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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苏童小说女性形象的偏移

2011-08-15吴未意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宜春336000

名作欣赏 2011年36期
关键词:苏童男权小说

⊙吴未意[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00]

作 者:吴未意,宜春学院教师,四川大学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当代文坛名家苏童的小说为不少读者、批评家看好,一时间成为畅销书,部分作品还被拍成电影以荧屏的方式更广泛地传播。不少人认为苏童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充满了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同情,因而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笔者对此类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苏童笔下女性形象塑造实际流露了他对女性轻视、厌恶与诅咒的心理,是其潜意识中男权中心观念的宣泄。所幸,一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家如戴锦华、杨书、刘慧英等站在笔者立场,认为苏童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运用了男权中心思维模式,制造了一群邪恶的女性形象①,套用“女性邪恶话语模式”对妇女进行戕害②,利用男权话语对女性形象进行侵犯与强暴③等。遗憾的是,她们没有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仅仅是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某种类型提出而已,见解虽然深刻,但有蜻蜓点水之嫌。本文将较全面深入地剖析苏童笔下女性形象塑造,探讨苏童的女性意识及潜在根源。

苏童说,“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是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红粉》代跋)。苏童塑造如此多的女性形象,到底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还是因为“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呢?为什么“女性更令人关注”呢?又为什么“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我们将通过解读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解答。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虽然相貌美丽,却总呈现病态,她们大致可归为三类:淫荡、阴毒、长舌。(一)淫荡型。她们或出卖肉体以为生存的资本,如织云(《米》)、小萼(《红粉》)等;或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勾搭偷情,如梅珊(《妻妾成群》)、诗凤(《小莫》)、六娥(《十九间房》);或单纯地淫靡、颓败、堕落,如城市中的现代女孩上官红杉、吉丽、小曼、史菲(《女孩为什么哭泣》)等。这群“淫妇”的结局是:梅珊被投井,颂莲疯了,诗凤投水自杀,堂嫂(《门》)自缢,织云葬身情人点燃的大火,杭素玉做了丈夫刀下的鬼魂,上官红杉、史菲被情杀……(二)阴毒型。陈佐千的妻妾们(《妻妾成群》)明争暗斗,手段阴狠。苏童说,《妻妾成群》是“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中国味道的小说”④。言下之意,旧时代的中国女人皆如此。《我的帝王生涯》里孟夫人、杨夫人、黛娘围绕皇帝,彭王后、菡妃、兰妃等围绕燮王厮杀。武则天(《武则天》)为争宠夺权不惜弑杀姐姐、侄女,乃至亲生女儿。《像天使一样美丽》中女中学生拉帮结派,帮派间互相诋毁、殴斗,帮派内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对于她们,苏童亦极尽讽刺与诅咒之能事:陈佐千过早丧失性功能;阴谋揭穿,端白王位丧失,后妃全部被赐死……(三)长舌型。顾雅仙、粟美仙、杭素玉(《另一种妇女生活》),李太太(《一个礼拜天的早晨》),知识女性冯敏(《已婚男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袁老师(《狐狸》)等即是典型——爱嚼舌根、无端猜忌、唠叨不休、庸俗自私。她们给身边的男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李太太的丈夫死于车轮之下,冯敏的丈夫跳楼自杀等。苏童将男人的灾难归罪于女人的舌头,他让杭素玉去剪粟美仙的舌头,让简少贞去剪顾雅仙的舌头;还借费渔(《与哑巴结婚》)之口表露自己的心迹:找个哑女做伴侣,“因为她不会说话,她的美丽才不会被破坏”。这就将苏童对女性舌头的深恶痛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此外,苏童还塑造了其他一系列病态畸形的女性形象,如锁锁的女人(《U形铁》)有洁癖,神经过于脆弱;孔令瑶(《园艺》)因狐臭耽搁了青春,形成沉闷乖张的性格;寡妇邹嫂(《霍乱》)把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死于霍乱……

