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群

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抗风险能力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克群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有效化解四大危险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严治党 抵御风险 党员干部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1］

当前，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牢记宗旨，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工作、敬业奉献。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错位，使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因此，有效化解四大危险是当前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及其化解

精神决定风貌。健康的精神充满斗志，能让人勇气倍增；病态的精神缺乏神采，会使人消极堕落。有的党员精神萎靡不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有的胸无大志，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见到困难绕着走，遇到矛盾就上交，工作主动性、积极性较差；精神状态的优劣，直接表现在工作作风上。是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还是克难攻坚、勇争一流；是夸夸其谈、漂浮应付，还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是贪图享受、拈轻怕重，还是无私奉献、一往无前，都会看出精神状态的高下。

广大党员干部要激励自己不满足现状，更上层楼，做一流的工作，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永远意气风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有克难制胜、奋发有为的意识，有锲而不舍、创先争优的劲头。

一是始终保持蓬勃朝气，要有执著的事业追求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事业极端负责、兢兢业业，对工作热情饱满、精神振奋，这是蓬勃朝气的直接表现。现在，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都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旺盛的革命斗志。一个思想懒惰、意志薄弱、精神萎靡的人，是不配共产党人称号的，是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的。保持蓬勃朝气，就要有敬业、勤业、精业精神，时刻牢记肩上的重任，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精神状态做好工作。要正确处理好名利得失和党的事业的关系，做到以宁静之心观察社会，以平常之心看待名利，以奉献之心对待事业。保持蓬勃朝气，关键在始终如一。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要有朝气，中年的时候要有朝气，老年的时候也要有朝气；基层干部要有朝气，领导干部更要有朝气；职务提升有希望的时候要有朝气，职务发展受限的时候仍然要有朝气；工作顺利的时候要有朝气，遇到了困难、挫折还要有朝气。一句话，为了党的事业，就是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是始终保持昂扬锐气，要有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和奋发有为的坚强意志。一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不抄模式，不循陈规，不断探索和创新历史。当前，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快发展，都面临着许多从未遇到的新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只有保持昂扬锐气，才能站在时代前列，在创新中求突破。保持昂扬锐气，必须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思路不断适应事业发展变化的需要；必须有那么一种“冒”的胆识、“闯”的气概、“试”的勇气，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是不断增加新鲜力量。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及其化解

有的党员干部不善于学习、不愿意学习，缺乏领导科学发展、驾驭科学发展的能力；缺乏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能力；缺乏管理沟通协调的能力。

70多年前，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迫切需要的。”毛泽东这些语重心长的告诫在今天读来仍有很强的针对性。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党在延安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光辉篇章，并多次说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邓小平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并告诫“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讲学习”作为“三讲”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重大任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战略部署，并强调“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我们党之所以历来重视学习，是因为学习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我们不仅可以获得观察和认识事物的世界观，而且可以获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不仅可以获得做事的知识和本领，而且可以获得做人的道德和诀窍。领导干部处在时代潮流的前端，只有树立学习就是工作、工作离不开学习的观念，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才能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成为强者。反之，如果惰学、厌学，知不抵任，识不符职，就会落后于时代，成为发展的障碍，进而失去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

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政治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水平，决定着个人能力和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执政团队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大量的复杂矛盾，大量的两难抉择，大量的民生问题，大量的突发事件，大量的难测因素，随时都在考验着领导干部的胆识、魄力、水平，也随时都在检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威信、能力、形象。有道是“本领不强要被笑死，办法不多要被急死，品行不正要被骂死”。这既反映了基层工作的众多难处，也表明了对基层干部的更高要求。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并使之转化为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硬本领，转化为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才能不断提升各级干部的素质能力，从而保证实现我们党的执政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2］。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及其化解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不强，作风飘浮、对群众安危冷暖不闻不问，对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推诿扯皮、久拖不决。出现这种危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执政党权力特点的诱发。执政以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党一旦脱离群众，就无法生存。执政后，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客观上使一些党员干部有了谋私的条件。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意志薄弱者，容易产生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产生不思进取、好逸恶劳、贪图享乐、争权夺利的思想，甚至贪赃枉法、受贿索贿、权钱交易、腐化堕落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现在的物质条件好了，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这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

二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动力减弱。党执政后，形势和任务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改变，但却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并且这种危险性还在加大。理论上的强调和人们的实际努力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关键是制度和机制问题。只有建立和健全联系群众的制度，才能使理论原则逐步变成人们的实际行为准则。

三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外在压力减弱。一个政党在野和执政有很大区别。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处在国内外敌人的绞杀之中，要生存和发展，只有唤起大众，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别无出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险恶环境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得以形成的外在因素。但执政后，这种生死的外在压力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了，于是，有些干部就开始怠慢群众，甚至筑起无形有形的墙和百姓隔离开来。

