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丽楠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地处甘青边界的撒拉族，随着学术界向西北的转向，逐渐引起一些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此开启了撒拉族研究的序幕。综观近百年来撒拉族研究的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族源与教派纷争

对撒拉族研究的第一阶段为民国初期到20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以前。我们不妨将此阶段称为撒拉族研究的萌芽期。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总是与国家命运和前途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中国可以说内忧外患，经过了八年抗战，接着又是四年内战，当时的民族研究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影响极深。抗战时期，由于蒙古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凸显，边政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许多民族研究学者对西南和西北各地的民族历史、社会生活、文化、语言等进行研究，撒拉族研究也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据民国政府资料委员会搞过的一次调查称，其中循化的史料颇为详细，如《最近之青海》（1）一书中所载撒拉族材料，就是官方的社会调查材料，记述了当时循化县人口等等。

任何时期对民族的研究都离不开国家历史，这一时期由于边政问题告急，西北和西南民族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撒拉族在中国有7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民族共同体来对待。也当然谈不上对他有什么科学研究。然而了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与语言。因此，从这个时期的论著看，不能看出这个阶段撒拉族研究的某个取向。此时出现了大量对撒拉族族源与语言的研究作品。如民国时慕寿祺编著的《甘宁青史略》（2），可算是研究撒拉族历史的开拓者。但在这部书中，撒拉族没有被当作一个民族来看待，只是作为回族的一部分。而由于撒拉族缺乏使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汉文史书中对此也说不明白，所以撒拉族的族源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谜团，也是民族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话题。如.何守仁所记《青海的撒拉族》（3）和胡鉴明的《青海的撒拉族附考》（4）对撒拉族的族源、语言与宗教等作了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文化洗涌，撒拉人的具有特色而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引起了西安、兰州等一些学术界人士的注意，这一时期对撒拉族研究的学术论文相对于专著要多一些，如：任美锷的《循化的撒拉回回》（5）对撒拉族的族源、人口及语言进行简单阐述。首次向世人介绍了这个居民群体。而杨涤新的《撒拉人之习俗与语言》（6）更是从语言的角度对撒拉族的族源问题进行研究，并确定了撒拉语确系突厥语之一种，撒拉人确系突厥人之一支。李得贤作为从小与撒拉族生活在一起并接受专门历史学教育的著名学者，也在此时发表了《关于撒拉回》（7）的专论，对撒拉族的族源及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而在探究撒拉族族源的同时，对撒拉族迁徙时间也有所分析，如顾颉刚的《撒拉回》（8）和宋蜀华、王良誌的《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9），对撒拉族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来源作了进一步详细的研究。且均认为撒拉族的迁徙时间为元代。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除此之外，可以说，撒拉族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功劳当属它独有的语言以及独具一格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因此对撒拉语和撒拉族宗教研究的文章屡见不鲜。加之宗教是与撒拉族的发展相伴而生的，研究撒拉族的历史就必须研究撒拉族的宗教，而撒拉族多年的教派之争和起义事件在撒拉族宗教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对撒拉族日后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早期对撒拉族宗教研究的文章也多在于此。如1948年王树民《乾隆四十六年撒喇事变与西北回教新旧派分立之由来》（10）提出了起义事件的经济利益作用，以及其同年搜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乾隆四十六年河州事变歌》也是对其前篇文章论点的再证明，并拓展了撒拉族研究的领域，而在此之前，关于撒拉族起义的研究，当属林幹的《清代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起义和田五起义》，对起义的缘由、经过及对起义应有的认识作了详细阐述，并认识到了起义源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但不得不说，第一时期对于撒拉族研究的文章均系简单叙述性，介绍撒拉族的一些概况，且将撒拉族当成是回族的一部分来研究，有些词语的使用也不免有伤兄弟民族的感情。