以上女性形象邪恶异常,与美貌相形,美亦不美,反而更显邪恶。从苏童对这些女性邪恶面大肆渲染、诅咒她们以悲惨结局以及几乎将邪恶特征加诸女性全体——不分时代、城镇乡村、地位高贵与低贱、妇人与少女、文化知识的多寡等,可以见出苏童对女性整体噩梦般的厌恶情结,而这源于他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

“万恶淫为首”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信奉的观念。“淫”本指男女间的不正当关系,中国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将其偏移,多用来形容女性的过失。苏童将男女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往往归罪于女性的骚情:诗凤主动、迫不及待地投入小莫怀中;丘玉美(《舒家兄弟》)每晚洞开窗户裸身等候邻家男人的到来;织云勾引阿保、五龙;《平静如水》中那群未成年少女向“我”调情等。这里,苏童的传统男性中心观念暴露无遗。如果说上述描写是对女性欲望、人性张扬的抒写,那么苏童不动声色地注之以疯狂或惨死的下场则确证了其男性中心意识,因为这正是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对他们眼中的淫妇处以的斩刑。此外,苏童对男性之“嫖”宽容得多:诗凤、涵贞等死去了,而小莫、舒工等仍逍遥于人世……苏童对于他们结局的不平等处理亦使其男性中心意识无遮拦地凸显出来。

一夫多妻制下妻妾、后妃的争宠暗斗并非是不存在的现象,但以中国古代的经济实况,能真正一夫多妻的家庭实为少数,所以这种争斗肯定不及苏童笔下所描述得那么普遍、恐怖。所以对于阴毒型女性,苏童亦言过其实、夸张失真。论人心之狠毒,历史上男性相较女性不知超越多少倍。多少男人为了权势、金钱、女人,尔虞我诈乃至弑父、兄弟相残,凶狠毒辣到极点。相较而言,女人的阴毒可谓相形见绌。历史上女皇帝只武则天一个,且她当政期间并不以暴著称,而历史上如桀纣一般的男性暴君又究竟有多少呢?苏童为什么不去讽刺、诅咒他们?传统文化中有两句俗语:“最毒妇人心”、“无毒不丈夫”,女人狠毒是可恶的品质,而男人狠毒反而值得嘉奖,由此可见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对于男女狠毒性格的双重评判标准。苏童对男性狠毒包庇,对女性狠毒苛责,不言而喻的是其传统男性中心主义观念在作祟。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玛丽·埃尔曼在《想想妇女们》中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和男性批评家笔下的女性作品中总结出的十种女性模式:无形、被动、不稳定、封闭、贞洁、物质性、非理智性、依从等⑤相呼应,苏童对她们的塑造符合菲勒斯批评中性别类推的思维习惯⑥。总之,苏童巧妙地披着新历史小说的外衣,头头是道地用选择性的遗忘改写着历史与女性之人性,过分夸大女性的一些侧面,遮蔽另一些侧面,以艺术真实乱历史真实,对女性进行贬损与诋毁,体现出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观念。