四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难度加大。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构成发生了新变化。在此环境下，干部如何深入群众，了解和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比以前复杂得多。另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诱惑增多，使干部面临严峻的考验。同时，群众的眼界和素质有很大变化，民主法制观念日益增强，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和老一代共产党人相比，现在的干部没有战功和老资格，要想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支持，只有靠保持和发扬党的政治本色，不断地创造执政的新资格，靠为公众服务的态度、精神和能力，才能获得群众的拥护。有些干部不适应这些变化，即使有联系群众的愿望，但简单套用老办法，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求广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各级干部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难，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开展工作，解决好影响群众生活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分析党风建设的现状，弄清楚好的作风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到底是什么，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同不符合人民意愿和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使我们的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反映民意；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汲取群众的智慧和营养。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才能更加科学、有效。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就是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民利不可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牢记这个历史规律，紧紧抓住这个核心问题，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及其化解

一般来讲，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就要通过努力，不断从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几方面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向全党全社会证明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合理性。而腐败问题是公众反映强烈，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不仅会失去民心，甚至可以直接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执政对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是一种考验，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国家政权就有可能不攻自破，自我毁灭，这绝非危言耸听。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仍然面临着挑战与危机。比如一些干部缺乏公仆意识，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完全颠倒了自己和群众的关系，这些都使一些群众对党的领导产生了不信任感，这是内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执政党缺乏合法性的主要根源首先在于政党腐败。前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腐败，管不住金钱和权力，缺乏执政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追求和依靠权力来维护执政地位，堕落成为一个只要权力，不要民众的特殊利益集团，最终走向腐败和毁灭。“腐败能导致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毫无疑义。腐败有损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要求其必须反对腐败［3］。

在新形势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的是在严格管理干部的过程中找准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与严肃纪律的结合点，坚持把从严执纪作为从严治党和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手段，通过从严执纪、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来提高反腐败工作成效，提高群众的满意度，进而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的目的。当前少数地方腐败现象纠而复生、查而不绝、禁而不止，应该说，与执纪上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一定关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坚持从严执纪，维护党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是执纪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党纪面前既没有特殊党员，更没有特殊的党员领导干部。执纪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为准绳。谁违反了党的纪律，无论职务多高、贡献多大，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受到应有的党纪惩处。当前首要的是要对党内已发生、发现的违纪行为和腐败案件进行深挖细查，对违纪分子进行从严执纪，坚决让他们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不可否认，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惩处的违纪分子特别是厅级以上高官明显增多，但效果仍难以令人满意，相反腐败案子却越办越大，越来越多，违纪金额也越来越惊人。这除了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期腐败易生易发等客观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腐败违纪分子执纪不严、惩处不力。据有关调查，大多数群众认为，中国腐败高发的主要原因是惩处力度不够，对贪污腐败官员震慑度有限。他们希望“打击腐败，下手要狠一些”。可见，坚持从严执纪，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而且是提高反腐败工作成效的迫切需要。只有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惩处，才能在普通党员和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提高群众的满意度［4］。

狠抓制度执行，严惩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猖獗或敢“前腐后继”主观上大都缘于其抱有极强的侥幸心理。司法不公，执法执纪力度不大，监督方式单一、空泛，社会监督软弱无力，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情况使他们感觉凭自己的隐蔽本领和神机妙算不会被发现，即使有什么闪失，也可以凭实力摆平，能够逃避法律的追究，所以才肆无忌惮地腐败；也有一部分腐败分子因为腐败成本太低，所以明知可能被追究，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决定赌一把，即使出事也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基于这种情况，必须狠抓制度执行和司法公正，依法狠狠打击腐败分子，不仅大幅提高腐败打击命中率，还要加大财产惩罚力度，把腐败变成“高风险”、“高成本”、“无收益”或“负收益”的行为，通过增加腐败成本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但要同时指出的是，惩治腐败分子并不等于就是追究刑事责任，刑罚只是惩治腐败的最后手段。一切惩治手段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预防腐败。所以要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贪官外逃预防制度、金融和资产信息重大变更反馈制度等预防腐败制度并保证其有效实施，在此基础上去加大惩治力度，做到预防和惩治腐败双管齐下［5］。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2）．

［2］薛侃．领导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感［J］．领导文萃，2008（17）：23—24．

［3］张光闪．论反腐败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S2）：7—9．

［4］刘庆斌．反腐败必须坚持从严执纪［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1（5）：55．

［5］刘思格，刘晓英．法治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根本之策［J］．理论界，2011（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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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245（2011）04-0006-04

作者：王克群，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教授，邮编：250014

责任编辑：谭本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