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蓉婷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江苏 苏州 215009）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文学的表现是文化的反映，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不可忽视文化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对外来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文化因素不仅决定了“接受什么”，也左右了“怎么接受”，甚至是该类文学流派或文学形式得以本土化的对接基础。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视野里，20世纪法国文学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译介历史不难看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比之其他国别文学起始更早，也更为深入。纵观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学接受，基本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出现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大量具备人道主义意识的法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治使得一批优秀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有目的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第三个时期则在“文革”结束之后，从70年代末至今，法国文学翻译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类文学思潮进入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其中，最具特殊意义的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在中国所引起的热潮。“他人即地狱”，“自由选择”，“存在先于本质”，为中断二十年的文学讨论再次拉开序幕，存在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

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学接受既是文化机遇的偶然，又是文化内核相契合的必然。

一、文化气质的相似性带来文学的亲切感

中法两国从地缘性上考量，虽分立于欧亚板块两端，但基本处于同一纬度。身处欧洲大陆肥沃地区的法国，与中国一样有着很深厚的农业基础，即使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伦理结构有着很强的束缚力：中国以伦理道德治国，“家天下”的概念正体现了伦理等级上的统治秩序；法国的伦理等级、血统优势也很顽固，贵族的势力非彻底性的革命无法推翻。法国人对土地的依赖性和感情正如中国人一样，因此，安贫乐道、保守自足的个性也很相似同时，作为“原住民”的高卢人天性鲁莽善战，优越的地理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物产，也造就了他们放纵自由的生活方式，现世享乐的观念非常浓重，文化精神表现出忍耐力与妥协性。

另外，法国文化又有着极强的自我。法国名称的来源就是日耳曼语franc“免纳贡赋”，实际上，法国人也的确没向任何人屈服过。不夸张地说，法兰西是最具逆反性的民族。对于秩序和传统，法国人似乎有着固执的破坏能力，如法国大革命的全民运动，巴黎公社的尝试。1789年《人权宣言》首先提出的就是“人生而自由”。此后，自由的口号就成为了法国的象征，它的意义也一再被扩大。对自由，法国人可谓奋斗不止。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不难找到相似之处。文化的自由意志从春秋诸子开始就未曾停止，在表现出固执的忍耐力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强大的对外在限制的破坏力。换句话说，中法文化均有很强的包容力与固着性，不易更改却善于消化。这也许就是中法两国的除旧革新无法以温和的形式，却必须倚赖暴力革命来完成的原因。

中法在民族气质上有着相近，在民族情结上也有趋同，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使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优越感，自尊自大的情绪从此成为中国至鸦片战争为止的主打情绪。法兰西的黄金时代却是18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将法国塑造为欧洲大陆第一帝国，法国人的自大情绪也在全欧洲的跟风中膨胀起来。虽然在战争的冲击下，自大被现实粉碎，失落感油然而生，但民族振兴成了两国新的共同信念。

中国反封建的要求选择了法国文学，准确地说是选择了法国启蒙文学。从伏尔泰到卢梭，从除旧革新的制度改良到民主平等的社会革命，面对传统文化日益随着腐朽的社会制度走向落后无力的困境时，西学东渐，通过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的译介开始影响和改变几代人的追求和人生目标。《忏悔录》、《民约论》、《法意》等大量具有民主思想、启蒙意义的作品改变了国人对于国家社会的认识，从“师夷技”转而“师夷制”，中国式共和制的理想也由此诞生，要求“民主”、“平等”，除旧革新，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文化政治改革在这些文学作品的鼓舞下有了行动的力量。

20世纪法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对中国近代文学影响极深。郁达夫的《沉沦》仿照《忏悔录》而作，他十分推崇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与审美观，他在卢梭感伤的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中，寻得了心灵的自我疗救②。郭沫若的《女神》中绚丽澎湃的激情，优美的意向表达不能不说是受到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特色的影响。李金发、戴望舒翻译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并将象征主义运用到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中，《雨巷》就是中国传统意象与西方象征手法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作家了解西方的文学潮流和风向，许多是从法国的诗歌、小说开始，而中国民众也是从《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巴黎圣母院》开始接触到西方通俗读物的。无论从地缘还是历史，或者是文化气质等角度来看，中国对法国文学本身有着特殊的亲切感。

二、文化主题的弥合度带来文学观念的互通

存在主义对现实的痛苦、挫折、恐惧的表达适合动荡岁月中物质、精神双重危机的法国。二战中，身处动荡中心的法国普遍存在一种困惑，面对纳粹的政治选择和道德选择成为萦绕不散的重大问题。这样的困惑表现在文学领域③，被占领的屈辱记忆，战后重建的人生选择问题，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以“人生选择”的文化主题弥合了法国人的心理需要，存在主义也通过萨特的“介入文学”繁殖出了鲜明的法国特色。

