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辉

成仿吾：参加万里长征的唯一一位教授

■ 刘永辉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创办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仿吾精通多国语言，对中国文学有很高的造诣。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有教授衔的学者、作家。

笔者2000年12月到中央党校工作，不久即听说成仿吾的家人住在校内。后来，去拜访了成老的女儿、人民大学教授成其谦。成教授讲述了她记忆中的父亲，讲述了那些似乎已经被历史尘封的往事……

青春的“创造”

“我父亲1897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名字是由他的祖父取的，因为我这位考取过进士的曾祖父很喜爱我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像自己一样，所以起名‘仿吾’。1910年，父亲13岁时便赴日留学，直到24岁才回国，在日本整整11年。在日本期间，父亲学习的是造兵科，就是战车、大炮这些军事装备方面的东西。”成其谦教授抚摸着手中的《成仿吾年谱》说。

虽然成仿吾大学学的是工科，但因喜好文学，他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为好友，三人相约成立“创造社”，且被人们称为“创造社”三干将。

“我父亲早年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散文和评论文为主。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论他的文学创作：‘仿吾初期的诗和散文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对照。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可以说，从青少年时代起，父亲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报国志向。起初，他是想以文学改造社会，后来逐渐发现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他选择了革命……”成其谦说，“父亲属于那个时代中勇于担当起责任的青年中的一个。”

1924年成仿吾受聘任广东大学教授。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成仿吾决定赴欧洲探索真理，于1928年5月到达巴黎。同年夏，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编辑由周恩来创办的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回国后，他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省委宣传部部长兼黄安（今红安）县委书记，后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教授的长征

成其谦说：“1934年10月，父亲久病初愈，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同行。出发时，他和大家一样，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的挂包，手里还拿了一杆新发的红缨枪。组织上还派了一个挑夫，挑着他和马克思主义学校的书籍。但在艰苦路程中，书籍边走边丢，最后带到延安的只剩下一本《资本论》———这成为延安最初唯一的一本《资本论》。”成其谦补充说，“我父亲眼睛有近视，在夜间几次迷路，还曾误闯到敌人的碉堡旁。”

这万里征途路，成仿吾走得十分艰难，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坎坷，他还是走过了雪山草地。“红军都是钢铁汉”，确实如此。这位长征队伍中唯一拥有教授头衔的革命者也是一位有着铮铮铁骨的英雄汉！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成仿吾先生记述长征的作品——《长征回忆录》。

在成仿吾逝世前的数月，也就是从长征出发那年算起整整50年后，有人问他：“你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困难？那时你是否有信心？”他回答说：“如果说困难，那就算长征和‘文化大革命’吧！但，那时的我仍有信心。”

《长征回忆录》这部大作品，正是完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父亲那时正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游街示众、关‘牛棚’，还曾被打断两根肋骨。看着‘四人帮’一伙人颠倒历史，我父亲心里很着急。多年来，他曾多次为大学生、军人、机关干部作回忆长征的报告，也写过关于长征的文章。所以，在此期间，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回忆录，来记述长征的真实故事。”成其谦回忆说，“父亲对这件事十分慎重，也非常认真。1972年，他还和我母亲到南昌、瑞金、赣州、会昌、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参观访问，为撰写《长征回忆录》作准备工作。1973年春夏之交，他开始动笔撰写，他写一页我母亲抄一页……到1976年完成初稿，1977年3月人民出版社又印出多本清样，送给参加过长征的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何长工、萧华、宋时轮、郭化若和宋任穷等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老同志们很认真地看了书稿，并很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之后，成仿吾亲自携带书稿到医院，请正在住院的郭沫若题写了书名。不仅如此，他还请著名的革命美术家古元设计了封面。

“1977年10月，我父亲80岁生日之际，《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日文、英文版。这本书父亲写了5年，有评论说历史价值无可替代。其实，对于历史价值，我父亲并没有什么期待和想法，对他来说，只是想写出自己所经历的、真实的长征，这就够了。”成其谦说她十分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

而这艰辛的笔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一次特殊意义的“长征”。

教育家的情怀

1935年10月，长征队伍到达陕北，成仿吾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在敌后创建并担任了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

“1939年夏，我父亲作为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根据中央决定，率领1500名师生突破日寇的封锁线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师生们在各村分散住宿，但时常集中起来上课。父亲亲自编写教材、讲课，付出了很多心血，后来学校发展到了4000人。”