二、发展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研究者承担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基于对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需要，民族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几乎都存在源流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要想孤立地搞清楚一个民族的来源、发展及其历史，是不可能的。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撒拉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研究，便开始于新中国的成立。由此对撒拉族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界定为二十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称为撒拉族研究的“正式期”或“发展期”。这一时期基本模仿苏联民族学的研究传统，。并且，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党和政府需要对我国各民族进行全面了解，以便通过加强民族团结与民族稳定来保证新政权的稳定。由此展开了为期30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从1957年开始，中央有关单位派人与地方同志合作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历史大调查。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简况和民族风俗习惯。其中对撒拉族的调查开始于1958年。在清代的前中期的历史文献和官方档案中，撒拉族被称为“番”、“番回”或“回番”，也就是说把撒拉族当成是藏族的一部分或是回族的一部分。及至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文献中，撒拉族由于与回族有着同一的宗教的宗教信仰，又被普遍称为“撒拉回”，属于回族的一部分。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使得撒拉族从回族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法定民族，从此走上了一个独立发展的道路，民族识别的结果，是在1954年成立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可以说对撒拉族的发展起到了改变命运的重大影响。使撒拉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1963年初夏，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在系主任杨兆钧教授的主持，设立了“民族史编写组”着手研究撒拉族历史。当时从汇编民族史料和编写“撒拉族历史长编”起步，正式进入科研工作，开始了对撒拉族的科学研究。可是，由于自1950年代以后到1970年代末，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迟迟未能面世，只是在1963年内部铅印了《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11）一本，对撒拉族的历史、社会概况、文化等做了综合性研究，而这本书明显带有那一时期的政治烙印。由于当时不具备深入调查的条件，该书主要是依据民间传说来主要对撒拉族的历史进行研究，倒是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社会历史调查组为配合社会历史调查需要而编辑的《明清实录撒拉族史料摘抄》，对《明实录》和《清史录》中有关撒拉族的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摘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历史文献。

这一阶段对撒拉族语言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其中尤其是撒拉族自己的学者参与了学术研究的行列。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建业与林莲云两位学者对撒拉语研究所作的卓越贡献，他们合编的《撒拉语概况》（12）以及《撒拉语词汇概述》（13）分别对撒拉语概况、词汇、句子分类及成分、语音特点、语法特点等多方面对撒拉语进行了研究，这些专题研究，突破了以往撒拉族研究中只是泛泛提到的语言情况的局限性，并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撒拉语的系属，为我们对撒拉语的认识与学习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繁盛期：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研究

1.整体性研究。改革开放使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对于从事民族研究的工作者也从前十年的阴影中走出来，民族研究工作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至此对撒拉族的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即从1980年代至今。我们可将这一阶段对撒拉族的研究称为“全面期”或“繁盛期”。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思潮下，学术研究也在开放的感召下进入了一个全面自由的发展时期，不再有太多的思想顾虑。无论是对撒拉族各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还是对撒拉族历史、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语言的专题性研究，都硕果累累且研究人才不断涌现，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其中由撒拉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真实全面反映撒拉族历史面貌的书《撒拉族简史》（14）的问世，对撒拉族的历史、概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民间文艺等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阐述，可以说《撒拉族简史》是对撒拉族研究提供了最为全面权威的一本著作。也标志着对撒拉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15）对循化撒拉族的基本概况进行概述。1980年代之后的撒拉族研究，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是，一批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本民族学者涌现出来，给学术界带来了新鲜气息，而老一辈从事撒拉族研究的学者在完成了他们的学术研究任务后则逐渐淡出学术界。到了21世纪，芈一之的《撒拉族史》（16）的出现，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而全面的历史学权威著作，标志着撒拉族研究的跟进一步发展。本书采用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撒拉族历史研究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书中对撒拉族多方面的研究均提出了更为客观准确的观点。

2.经济与政治。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同样对撒拉族的研究在更加全面深入的同时，将其重点也转移到了对撒拉族经济、政治的研究上来，这也是这一阶段撒拉族研究的特点。如有关撒拉族经济制度研究的马维胜的《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循化撒拉族经济发展》（17）对撒拉族的经济结构与商业发展进行了阐述。马成俊主编的《循化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18）对循化撒拉族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详细研究，首次在县域社会经济研究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尤其是本书所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县”的观点，更是为日后民族发展的整个趋势，提出了宝贵而独特的见解。由于撒拉族土司制度对撒拉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且为日后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起到借鉴作用，因此关于撒拉族政治制度尤其是土司制度的研究屡见不鲜，如芈一之的《撒拉族政治社会史》（19）对撒拉族的政治体系进行详细研究。王继光的《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评述》（20）对撒拉族的土司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土司制度对现代撒拉族政治制度的影响作了详细阐述。撒拉族多年来以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处于四周历史文化背景不相同的民族环境中，而能长期发展，不得不说与其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有密切关系，因此关于撒拉族社会组织的研究被研究者所重视，如芈一之的《撒拉族社会组织“阿格乃”和“孔木散”的研究》（21）对撒拉族特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而高永久、徐亚清的《论历史上撒拉族的亲属制度及社会组织结构》（22）对撒拉族的舅权制度，社区的“工”等撒拉族特有的亲属制度进行研究。而随着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且民族研究同许多不同学科的相结合，涌现了许多转型期撒拉族的经济、政治、家庭观念变迁的调查研究。尤其是马金龙、马建福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族际关系研究—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个案》（23）对现代化进程中循化县的民族关系和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以及如何完善民族关系都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

