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作为整体性的诗歌运动，“70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出现以及此后的十年左右的诗歌写作历史来看，其诗歌美学和思想立场的分化已经愈益明显。其存在的问题也亟待梳理和反思。而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从一些方面凸显了一代人的共性，比如整体性上的历史想象和对生存现状、写作场域的焦虑感。这就体现为“70后”诗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后工业场域下的“广场”地理上所展开的带有“饥饿”性质的尴尬写作和繁复的精神履历。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要合宜、准确地了解和概括整整“70后”一代人不无繁复甚至驳杂的诗歌写作无疑有着很大的难度，因为这所指涉的诗人、文本、现象甚至包括的运动和争吵都还在进行与发展当中。但是从整个“70后”一代人的生存背景、社会政治语境、文化机制、精神症候、写作心态等复杂的因素出发寻找这一代人诗歌写作中存在的某些共同的因子却是有“根”可依的。这对于梳理一代人的精神履历和写作症候是有裨益的。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以及此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翻天覆地的颠覆性社会转型注定了“70后”一代人不能不尴尬地生活在政治、商业和城市的广场地理之中。而连接杂乱的广场和遥远异乡的正是黑沉沉的铁轨和寂寞的乡村小站以及绵绵不断的时代“乡愁”。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1970年代出生）的《小武》、《站台》、《逍遥游》甚至《三峡好人》的电影叙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70后”一代人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生存寓言。

一

我们的时代多像迪斯尼乐园和经过华丽包装的麦当劳游乐场所一起制造的“拟象”，而真实的存在则被“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时代机制所遮掩和修饰。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疯狂的城市化和新移民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广场所构筑的地理和精神的“异乡”让“外省”诗人们无路可走。值得庆幸的是，“70后”诗人以义无反顾的姿势来构筑自己精神“基地”的地缘政治学。他们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地理空间以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景观中呈现当代诗人的微观精神图景。围绕着广场弥漫开来被利用和矫正过度的政治文化、乡野文化和城市文化给诗歌写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70后”诗人在真实地域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通过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相交织的文本世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广场”诗学和“缺氧”与“饥饿”状态的灵魂风暴。

“70后”一代诗人依然有他们内心的“广场”，而且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宿命般地生活在政治年代尾声里集体性的广场之下。尽管商业、城市的广场早已遍布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镇。虽然这种宏大的政治广场在“70后”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并未维持多久，但是这短暂的政治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晚照却已永远地留存在这代人的灵魂深处。当七十年代人出生的时候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此后在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的转折和“轰响”声中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注定了“70后”一代人不能不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境地——广场。愈益成熟和沧桑的“70后”一代人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一代人不可更改的广场意识和理想主义情结。九十年代的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政治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和铺满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故居。麦当劳的快餐文化已经取代十字架和鲜血。这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诗学。但是“70后”一代人所面对的却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政治的广场和工业的广场共同投下的阴影将他们并不高大的身躯深深覆盖。“饥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70后”一代人的墓志铭：“你站在我的嘴唇上喂我/我却吃到了一块阴影/我的肚子好饿/胃里没有钢琴 //月亮是一个瘦鬼/砸到天上的一个大坑/月亮是一块/我吃不到的薄饼……你册封我为越狱的逃犯/一只在白日飞翔的雄鹰/我却只向往着黑夜/那只欠条里的萤火虫”（江非：《后饥饿之歌》，灯塔倒下后是大片的废墟，前行的路上充满了腐臭的气息。在”70后”一代诗人的身上同时流淌着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河流，这两条河流又不时地在河道的改向和飓风的席卷中纠缠、混杂在一起。这些河流里所有的浮游生物和水生植物都不适合”70后”一代人的胃口，他们是如此地在物质和精神的饥饿中徘徊、流浪。

在谈论“70后”诗人的广场诗学时不能不在文学的谱系性上提到“朦胧诗”时代的北岛和九十年代的欧阳江河。显然，“70后”一代人的广场诗学与北岛和欧阳江河等人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关联。

