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禄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辫子、长衫及癞疮疤：作为政治符号的身体
——重读《风波》、《孔乙己》及《阿Q正传》

王贵禄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鲁迅之把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指向是从“身体”——这具体存在却又被人经常忽略的现象切入的，而这，正是鲁迅超越五四一代作家极显著的地方。《呐喊》中的诸多文本，都是通过展示各类“身体”——被异化的、被损坏的、被侮辱的身体，来传达其彻底的反封建的主旨的。正是通过这些“身体”，《呐喊》将封建宗法社会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邪恶展露无遗，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精神上施加于民众的有形与无形的压迫加以“祛魅”。鲁迅文本关于“身体”的言说是具体的、夯实的，因而也是有力的。所谓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在鲁迅而言首先是“身体”的自觉，在这样的意义上，《呐喊》完成了一次对封建思想文化最具解构力度的冲击。

鲁迅；《呐喊》；身体政治；宗法社会

一、身体政治：解读鲁迅文本的必要视角

在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鲁迅对“身体”的焦灼关注而研究者始终难于把目光从对纯粹精神或形式试验的专注移向对鲁迅文本中的“身体”的凝视。如果我们细加研究，就不难发现，“身体”的呈现与言说之于鲁迅具有举足轻重的文本意义，从其叙事文体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到抒情文体的《野草》，以及各类杂文，“身体”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形态表述着鲁迅复杂、矛盾、多义的经验与思想。对鲁迅而言，“身体”不单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也不单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体现者，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鲁迅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政治的深层次的透析与把握，承载着其关于“立人”思想的深刻省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冷峻剖析及自我灵魂的严酷拷问。某种意义上讲，“身体”之于鲁迅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符码的序列，一个交织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诸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借用福柯的话说，正体现了“身体政治”。

鲁迅在《〈呐喊〉自序》谈及其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两次契机，一次是“父亲的病故”，另一次是在日本的观影经验。“父亲的病故”使鲁迅产生了学医的热望，他曾动情地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又由于在日本的观影经验，使他深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①，，决定弃医从文。鲁迅人生的重大转折与“身体”密切相关，而且，这两次的“身体”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成了终生噩梦般纠结的记忆，因此，“身体”作为鲁迅叙事的关键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倘若不局限于鲁迅的人生经验来观察鲁迅文本的“身体”建构，我们会发现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同样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价值取向。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西学东渐”规约下的发展及社会改良运动，仍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不堪一击，导致了“身体”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的重要背景。有人认为，“中国是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与失败后，才将目光转向原先不认为是问题的身体上，期望从中模造出一个富强的基础出来”。[1]17-18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知识分子就大力倡导各种身体改造运动，先后进行了诸如“军国民”、“新民”等身体改造运动，他们试图通过所能掌握的文化及符号资源，将国民的身体做一次根本的改造，使其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合而为一。但这种身体改造运动却是在政府行为的参与下进行的，而根本性的“身体”变革实际上是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近代中国的身体改造运动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新的“身体”的生产过程，不仅意味着要祛除儒、释、道等各种传统思维对“身体”建构的拘束，而且要求释放粘附于“身体”之上的君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等各种封建特权，换言之，就是要赋予身体以一定限度的权力，并使其在社会语境中得以确认。诚如福柯所言，“社会身体的现象不是某种一致性的意愿的结果，而是权力的物质性对不同的个人的身体发挥作用的结果”。[2]169

康、梁以降的身体改造运动，尽管收效甚微，却给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窥探社会症结的窗口。在鲁迅的早期创作中，特别是在《呐喊》和《彷徨》，“身体”及其“身体的形成”一直是他观察和反思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正是通过《呐喊》和《彷徨》所塑形的各类“身体”，鲁迅展开了对五四前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度置疑与追问，不仅体现了他执着的五四启蒙精神，而且显示了其对五四基本精神的深化与超越。

《狂人日记》于1918年的问世，以完全迥异于古典文学的现代姿态验证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这篇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身体”第一次被置于格外显眼的位置。《狂人日记》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狂人的身体焦虑。狂人自始至终处于极度的敏感和多疑当中，担心自己的身体被吃，惶惶不可终日。狂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狼子村的“大恶人”的被吃，徐锡麟的被吃，“妹子”的被吃，“易子而食”和“食肉寝皮”的故事，都使狂人弥散着“被吃”的身体想象。但如果仅止于此，《狂人日记》也就不会产生巨大的思想冲击力了，鲁迅的深刻之处，却在于通过呈现狂人被规训与惩罚的身体，凸显了“身体政治”的话语，同时也有力地释放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的社会主题。