3.民俗与文学。古人说：“入国而问禁，入境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了解一个民族先要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我们不难发现，前两个时期民族研究似乎被局限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农民起义这一大的背景和框架之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人们思想越来越活跃，对民族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开阔，对民族风俗习惯也越来越感兴趣。因此，这一阶段对撒拉族民俗风情的研究逐渐开始占据撒拉族研究的主要地位。同时也为撒拉族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如马学义、马成俊的《撒拉族风俗志》（24）。此后对撒拉族民俗的研究具体到了撒拉族的婚俗、丧俗、姓名等多个方面，如韩建业的《撒拉族民俗补遗》（25）分别对撒拉族各种具体风俗，如饮食、服饰、婚丧等进行详细阐述。特别提到的是马成俊的《撒拉族传统文化对突厥及萨满文化的传承》（26），首次从现存撒拉族民俗文化的遗迹中探索和梳理古代突厥及萨满文化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别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观点。而这一时期对于撒拉族文学的研究也更加细化，且个性凸显。如张春秀的《撒拉族歌谣中的民俗事象初探》（27）通过对撒拉族歌谣的研究来分析撒拉族的风俗。以及常海燕的《撒拉族“骆驼戏”的历史形态探析兼及民俗文化的生存法则》（28）更是通过对撒拉族特有文化“骆驼戏”的研究阐述撒拉族的风俗。也可以说这种题材与形式正是民族研究的一大趋势。且这一时期对撒拉族的文学艺术研究也进入了繁盛时期。其中，郭晓莺的《土族花儿与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29）；王海龙的《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试旋律分析》（30）均对撒拉族的音乐进行专业而全面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无疑对撒拉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4.宗教研究再次掀起。正如前所述，要想研究撒拉族的历史，不能不研究撒拉族的宗教，也就不得不研究撒拉族的教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起义事件，且由于60、70年代，我国宗教发展遭遇曲折阶段，出现许多利用宗教问题而引起的阶级冲突。进入80年代以后，国家忙于对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宗教自由政策列入国家法律，宗教复苏，加之国内外由于教派之争引起的流血事件，为了吸取历史上由于教派之争给整个民族带来危害的经验教训，国家急于寻找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宗教政策，因此，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描写撒拉族宗教的文章，尤其是教派之争引起的起义的事件，为国家正确制定宗教政策，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中尤其是历史上教派之争和反抗斗争事件的约20多篇，对清代撒拉族的反抗斗争的起因、结果、性质等问题作了较深入探讨。马志荣的《再论苏四十三事件的性质》（31）对本次事件的起因、提出的口号、清政府采取的政策等方面对它的性质再作探讨。杨怀中的《十八世纪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起义》（32）揭开历史真相，评价历史功过，对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回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了现实意义。周也夫的《苏四十三领导撒拉族反清起义的口号之探讨》（33）从起义的口号中探究起义的性质，视角新颖，观点独特。以及其本人的读《兰州纪略》暨苏四十三史劄记（34）更是通过《兰略》与其他资料结合对起义事件的细节问题进行再探究。但不得不说对于起义事件的性质系属农民起义还是民族起义意见尚未统一。但这一时期与前两个阶段对撒拉族宗教所作的研究有所不同，不再局限于对教派之争和起义事件的研究，而是开始研究撒拉族宗教的发展史以及宗教对撒拉族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其中芈一之的《试谈撒拉族的历史发展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对撒拉族如何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作了阐述。冶青卫的《伊斯兰教与撒拉族风俗习惯》（35）从伊斯兰教对撒拉族饮食、服饰、婚丧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南文渊的《伊斯兰教对回族、撒拉族穆斯林经商行为的影响》（36）则从伊斯兰教对撒拉族经济价值观、经济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

5.语言与反思性研究。同样对于撒拉族语言的研究也由对其语言特点构成的研究转到语言的文化多样性以及语言保护方面。如马伟的《撒拉语的濒危状况与保护措施》（37）对撒拉语的现状与保护措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国家重点发展经济，而对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有所疏忽，尤其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传统民族文化、民间艺术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因此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研究者的重视。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更加倾向于对撒拉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及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的研究。其中马成俊的《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38）就是这一时期对撒拉族研究的典型代表作，其对撒拉族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以及马成俊的《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论撒拉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39）通过历史记忆与重构对撒拉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观点。马明忠的《论多民族地区多维民族关系—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例》即对撒拉族的族群关系问题进行明确阐述。马建福的《民族认同与族群想象—以撒拉族为个案》（40）通过对撒拉族族源的重新审视对撒拉族民族认同以及对撒拉族族群建构作了深入分析。马伟的《撒拉族人口的行业及职业结构分析》（41）从人口社会学角度对撒拉族的人口及职业进行深入分析。