当时，从北平燕京大学到华北联大任教的英籍教授林迈克回国后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敌人后方的解放区，中国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这是历史的奇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候解放区的教育情况以及父亲为此做出的努力。”成其谦说，“父亲在长征胜利后就全身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一干就是大半生……”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曾问成仿吾：“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呀？”当时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长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的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搞教育。”

1948年，已被任命为华东大学副校长的成仿吾与他整整20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郭沫若在石家庄相逢时，郭沫若也关切地问他：“今后你打算干哪行？”成仿吾笑呵呵地说：“当然是教育啦！”

这回答是由衷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中也不难看出，尽管时代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成仿吾青年时代树立的报国为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以及中央党校顾问和党委常委等职。

成仿吾是早年成名的文学家，在他从事教育的几十年中，曾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歌词和诗作，书写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佳话。比如成仿吾创作的《陕北公学校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诚实、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地学习！

努力，努力，

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

胜利就在面前。

成仿吾创作的这首歌，唱出了一代青年抗战救国的豪情壮志，唱出了一个民族的顽强不屈。这首歌，当时不仅陕北公学同学爱唱，延安人民也爱唱，并且很快传唱全国，经久不衰。

1937年12月，陕北公学这个革命熔炉培养出了第一批毕业生，为了送别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学，成仿吾写了一首诗：

给毕业的同学们

我们是民族的忠实的儿女们，

在这儿锻炼了我们的身心。

要拿起我们的武器走上前线，

为了祖国的命运与光荣。

我们要用我们的血和肉，

写下一篇优美壮烈的史诗。

这篇史诗要记录民族的复活，

要洗净我们一百年来的国耻。

最后的胜利终归我们——

同志们！把握住这样的自信！

清醒地认识我们的使命，

英勇地坚决地——前进！

这首诗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救国的时代精神，激起广大读者强烈的共鸣。1938年，为了欢送另一批同学毕业，成仿吾又写了《毕业上前线》一诗：

这是时候了，

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纵或有点儿留恋。

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

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经逼到了眉睫，

谁有心意长期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已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赶上来吧，

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

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

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翻译家的贡献

成仿吾不仅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继陈望道之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而他的译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其实，我父亲多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其间有很多故事。”成其谦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

“1929年初，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给我父亲写信，让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当时他住在柏林。译文完成后，费了很多周折才转到莫斯科。但那时候蔡和森已经离苏回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这部译稿也就不知所终了。”这是成仿吾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父亲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徐冰在延安拾到了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完成蔡和森的遗托，他和徐冰决定将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尽快译成中文。1938年8月，这本译稿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集交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但我父亲1939年在前方看到这个版本，发现有人作了大量的修改，他很不满意。”

“‘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编译出版的马恩著作大都是从俄文版转译过来的，其中有一些谬误，甚至有些改变了原意。所以，他决定重新组织翻译一批高质量的马恩经典著作。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示：‘请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给成仿吾同志安排一个位置，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的校译工作。’就这样，1974年，中央党校成立了‘成仿吾小组’，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而此时我父亲已经是77岁高龄。历时两年，终于印制出《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

1976年5月20日上午，看到成仿吾译作的朱德告诉秘书：“你准备一下，我要马上去看望成仿吾同志。”当时，朱老总已90高龄，身体不好。秘书立即挂电话给成仿吾。成仿吾在电话中激动地说：“请转告老总，让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但朱德仍然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

“朱老总仔细询问了我父亲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工作情况，他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你们的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现在有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他还很关心我父亲的身体，嘱咐说：‘你要很好地保重身体。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也是朱德元帅生前最后一次外出会客……

在采访中，成其谦教授还谈到成老1978年秋冒雨登八达岭长城后写的一首诗：

人生八十古来稀，

喜见妖帮又剥皮。

阴谋欲毁英雄业，

丑类终遭历史讥。

拨乱反正人同愿，

创新局面世所期。

老夫贡献虽惭少，

敢与中青迈步齐。

这首诗句满怀豪情，让人感受到作者心中对党和国家、人民那份深深的爱。

走笔至此，不禁又想起关于成仿吾的一个故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年近七旬的成仿吾惨遭厄运，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一次，批斗者朗诵毛主席诗词以壮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却将最后一个字读成“bà”音。成仿吾猛然间强挣着昂起头，严肃地喝道：“同学，你读错了，那个字不念（bà），念（pí）！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

这就是成仿吾——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教授的本色。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无畏的革命者，一位认真地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教育家。正如成其谦教授所说：“我父亲是那一代革命者之中的一个，他一辈子都忠诚于自己的理想，忠诚于自己的信念，忠诚于自己的人格。我父亲为能参与中国革命而自豪，而我也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骄傲！”○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