所谓“身体政治”，是最早由福柯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权力渗透于身体生产的整个过程，以话语或知识的方式对身体进行操控和规训，并参与身体的微观层面的活动与实践。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论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作用于身体的社会力量的变化，即如何从直接的、公开的身体惩罚转换为从空间上控制身体并规训身体行为的隐蔽模式。被政治体制与知识权力安排是作为个体的身体无法回避的选择，政治和权力的运作必然会产生被动的、奴化的身体。身体经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政治领域，并被强行打上意识形态标志，“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种信号。”[3]27

二、辫子的风波：辛亥革命的政治悲剧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延续了“身体政治”的叙事话语，更值得省察的是，鲁迅在礼教批判之外，大大拓展了身体叙事的可能性。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这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形象给接受者最鲜明的印象的，无疑都是他们的“身体”：孔乙己的被打瘸了的腿，闰土的又粗又大而且开裂的手，阿Q发软的双膝和癞疮疤，祥林嫂木刻似的脸，魏连殳的吐血，子君的绝望的眼神。这些“身体”已远远超越了文学意义上的肖像学，而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换句话说，这些“身体”已演变为各种符号。沉潜于此类“身体”背后的历史文化符码，在鲁迅的一系列叙事文本中被逐个“祛魅”，鲁迅关于“立人”、“劣根”、“国民性”诸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也都通过“身体”得以深度地再现。

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和文化都是从人的身体出发的，人的身体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的缩影。反过来说，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又都在人的身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身体不仅成为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而且也参与了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经历了各种历史的考验，遭受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和文化的摧残与折磨。身体就是各种历史事件的记录表，铭刻着历史的曲折进程，在快乐与苦悲中展示和见证了人类自身的历史命运与生存本相。[4]245在福柯看来，整个的或部分的身体就是历史文化存在的核心符号。

满清是一个与辫子纠缠在一起的朝代，男子头上的一条辫子的存废留剃，实在与清庭的政治命运关系甚大。清军入关之时，要求所有男子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在满人看来，汉人的剃发留辫，就是归顺清庭的重要标识，后来，剃发逐渐演变为清庭的一个不易的制度。在多尔衮执政时期，曾实行过强行剃发的政策，无数汉人因为不肯留辫而被杀头，一条小小的辫子，至此完全变成了一种显在的政治符号。及至近代，辫子的存废又因时代的嬗变而重新成为问题，西方人称中国人为“夷狄”、“半开化”，皆缘于这条辫子。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问题而在国外受辱。[5]38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视剪辫为身体解放的第一步，清庭更是将剪辫同革命谋反联系起来，辫子问题成了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清庭被推翻之后，使剪辫得以在全国实施，剪辫与否又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身体标志。辛亥革命使一条条辫子落地，却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一时真辫子、假辫子皆招摇过市。“辫子”问题所体现的，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和宰制，从剃发到蓄发、剪发，清庭三百多年的政治史最终演变成了一部身体史。《风波》、《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文本正是以辛亥革命前后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从辫子的去留切入而展开叙事的。

《风波》中的“风波”是由七斤的辫子被剪而引起的一场虚惊。在这个文本中，鲁迅以穿透历史迷雾的敏锐，围绕“身体政治”及种种关于“身体”的态度，将辛亥革命的不深入、乡民的愚妄、中国前途的渺茫等都展示了出来。按照福柯的理论，每一次的社会革命和体制变迁都会在身体上得以表现，辛亥革命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辛亥革命造成的身体变化又是什么呢？显然是剪除辫子。问题是，这种剪辫的身体运动有没有产生身体被解放的社会效应。我们知道，七斤的剪辫完全是被动的，是在懵懂之间被城里的革命党剪去辫子的，这个发式的变化尽管给七斤的身体打上了政治烙印，也就是说，在七斤被剪辫的那一瞬间他已完成“革命”仪式了，但七斤对这个“革命”却浑然不解，也毫无概念，因为除了辫子被剪外，其他一切照旧。文化传统之于身体的规训和惩罚，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进行而有丝毫的收敛，此乃鲁迅独到的观察，也是他超越五四一代作家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从《风波》的结尾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文中写道，七斤的女儿六斤“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在过去的研究中经常被忽略，但从“身体政治”的视阈来看，却是极重要的文化细节。裹脚是自南唐以来妇女所遭受的最普遍、最残忍的一种身体异化，女子裹脚期间常常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正式下令禁止裹脚，然而像鲁镇这样离城市较远的乡村，临时政府的文件一则不能及时传达和执行，二则即使传达到了，也常被乡绅们做有意的曲解。“新近裹脚”中的“新近”二字，正说明封建恶俗的卷土重来，这决不像张勋的辫子军拥溥仪复辟那么简单，在临时政府的文件下发五、六年之后，中国妇女的身体所承担的苦难、屈辱和压迫依然如故。呈现这种状况，一方面透露出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深沉忧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鲁迅的基本立场：“身体”的解放非触及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无法实现。