随着近百年来对撒拉族的研究，撒拉族研究学者开始对撒拉族研究重新审视，并对撒拉族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对撒拉族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尤其是马成俊、马伟两位学者，通过对大量民间资料的搜集尤其是宝贵的民间文书，以及外文文献的整理，打破以往对撒拉族研究以正史资料为主的范式，填补了研究空白。如马成俊的《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42）以及《1781年教争：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43）均是运用大量的民间文书对撒拉族进行研究的新成果。马伟的《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44）通过对撒拉族族源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并从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关系层面对撒拉族族源进行重新审视，尤其对中国撒拉族族源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四、国外研究

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对撒拉族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研究水平日益提高，而同时期，国外学者对撒拉族研究虽然不多，但也从其独特的视角对撒拉族进行了一些独到的研究。下面简述国外学者对撒拉族的研究：

国外对撒拉族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最初是一些国外探险者和人种学研究者从调查撒拉族语言和民俗开始。因此国外学者对撒拉族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对撒拉族语言和民俗的研究，尤其是语言研究。如1953年尼古拉斯·鲍培发表了有关撒拉语基本特征和语源归类的英文文体。苏联学者捷尼舍夫更是将撒拉语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对撒拉语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并于1956年在苏联出版，遗憾的是这部系统研究撒拉语的著作至今未能见到中译本。美国学者莱茵哈德.韩论对撒拉族语言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他的《论撒拉语的由来及其发展》以国外学者的身份和视角对撒拉语进行了独特的研究。美国学者杜安霓的《撒拉语中的突厥语因素》与《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对撒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对撒拉族的研究也是情有独钟。日本学者泽田稔对《新疆族史研究》（45）中有关撒拉族章节的介绍对撒拉族的社会组织进行研究。佐口透的《关于撒拉族历史的口碑传承》.对撒拉族名称由来作了详细的介绍。尤其对撒拉族迁徙时间的分析均接近了历史真实。片冈一忠的《撒拉族史研究序说》对撒拉族明、清时期的发展以及现代的社会组织等都作了研究。尤其是他的《试探清代的撒拉族—兼谈撒拉族的“工”》运用大量图表和参考文献，对清代时期撒拉族的教派之争以及撒拉族社会组织“工”作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46）

虽然国外学者在过去对撒拉族的研究目前为止尚不多见，但随着国门开放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外学者对撒拉族研究的重视，撒拉族也逐渐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

五、研究不足：

撒拉族研究的一些领域尚显薄弱，如教育、环境保护、法律等的研究。教育方面韩建业的《撒拉族教育之我见》（47）对撒拉族的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但对撒拉族教育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女童教育层面。王振岭的《青海撒拉族回族女童教育面临的特殊困难及克服办法之实践研究》（48）对撒拉族回族女童教育问题以社会学、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措施。马成俊等人编写的《沉重的翅膀-关于循化撒拉族女童教育的调查报告》（49）更是通过大量调查问卷，对循化撒拉族女童教育的现状等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撒拉族教育的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宝贵关注，但还是远远不够。同时，关于撒拉族习惯法的研究更是甚少,马伟、马芙蓉的《撒拉族习惯法及其特征》（50）对撒拉族的习惯法作了简单阐述与分析。王佐龙的《撒拉族习惯法规范的当代运行》（51）中专门从撒拉族的习惯法与撒拉族宗教、国家法律、国家权利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撒拉族习惯法的当代运行进行了深入研究。除此之外，对于撒拉族习惯法的研究尚甚缺乏。对撒拉族的研究仍需需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六、结语

总之，近百年来，通过各界学者的不懈努力，对撒拉族的研究已经步入正常的发展轨迹。2004年出版的由马成俊、马伟主编的《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52）以及2010年出版的《民族小岛：新世纪撒拉族研究》（53）既是对近百年来撒拉族研究成果的汇总，也是为撒拉族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石。且目前一些国家级核心期刊如《青海民族研究》、《中国撒拉族》，以及由青海民族大学马成俊教授创办的“中国撒拉族”网站均为各路学者对撒拉族的研究提供了更大更便利的平台，极大促进了撒拉族研究的发展。

