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建军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借敷设情节 演“识人”意识
——兼谈《虬髯客传》的情节艺术

安建军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识人”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历代小说对其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诞生于晚唐的豪侠小说《虬髯客传》，可称一篇演绎“识人”意识的典范文本。从情节敷陈看，“识人”意识贯穿情节始终。“识人”场景成为情节的血肉和主体；“识人”意识成为情节进程中的主导因素和叙事的内在驱动力。作者借情节演绎其“识人”意识的倾向十分鲜明。研究《虬髯客传》的情节艺术及“识人”意识，可为经典重读提供新视角，开拓新视域。

《虬髯客传》；“识人”意识；情节

识人，指我国古代的人物品评与相人卜命活动。所谓“识人”意识，即指由识人相人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念与文化风习。它源于我国上古时代的神巫文化，后与儒、道两家的价值观及审美观相结合，遂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构成，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影响深远，历代小说对其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识人”意识主要包括三种形态或内涵：一是与官方选人用人制度相配套的民间品评。如汉代的人物品评，魏晋六朝的名士清谈，唐代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行卷”、“温卷”之风等，其中就包含识人的内容。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所专设的“德行”及“品藻”、“赏誉”等门类，就具有比较鲜明的“识人”意识。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在那个玄风炽盛的时代，人们在识人方面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而“魏晋风度”作为人格美的代名词，遂成为那一时代人们识人的集体无意识。二是受阴阳五行思想和道教影响逐渐形成的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相术这一民间文化，相应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专事识人相人活动的术士、相士。相术是供人看相、预测未来的，风行朝野，世代不衰。有关的著作很多，如三国时曹植所著《相论》，宋朝的《麻衣神相》等。历代史书中亦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晋书·刘元海载记》中有关“相人”的一段文字：“（刘元海）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 ‘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1]2648-2649《唐书》也记载袁天罡为女皇武则天看相的传奇事迹，说明唐代民间相术也很普遍、很发达。不仅如此，表现类似“识人”意识的内容，在历代的小说作品中亦大量出现。《三国演义》中就有大量关于识人的描写，如第一回写刘备、曹操的两个片断：

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2]3

时人有桥玄者，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见操，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2]5

三是以君臣际会或人生邂逅为背景，演绎出的“帝王访览”，“士为知己者死”和“高山流水”的知己知音之谊等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风习与观念。“士为知己者死”典出《战国策·赵策一》：“豫让遁逃山中，曰： ‘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知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3]597战国之世，士阶层迅速崛起，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他们有人格的独立性，人生的自由选择权，所谓“良禽择佳木而栖，贤才择明主而事”即是。尤其在乱世，君臣互识，风云际会，演绎出了成汤识伊尹于舌头之宴，周文王识姜尚于渭水之滨，刘备三顾孔明于茅庐，钟子期、俞伯牙的互识所表现出的“高山流水”情致等许多广为传唱的佳话。但不管是有志图王者访贤，“士为知己者死”、“贤才择明主而事”，还是“高山流水”情致，它们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久远而深固的精神追求，成为文士亘古不变的理想和情怀，更成为历代许多小说家普遍关注和着力演绎的一大主题。

诞生于晚唐，出自道士兼内廷供奉身份的传奇作者杜光庭之手的豪侠小说代表作《虬髯客传》，堪称一篇演绎“识人”意识的典范文本。无论是识人相人的场面，还是慧眼识穷途、豪侠择明主、投知己的情节，乃至独具风神的人物形象，其所表现出的“识人”意识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究。本文拟从其情节敷设的角度，集中探析这一问题。

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情节是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小说构思的一项重要工程，就是情节的艺术设计。一个高明的小说作家，往往把自己的创作意旨借助其经过精心设计的情节，形象地、艺术地、自然而然地暗示出来，因此，解读小说文本，尤其是解读像唐人豪侠小说这类作意好奇、情节感很强的小说，更离不开情节分析。这为我们透视《虬髯客传》的文本意蕴及作家创作旨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角度。

细读文本发现，《虬髯客传》形成了两条线索交错并进的情节构架。一条是写杨素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舍弃尸居余气的权重杨素，毅然私奔时为布衣的李靖，两人结为风尘知己，后来结识豪侠虬髯，在其谋划与赞助下，投佐“真天子”李世民，成就不世之功业的传奇人生。这一情节线，主要演绎的是贤才于乱世择明主而事的主题。红拂是这一线索的主导人物。另一条是写起于草莽的豪侠虬髯有志图王，广积资财，结识豪杰，与李靖夫妇在逆旅邂逅结为莫逆，然后相约前往有“有奇气”的太原，识得李世民为“真天子”后，诚服心死。于是在其道兄的建议下放弃了中原图王的念头，将资财尽数赠与李靖夫妇让其佐李世民以匡天下，自己则出海自立新王朝的传奇人生。这一情节线，主要演绎的是乱世豪杰有志图王的主题。虬髯是这一线索的主导人物。细加深究，这两条线索均受一种主导思想的统摄，那就是“识人”意识。作者在铺设情节，包括在塑造人物形象、营造场景时，均受制于“识人”意识这一主导思想。受其影响，置身于两条线索上的人物均具有识人的意识与倾向，智慧与特质。亦即小说中的“风尘三侠”及“道兄”等，均为具有识人气质的豪侠形象，他们是身为道士，精通识人相人之术的作者杜光庭思想的产儿，是戴着面具的作家本人。因此，“识人”及“识人”意识，不仅是人物鲜明而独特的形象特质，而且，更是这篇小说叙事的焦点和核心，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