三、孔乙己的长衫：旧知识分子的无由之梦

《呐喊》中的文字，极少涉及服饰，但《孔乙己》中的服饰却很值得追究。服饰原本是无生命的物件，当其与身体结合之后，就参与了塑造着装者的主体性，成为身份、气质等的一种载体。作为一种传统服饰，长衫是封建时期知识分子进入士绅阶层的常服，久而久之，长衫被当做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符号，而其指向，却是金榜题名和富贵荣华，这也是孔乙己们梦寐以求的事。咸亨酒店是一个“身体”展示的平台，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之所以在其他人的眼中具有反讽的意味，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长衫”与孔乙己的身体不相称，他在科举中屡屡失败，“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早已宣告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寂灭。

然而，当我们透视这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时，不难发现，传统的价值取向、权力话语对孔乙己身体的塑造。孔乙己受科举预期的诱惑而导致其人生走向了歧途，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遗训，使他养成了自命清高、好喝懒做的怪癖，当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短衫人物”问他脸上的新伤疤是怎么回事，是否因为“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而落下的，他的回答是“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一件长衫连续穿十多年不补也不洗，足见孔乙己经济状况的尴尬，“十多年”从时间维度上强化了这种状况的由来已久。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却梦想通过“科举”的方式跻身社会的上层，这使孔乙己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妄的世界里，那件始终不肯脱下的长衫，正是孔乙己梦想存在的表征。但由于时代的错位，孔乙己的梦想一如其长衫，已经“又脏又破”，不合时宜了。

孔乙己初次在咸亨酒店出现，鲁迅特别对其“身体”进行了映像：“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最后一次在咸亨酒店露面时，孔乙己的“身体”已变成了这样：“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身体”的前后变化，足以说明孔乙己所遭受的摧残：高大的身材颓然倒下，青白脸色变得乌黑，又脏又破的长衫换成了破夹袄。但孔乙己所遭受的摧残决不只是身体上的，其生存的理由也被丁举人之流彻底击碎。

由于“身体”的特殊性，孔乙己的生活一直处于夹缝之中，他是在孤独中终止其苦难的生命历程的。正是孔乙己穿着的那件长衫，将他与底层社会隔离开来，得不得短衫人物的认可与同情；也正是因为他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他同时被上层社会所不容。穿着长衫，孔乙己就轻视体力劳动，不肯自食其力；虽然穿着长衫，却又“不会营生”，这使孔乙己“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因之不断受到惩戒。尽管孔乙己所遭受的身心摧残令人扼腕叹息，也没有一个读者不痛恨丁举人之流的残忍和阴毒，但鲁迅的笔锋所指，却是通过孔乙己的“身体”，来控诉一种非人道的社会体制。是这种社会体制造就了孔乙己，又遗弃了孔乙己，丁举人之流和孔乙己一样，都是这种社会体制的衍生物，要使孔乙己的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格式化这种社会体制。这大概是《孔乙己》所蕴涵的深刻的“身体政治”。

四、阿Q的“癞疮疤”：国民性劣根的显性症候

如果说孔乙己的长衫的基本指向是一种身份和梦想，那么，阿Q的“癞疮疤”则是针对医学身体的基本问题，即肉体的“不完美”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伤痕。同孔乙己相似，阿Q也生活在一个虚妄的世界里，只不过这个世界的营造更加没有依据，也更加虚妄而已。《阿Q正传》中涉及“身体”的文字不少，“癞疮疤”之于阿Q却是标志性的身体符号。尽管阿Q终其一生都是在幻想、假设和荒谬逻辑中度过的，但癞疮疤的存在却让他结结实实地感到了生存的困惑与不幸。“癞疮”的医学名在中西医都称作“疥疮”（鲁迅使用“癞疮”一词应是方言的说法），这种疾病的发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染性皮肤病，有明显的群集流行的趋向。癞疮的疤痕与众不同，往往呈现为紫红色的隆起状，面积较大而密布，极难从皮肤上消除。本文的兴趣，当然不是考察医学上“癞疮疤”的问题，而在于追溯《阿Q正传》中“癞疮疤”这个身体符号到底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意义。