撒拉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撒拉族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尤其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民族问题不断凸显，民族研究怎样进一步发展，是值得每一个民族研究者深思的课题。我们通过对撒拉族的研究，让我们更多认识和了解这一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特有民族，我们只有了解撒拉族的历史、社会生活、文化等方方面面，才能找到一条既符合民族和地区的实际发展，又能促进民族融合，保证国家和谐、稳定、长久之路！

注释：

（1）《最近之青海》，新亚细亚学会出版社，1932。

（2）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民国。

（3）何守仁：《青海的萨拉族》，《政治学报》，1938。

（4）胡鉴明：《青海的撒拉族附考》，《政治学报》，1938。

（5）任美锷：《循化的撒拉回回》，《地理教育》，1936（1）。

（6）杨涤新：《撒拉人之习俗与语言》，《新西北》，1945（4）。

（7）李得贤：《关于撒拉回》，《西北通讯》，1948（2）。

（8）顾颉刚：《撒拉回》，《西北通讯》，1953（1）。

（9）宋蜀华、王良誌：《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

（10）王树民：《乾隆四十六年撒喇事变与西北回教新旧派分立之由来》，《西北通讯》。

（11）《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社，1963。

（12）韩建业、林莲云：《撒拉语概况》，《中国语文》，1962（11）。

（13）韩建业、林莲云：《撒拉语词汇概述》，《民族语文研究》。

（14）撒拉族简史编写组：《撒拉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15）国家民委编写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

（16）芈一之：《撒拉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17）马维胜：《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循化撒拉族经济发展》，《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1）。

（18）马成俊：《循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芈一之：《撒拉族的政治社会史》，黄河文化出版社，1990。

（20）王继光：《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评述》，《青海社会科学》，1984（2）。

（21）芈一之：《撒拉族社会组织“阿格乃”和“孔木散”的研究》，《青海民族学会论文集》，1983（2）。

（22）高永久、徐亚清：《论历史上撒拉族的亲属制度及社会组织结构》，《西北师大学报》，2001（4）。

（23）马金龙、马建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族际关系研究—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个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

（24）马学义、马成俊《撒拉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5）韩建业：《撒拉族民俗补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4）。

（26）马成俊《撒拉族传统文化对突厥及洒满文化的传承》，《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二期。

（27）张春秀：《撒拉族歌谣中的民俗事象初探》，《青海社会科学》，2002（2）。

（28）常海燕：《撒拉族“骆驼戏”的历史形态探析兼及民俗文化的生存法则》，《西北民族研究》，2004（1）。

（29）郭晓莹：《土族花儿与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中国土族》，2008。

（30）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试旋律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8（4）。

（31）马志荣：《再论苏四十三事件的性质》，《西北民族研究》，1983（1）。

（32）杨怀中：《十八世纪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起义》，《宁夏大学学报》，1981（4）。

（33）周也夫：《苏四十三领导撒拉族反清起义的口号之探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3）。

（34）周也夫：读《兰州纪略》暨苏四十三史劄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1）。

（35）冶青卫：《伊斯兰教与撒拉族风俗习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2）。

（36）南文渊：《伊斯兰教对回族、撒拉族穆斯林经商行为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3）。

（37）马尾：《撒拉语的濒危状况与保护措施》，《中国撒拉族》，2009（1）。

（38）马成俊：《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08（1）。

（39）马成俊：《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撒拉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40）马建福：《民族认同与族群想象—以撒拉族为个案》，《中国撒拉族》，2008（2）。

（41）马伟：《撒拉族人口的行业及职业结构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42）马成俊：《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藏家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2009（2）。

（43）马成俊：《1781年教争：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44）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1）。

（45）（日）泽田稔：《新疆民族史研究》，《青海史志研究》1987。

（46）片冈一忠：《试探清代的撒拉族—兼谈撒拉族的“工”》，《青海民族研究》，1991（4）。

（47）韩建业：《撒拉族教育之我见》，《青海民族研究》，1992（4）。

（48）王振岭：《青海撒拉族回族女童教育面临的特殊困难及克服办法之实践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6（1）。

（49）马成俊：《沉重的翅膀-关于循化撒拉族女童教育的调查报告》，《青海民族研究》，1996（1）。

（50）马伟、马芙蓉：《撒拉族习惯法及其特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2）。

（51）王佐龙：《撒拉族习惯法规范的当代运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2）马成俊、马.伟：《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53）马成俊、马伟：《民族小岛：新世纪撒拉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