首先来看第一条情节线索。在这条情节线上，作者主要构置了两个“识人”场景。一是在司空杨素的府中，红拂识杨素、识李靖的场景。借红拂的一双慧眼，识鉴出代表正义的“真”英雄李靖和代表奸邪的“伪”英雄杨素。识鉴的结果是红拂断然舍弃尸居余气的权重杨素，毅然私奔器宇轩昂、德才兼备的布衣李靖，并与其结为风尘知己。男女邂逅，两情相悦重在“知”。李靖视红拂为“天人”， 红拂视李靖为“处士”，二人才是志同道合，互为知己的一对男女英雄。作品借这一场景，强调的正是他俩重在“知”的知己之爱。二是在灵石旅舍，红拂、李靖与邂逅相遇的虬髯互识的场景，借红拂之识人的慧眼，识鉴出“奇”英雄虬髯，“正”英雄李靖。同时，又借虬髯之识人的巨眼，识鉴出李靖“仪形器宇，真丈夫也”。识鉴出红拂是女中“异人”，并与二人当场结为莫逆。隋末风云变乱之际，是人臣择主的重大契机。君臣际会，龙吟云萃，重在“识”，李靖夫妇与虬髯、与李世民正好构成了这一人生际遇。在后面的情节中，作者借虬髯之口对此有一番精辟描述：“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贵，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吟云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4]174后来果如所言，李靖夫妇择明主而事，最终成就一番不世功业，谱写了一曲传奇人生。作者借这一场景预示了“虎啸风生，龙吟云萃”的君臣际会的未来前景，其强调的正是重在“识”的君臣际会。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土为知己者死，女为知己者容”及“良禽择佳木而栖，贤才择明主而事”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紧密相关的。

再看第二条情节线索。在这条线索上，作家特意安置了三个极具中国古代识人文化特色的“识人”场景。一是在李靖之友刘文静的府第虬髯识李世民的场景。主识者是诈谓“善相者”的虬髯，被识者是作为太原“异人”、时为“州将之子”的李世民，在场的旁识者或见证人有李靖、红拂、刘文静三人。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谐诣刘氏，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然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4]173

识人相人的结果是：虬髯被李世民神采惊人、满座风生的仪容所折服，惊为“真天子也”，“见之心死”。这“见之心死”四个字，确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因为虬髯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个“欲于此世界求事，或者龙战三二十载，建少功业”的“烈士”，他既有帝王之相，又存帝王之志，一睹李世民神采气度而“心死”，可知其灵魂所受的震撼。在此，作者将中国民间识人习俗和观念加以仪式化。而民间“识人”习俗和观念，一经小说极力渲染和精当点化，就格外引人注目，使之升华为一种极具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与模式，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文化意味。其实，作者为谱写这一典范化和极具仪式感的“识人”场景，演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识人”意识，在此前已作了巧妙的暗示、铺垫和渲染，巧妙点出了李世民这一人物。如虬髯与李靖夫妇在灵石旅舍谈及传闻太原有李姓异人的话题时，李靖说：“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虬髯听后说：“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紧接着又说：“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访之。”真是人未出场，识鉴先行，未见其人，已闻其名。假如没有这些事先的铺垫、渲染，虬髯识李世民这台重头戏就不会如此精彩出色，美仑美奂。作家笔法之丰富灵活高妙，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二是仍在张文静的府第，虬髯的道兄识李世民的场景：