存在主义是以一种悲观消极的人生态度出现的，它对于遭受战争折磨的人们是一种灵魂的缓慰剂，并未涉及“个人选择”的意义。然而在萨特看来，人的绝对自由就在于选择的自由，个人选择决定本质，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萨特还对现实做一种悲剧化的描述，把“人”视为永恒性的不安、绝望，但其存在主义理论却有着积极的甚至是乐观的方面。《恶心》中的洛康坦对整个世界的不可控制进行反思，从而发现其荒谬性，但他不能运用信念，只得退居象牙塔，逃避现实。这里的选择还是消极型的。而在《到自由之路》中，玛梯埃意识到了行动的意义，最终“有所为”。萨特肯定了选择的积极意义，这也许是战争背景赋予萨特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也可见法国人骨子里的乐天与浪漫情节。

同样的，实用精神也深藏在法兰西的民族性格中。从骑士文学、市民文学开始，世俗化的特色就一直存在在法国文学中，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对平民生活生动详尽的描写，甚至是饱含感情的歌颂，不但造就了法国古典戏剧的辉煌，也使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法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总是别具风格，从费加罗到答而丢夫，再到《人间喜剧》中的众生相。对个人的关注使得法国文学中出现了大批鲜明而经典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得整个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人文关怀的态度。而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依旧是不变的主题，萨特的戏剧《在密室里》将“人间地狱”归结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墙》反映人选择和生活的不自由状态。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式的存在主义文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反思，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鲜明指认”④，这一主题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产生共鸣，从而迅速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情感需要与表达空白。

法国式的存在主义一经进入中国视野，即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认同。“他人即地狱”的感同身受使很多人有感而发。对人与人关系的追问，成为当时文学反思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在中国也表现出一种选择的困惑：面对过去，人生现实的痛苦、迷离、混乱固然产生一种悲观失望的态度。而对未来，更有着迷惘与不确定。存在主义的文化主题与中国现实的文化现象达到了高度弥合，对于人的关系悲剧的关注胜于对于“人”的永恒悲剧的认识。另外，对于自由的渴求十分强烈，自己做出选择决定自己命运，这种积极用事被结合进了传统文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自由被运用到文化重建中，存在主义在慰藉创伤之外，也给失落的人们找到了重振的信念和勇气。中国现实对存在主义进行了选择，面对存在主义的各种派别之分，中国亲近的是“法国式”的存在主义，接受的也恰恰是带着鲜明法国特色的存在主义，正是源于文化主题与文化现实的契合性。

三、文化精神决定了文学接受的形式

中国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吸收和利用，并不是照搬照抄。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学接受是一次文化反思，也是一次文化内核的整合改革。“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受着法国文学的影响，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大量模仿或模拟，在巴金、胡风和路翎的创作里，不难看出他们对法国文学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激情推崇。然而，这种接受必然是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化基础上的接受，作家在受其影响的同时，也逐步在进行着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

20世纪法国自然主义进入现代作家视野时，自然主义科学实验的写作方法，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排除了主观情感介入，以真实性为出发点的“纯写实”对于反对当时文学中奢靡混乱、虚伪做作的文风是极其有用的。于是很多作家纷纷提倡文学的自然主义，以客观性的现实写作来扭正中国文学的不良风气。但是，茅盾在介绍自然主义时，是将“真”与“善美”相结合的。这与法国自然主义纯要求真实有着区别，它更适合中国崇尚文学完善伦理道德的目的。而在真的要求上，他还要求典型化、细节化，显然又倾向现实主义的笔法。“五四”时期的理论家和作家们，并没有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严格区别开来。他们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接受突出了它为人生、指导人生的精神。重在文学精神层面上的取舍，而在创作方法的层面上评介批判现实主义的较少。自然主义的“无情”被中国化富有民族情感的书写所代替，这是中国文化“重情”的选择。而对法国文学中英雄主义的推崇，为罗曼·罗兰笔下不畏暴力，坚持奋斗到底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倾倒，则是“重义”的侠客情节的结果。

这里，法国文学作为一个外来文化传播而入的媒介，因为文化气质的类同使其能更为受到中国读者的亲近，也更为自然迅速地完整了文学接受的过程，而通过它所提供的西方文学的形象，又更深层次地引起了对整体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好奇。从诗歌到小说，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文化主题的契合让20世纪法国文学更适合于解决和弥补中国文学的现实问题，文学接受不再是更迅速，而进一步走向深入，甚至更具有中国特色。从存在主义在中国的走红就不难发现，选择存在主义，或者说选择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式的存在主义，这一文学接受行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由且主动的选择。

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被选择、接受、吸纳的过程，与中法在文化气质、文化主题、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共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五四”时期法国启蒙文学的先入到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热，可见文化因素对于文学接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是认知外来文学的方式，又是接纳外来思潮的渠道，更是培植新文学的基础，而在本土化特色的演绎上，文化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的分析在世纪文学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对文学研究而言不可或缺。

注释：

①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②王泽龙.略论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特征.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6，VOL21，（3）.

③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526.

④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21.

［1］柳鸣九等.法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艾珉等.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从拉伯雷到萨特［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陈文海.法国史［M］．人民出版社，2004.

［4］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1996，（3）.

［6］苏华.20世纪初叶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4）.

［7］侯洪.法国文学的辐射与吸纳——外国文学关系的影响探源［J］.外国文学研究，2000，（4）.

［8］王泽龙.略论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特征［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