角才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终结动因。而关于“长时段”的研究则是有别于传统的历史研究,也即从 “描写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过程的研究”。[8](P27)但是,在短时段来看,中国国内各民族、各地区的区情截然不同,相去甚远。哪怕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短时段内看,“中国”也有别于地方。从长时段看,中华文明更是有别于西方文明。那么在“古今中西之争”格局下,对于一些概念的使用,尤其是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应该从概念史的角度加以厘清。只有清楚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转变历程,才能了解这个概念背后的社会史、思想史与心态史。进而在对于这些不同国家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现理论纷争背后的概念差异。因此,在开展壮族政治伦理研究的时候,在与古人对话,进行诠释经典的时候,今人就很有必要做到“同情之理解”,不能因为今人由于不同时代语境所呈现的不同问题意识而对传统经典的诠释随意地增减经典的意义,而须保持经典的基本逻辑、理论核心、问题关注点不变。

结 语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古今中西冲突格局使得在政治学领域、民族学领域与伦理学领域存在着诸神之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学、民族学与伦理学也在努力地 “补课”,②在经过多年的 “取经”、“效仿”、“自觉”[9]之后,可以说已经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的同时,基于本土问题意识的驱使而进行创造性思考,形成一些新的交叉学科。当然,这些学科还在形成之中,也遭遇一定的困境,如本文所探讨的壮族政治伦理研究一样。然而,如同王沪宁在 1994年所自信地预言“中国政治学大有可为”[10]一样,笔者同样相信,克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研究困境,我们中国学者必定能够从 “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与进口者角色”向 “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9]转变。

注 释:

① 具体参阅李富强:《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K.Palmer Kaup等对话》,载于《桂海论丛》2010年第 2期 ,第 100-105页。

②邓小平同志在 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见《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80-181页。

[1] 徐新,等.政治伦理学的热点问题——第二届全国政治伦理学理论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06,(2):68-69.

[2] 戴木才.政治文明的正当性——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3] 张声震.布洛陀经诗译注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4] 赵汀阳.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天下体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 梁银湘,唐凯兴.“那”文化政治伦理之治平思想研究[A].“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广东、广西伦理学会联合年会论文集[C].广西桂林,2009,251-257.

[6] 戴木才.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J].伦理学研究,2003,(6):49-56.

[7] 李兰芬.政治伦理:“以德治国”的本体定位 [J].伦理学研究,2003,(6):46-48.

[8] [英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9]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5-23.

[10] 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J].瞭望周刊,1994,(20):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