（李靖）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4]173

这又是一出被作家仪式化了的典范的“识人”场景。与前一次相比，识人的场所、人物基本相同，只是主识者由虬髯变为其道兄。道兄就是同门师兄。虬髯既然请他当高参来识鉴李世民，一方面证明他的道行、识力决不在虬髯之下，可谓相人的权威、专家级人物。另一方面，也证明虬髯对他的信赖和殷切期待。他最后告诉虬髯的一段话，俨然一份权威专家的口头识鉴报告与建议书。写道士“一见惨然”与虬髯“见之心死”相呼应，意思大致相同，却更进一层，分量更重。道士言“此局全输矣”乃是双关语。既指眼下的棋局又暗指天下之分，亦即在棋局旁展开的实际是一场逐鹿中原的较量，一场特殊的精神气度和气数的较量。道兄的话具有千钧之力，其识鉴结论更是铁定不移，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天命不可违！作家用浓墨重彩把中国古代识人的习俗和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不同凡响！其识者的特殊身份，识人的微妙方式，品鉴的风格品级，更具典范性。当然，这两次识鉴的重心已不再是红拂的识英雄及识英雄之正邪、真伪、高下、正奇，而是识“王气”、识“真主”，即作家要极力演绎的是另外一重意义上的“识人”意识——试看当今之中原，谁是真命之天子！作家用剥笋之笔，将其创作意旨向读者层层加以披露，而作品的“识人”意识也随着情节的进展得以彰显和强化。三是在虬髯家的中堂之上，风尘三侠再次风云际会，共聚一堂，虬髯在表明心迹后纵谈其人物识鉴的生动场景（见前文）。两条情节线索至此合而为一，绾结一处，犹如江河奔海。作者借虬髯之口，对李世民、李靖、红拂三人做了终极点评，将“识人”意识发挥、演绎到了极致，可谓作品中“识人”的一个大总结。情节至此达到高潮，臻于妙境。情节发展的结果，确如虬髯及其道兄所预言，李世民遂匡天下，成为中原之主；李靖夫妇投佐明主，终于成就了一番不世功业；虬髯亦图霸海外，自立为王。综观这三次“识人”场景的描写，其识人的场所，识人的方式，识鉴的结果，都极具典型性和仪式感，把我国古代“识人”意识中相面品鉴的习俗观念加以仪式化，从而赋予作品情节以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意蕴。

哲学家用三段论法，小说家则把自己的意向、思考等借助情节和场面加以演绎和暗示。从情节分析可知，作家通过情节的提炼与设计，最终要演绎和暗示给我们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识人”意识。米兰·昆德拉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就像一所房子建立在一些支柱上。”[5]105《虬髯客传》这篇小说就建立在“识人”意识这一范畴之上，因此，识人及“识人”意识不仅是人物形象的特异之处，也无庸置疑地就成了这篇小说最根本、最关键、最醒目的一个主题词。有关这一点，我们还可从文本的叙事语言方面找到有力的内证。如作品中点示的“望气者”、“善相者”之称谓，写人物行止用“阅”、“识”、“观”、“望”等动词及品藻人物用的“异人”、“天人”、“真主”、“真人”、“奇气”、“异事”、“神气”等识人相人术语，都无不濡染着作家杜光庭本人的色彩与道家“识人”文化气息。而这种道教方术文化的投注，同时又赋予作品人物形象和情节以一种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

研究还发现，这篇小说在情节艺术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作者打破史传叙事以时间顺序编排情节的笔法，而是采用空间场景的连缀方式。整篇小说由五个“识人”场景缀合而成；主要包括第一条情节线上的两次“识人”场景和第二条情节线上的三次“识人”场景。这五个“识人”的场景就像一部乐曲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五个乐章，作家将其一个挨一个地并置在一起，只用少量的概述性语句把各个呈现式的场景串连起来，这样，五个场景异象而同质，共同演绎一个主题——“识人”意识。这应该是这篇小说最高妙的情节艺术。诚如杨义所言：“作者在把开国颂歌充末世挽歌之时，在一座‘虎啸风生，龙吟云萃’的舞台上搬演了气势不凡的风尘三侠戏剧。”[6]175这一情节艺术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识人”场景成为情节的血肉和主体，“识人”意识成为情节进程中的主导因素和叙事的内在驱动力。

综观《虬髯客传》的情节敷设，作家借情节演绎“识人”意识的倾向十分鲜明。《虬髯客传》就是一部演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识人”意识的典范文本。这是笔者“经典重读”所获得的一些启悟。意在抛砖引玉，启迪研究新思路，估且就称之为“别解”吧。

[1] 房玄龄.晋书：卷一0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 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Displaying the Sense of Knowing People by Means of Plot-setting——On the Plot-setting Art ofThe Story of Zhang Qiuran

An Jianj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Sense of"knowing people"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wa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ways to different degrees in the novels throughout history.The Story of Zhang Qiiran,coming out in late Tang Dynasty,can be considered to be a model text of depicting the sense of"knowing peo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ot-setting,this sense penetrates the whole story.The scenes of"knowing people"are the blood and the main body while the sense of"knowing people"serves as the major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plot and intrinsic driving power in narrating.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writer deliberately depicts his sense of"knowing people"by means of plot-setting.This kind of research can provide a newperspective and open up a newfield of vision.

The Story of Zhang Qiuran;sense of"“knowing people";plot

I242.1

A

1671-1351（2011）03-0073-04

2011-03-20

安建军（1965－），甘肃秦安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 王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