《阿Q正传》的第二章“优胜记略”，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登场，在简要叙述了阿Q“精神胜利”的些许“根据”之后，“身体”才正式亮相，这个亮相陡然间将阿Q置于悖论境地：“阿Q ‘先前阔’，见识高，而且 ‘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 ‘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按正常逻辑而言，这个身体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的存在、不在意它的存在才是正路。然而，永远渴求“胜利”的阿Q却不这样想，他采取的办法是掩饰和回避，“他讳说 ‘癞’以及一切近于 ‘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 ‘光’也讳， ‘亮’也讳，再后来，连 ‘灯’ ‘烛’都讳了。”如果阿Q无法掩饰和回避，也就是说，如果未庄的谁犯了阿Q的讳，阿Q必将施之以惩罚，以打、骂或怒目而视的方式泄愤。“未庄的闲人们”获悉阿Q的身体缺陷及其行为趋向后，“愈喜欢”从癞疮疤说事，并与之发生冲突，但结果“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当打、骂或怒目而视的方式均告无效，阿Q最终想出了“你还不配”的话来，此话一出，阿Q感觉“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不能正视身体，对身体进行毫无根据的想象，是阿Q身体建构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症候。透过“癞疮疤”，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之于阿Q巨大的精神影响。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到了近代其国力已不堪重创，面对凶悍的列强竟无计可施，但清政府又竭力要保住大国的“尊严”，这种状况，恰如阿Q遭遇王胡、假洋鬼子等的冲突屡屡失利，于是就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豪言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但是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事实，究竟使满清如阿Q头上布满了癞疮疤，是再怎么掩饰和回避都不会奏效的，绝望之余，只有寻求弱者以泄愤，去杀太平军，去杀革命党，并以之达到心理平衡，这与阿Q遭遇屈辱后找小D、小尼姑泄愤如出一辙。避讳及犯讳时强烈的报复欲，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产，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竟将“秀才”改称为“茂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更是荒诞不经。然而，传统文化又确确实实存在着此类荒谬，阿Q的避“癞疮疤”的讳，不过是依“古例”罢了。

与其说阿Q的癞疮疤是一种疾病的后遗症，还不如说是传统文化的余渣存在的表征。阿Q是很有些守旧的人物，他对假洋鬼子“深恶而痛绝之”的原因，“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他对革命的态度亦然，尽管作为无产者他有着本能的革命倾向：“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 ‘深恶而痛绝之’的”。除“精神胜利”是通过一种荒谬的逻辑获取外，阿Q对礼教规范也有一套独特的逻辑推演：“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阿Q不只是这么逻辑推演的，而且通常以掷小石头的方式给他们以惩治。集中体现阿Q革命观和审美观的，是第七章阿Q醉酒后回到土谷祠的一段意识流，其对“革命”的理解无非是一种占有与豪夺，也就是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阿Q的审美观也很特别，他认为“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这段意识流将阿Q的精神世界和盘托出，不仅使阿Q的癞疮疤显得格外丑陋，而且也显得格外可憎。

这也是“癞疮疤”的别一所指：阿Q是被封建文化异化的然而却是忠实于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和践行者。至此，鲁迅从阿Q的“身体”观照达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透视与剖析，承续了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坚决的反封建的精神指向。

五、结语

鲁迅创作《呐喊》的年代，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剧烈震荡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现代精神，以及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都给鲁迅以极大的震动。但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指向的把握是从“身体”——这具体存在而又被人经常忽略的现象切入的，而这，正是鲁迅超越五四一代作家最显著的地方。《呐喊》中的诸多文本，都是通过展示各类“身体”——被异化的、被损坏的、被侮辱的身体，来传达其彻底的反封建的主旨。正是通过这些“身体”，《呐喊》将封建宗法社会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邪恶展露无遗，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精神上施加于民众的迫压暴露于光天之下。这些“身体”的言说是具体的、夯实的，因而也是有力的，更易唤醒沉睡的民众。也正是通过这些“身体”，鲁迅实现了其创作《呐喊》的精神旨归——“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512

[1]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 福柯.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4]M.FOUCAULT,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in 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An Anthology[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5] 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8]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Pigtail,Cheongsam and the Scar：Body as a Political Symbol——RereadingDisturbance,Kong YijiandThe True Story of Ah Q

Wang Guilu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Lu Xun grasped the spiritual direction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via"body",an existential but often neglected phenomenon,which was a remarkable feature where he surpassed the other writers then.Several texts inCall To Armsreflect the writer's antifeudal theme by displaying different"bodies"—dissimilated body,impaired body,and affronted body.Just via these"bodies",the wickedness and evil of the old thought,old morality and old tradition from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ociety are unearthed.Lu Xun's texts about"body"are specific,sound and so they are powerful.The so-called"enlightenment spirit"of May 4th is first of all the consciousness of"body"to Lu Xun,with this,Call To Armsexerts a most deconstructive impact upon the feudal thought and culture.

Lu Xun;Call To Arms;Foucaul;body politics;patriarchal society

I210.6

A

1671-1351（2011）03-0083-05

2011-03-02

王贵禄（1967-），男，甘肃秦安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