苏童说:“在很多时候她们有作茧自缚的选择……我们一直觉得是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压迫着女性,但女性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弱点)怎样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⑦苏童认为女性自身的问题更多地决定着她们的命运,他在文本中塑造女性形象不是为了反思封建男权中心文化对于女性人性的扭曲,而是为了展示女性自身的问题:女性的邪恶。这表面上与当代女性作家铁凝、池莉等对女性自身省视、批判相迎合,但苏童夸大女性的问题,只见问题不见优点,并且完全忽略男权社会、传统文化观念对于女性悲剧的造就,客观上达到“审丑”的效果,导致读者漠视女性的悲惨命运,反而生出彻底的厌恶情绪,亦使苏童自己走向了局限和错误。试问,部分女性出卖色相、争风吃醋乃至血腥残杀,为了什么?为生存。首先,男权社会剥夺了女性经济的自立,对于她们的劳动不给予价值的认定。第二,传统男权文化使女性成为第二性,“夫为妻纲”,女人必须以男人为脊椎骨,依附于男人,并且男权文化通过国家机器将这种女人奴性的观点注输到每个男人、女人的血液中,形成长久的社会氛围乃至集体无意识,将女人从外到内(内在观念)牢牢控制。第三,男权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制造了更多的女性悲剧。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女性较常见的长舌、琐屑的性格特征?是琐屑的家务,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角色地位的安排。试想将男女置换角色,由男性承担琐碎的家务,每天闷在家里千篇一律重复动作,既不见成果亦没有收益,更少赞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一代,那么琐屑生活造就的琐屑性格将被传承为男性的性格特征。苏童单纯指责女性被男性踩在脚底下几千年形成的畸形,却不去指责那双脚,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仅仅批判悲剧之果,而不去追究悲剧之因,无论是为了追求小说创作的先锋性还是新写实性,都必然闹出可怕的笑话。这分明见出苏童对男权中心文化罪责的开脱,对男权中心文化的依恋、维护,其中隐藏的只可能是苏童本人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思想。

任何一部作品都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审美发现。苏童自己也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你在每一处都打上某种特殊的印记……”⑧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浸润着其灵魂之光,流露出其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苏童曾说:“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着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女人比男人优秀……”等⑨。似乎苏童拥有较好的女性观,然而为什么他笔下的女性全然没有口中所说的那么美好、优秀,有的只是让人恶心呕吐的品质?这里我们看到苏童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在意识中他似乎拥有较好的女性观,但潜意识中却是彻头彻尾的男权主义者。此点从苏童上述言语中已经流露出来:如果他真的拥有先进的社会性别意识,就不会用“最低贱职业”来形容妓女,因为职业是无所谓高贵与低贱的。苏童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潜意识在其小说这个加工厂中肆无忌惮地宣泄着。至此,前文问题的答案已经明确,即女性之所以更引起苏童关注是因为在他看来女性身上尽是病态、邪恶的特征,这正是苏童所追求的小说因素,即苏童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主要是将女性作为小说创作的因素、工具,这势必导致忽略对女性人格的真正挖掘与展示。

苏童被誉为表现女性的“圣手”、“红粉杀手”,其小说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效应。但他偏执于女性人性中的恶及败德行为的夸张失真描绘,任由潜意识中男权中心主义左右创作。当读者、观众满眼都是作者对女性邪恶面的大肆渲染;同时创作主体采用“零度状态”的叙述语调,增强了笔下所述的客观性,这些必然影响读者的判断,使他们对女性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根据人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心理规则,其小说、电影在满足大众女性消费和猎奇欲望的同时,必然误导人们的性别意识取向,影响男女平等意识在我国人民观念中普及的进程。

在新中国经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男权中心主义在新时期以来的男性文本中变相横行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景观”⑩。作为读者,我们应提高警惕,穿透表象,站在社会性别意识的高度分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努力摆脱、克服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利影响。最后,女性主义的发展不是女性单性别的斗争,它必须两性同时,甚至尤其是男性的努力,所以,我们的男性作家应该注意其创作的社会影响,在作品中正确对待两性问题,为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做出贡献。

① 戴锦华,陈晓明.精神颓败者的狂舞[J].钟山,1993,(06).

② 杨书.血腥的“厌女结”——对苏童“红粉意象群”颂莲形象的析解[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5).

③ 刘慧英.男权话语对女性形象的侵犯与强暴[J].文学自由谈,2000,(06).

④ 苏童.婚姻即景自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03):1.

⑤⑥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323—324.

⑦ 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03).

⑧ 苏童.小说家言[J].人民文学,1989,(03).

⑨ 寒露.热爱死亡——苏童访谈录[J].南京评论,2001,(10).

⑩ 杨欣荣.女性主义视野下的苏童女性书写[J].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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