北岛作为“今天”诗群的主将，其强烈的对决意识和精英立场、启蒙姿态使得他不断扔下决战的白手套，不断地在黑暗的现实和想象性的视阈中清洗和擦拭着一切。北岛诗歌中的广场成为那一代人在红色年代里狂乱而荒谬的精神“履历”和时代寓言——“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履历》）。显而易见，北岛在这里所指涉的广场就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政治和文化空间。天安门，曾经是（现在仍是）亿万未曾目睹其真容的外省“人民”一生的梦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朝圣地。而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地理和人文概念，天安门广场也见证了半个多世纪命运多舛的新中国的社会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49年全国解放后，紫禁城被辟为博物院，天安门前拥挤的小胡同被夷平了，建起一个巨大而壮观的广场。在广场的正中央，耸立着高耸入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两旁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公共建筑，肃穆而庄严，没有任何修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安门成为一个检阅台，成百万计的红卫兵云集于此。门楼上迄今悬挂着那一代精神领袖的巨大彩色画像”（史景迁：《天安门》）。“广场”一词，在中国新诗史上早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寄寓甚至是理想寄托。而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则成为“九十年代”诗歌和社会转型的时代寓言。这正如黄昏下的广场，昏暗、暧昧、模糊，曾经的鲜血和牺牲已被喷射的商业时代的清水冲刷干净，曾经站立或倒下的广场上的人群成了时代最好的见证。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强硬的政治铁板也已经粉碎，“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的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我没想到他们会在傍晚离去或倒下。//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我曾经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正如“傍晚”来临的时候一种渐渐阴暗的黑色基调笼罩了这首关于历史、时代、现实和精神的反讽与自审之作。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然而，尽管欧阳江河在《傍晚穿过广场》这首诗中同样设置了城市的意象，尽管欧阳江河和北岛的广场抒写与“70后”诗人的“广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想象力和对个体命运的省思与剖视，但是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岛和欧阳江河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内心对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的质问。他们不约而同是在陈述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红色”历史的必然结束和一个灰蒙蒙的工业时代的强行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关于广场的宏大叙事正是在北岛和欧阳江河这里得以最终完成，而真正意义上同时呈现了个人与历史、生存、精神的融合性的广场写作却还是从“70后”诗人这里开始的。

尽管这一代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们一直存留着“广场”时代黑色“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通往圣洁、“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巨大的难以跋涉的广场所隔断。

二

“70后”一代诗人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的语境，叩问一代人的尴尬宿命性和生存和精神履历。尤其是那些有着乡村背景的“70后”诗人，他们在童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生存边缘徘徊，一块糖，一个冰砖（当时的一种冰棍儿，五分钱一支）就成了最大的满足。他们穿着过时、打着补丁的黑色或蓝色的布衣在田野上寻找朴素的快乐。他们的整个童年被泥巴、石块、污水池、玻璃球、自制的弹弓、火枪、铁刀、铁环这些玩具所充斥并且乐此不疲。他们在公社时代遗留的土地、废墟、生产队牲畜饲养室里上演着童年廉价的欢乐。他们同样挖过野菜，捡过柴禾，甚至在放学后到收割后的田野捡拾麦穗是一项必修的功课。“70后”这代人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阅读范围和娱乐活动都是相当匮乏的，连环画几乎成了他们最为深刻和珍爱的读物。需要强调的是“红色”政治文化对“70后”一代人的影响。《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的瓷像曾摆放在家家户户的显要位置，公社的大喇叭以高分贝宣传着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方针指示。革命文章、革命歌曲是每次盛大的节日联欢的必选曲目。他们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被塑造成了同一的刻板形象——“五讲四美三热爱”。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政治和集体主义时代的禁欲不可避免开始瓦解，而与此同时商业、金钱、物欲、务实主义的社会气息也越来越强烈。几毛钱一场的空气污秽的录像厅，摆在大城市、小乡镇大街上用于娱乐和赌博的台球桌，大量通俗的、低俗、恶俗的带有赤裸美女音像图书制品在烟尘飞扬的大街上搔首弄姿。大款、奸商、官倒、大哥大、茶叶蛋、小贩、站街女、下海、下岗工人、流氓、严打等等一起强烈的冲击着“70后”这代人尚未成熟的惊恐的眼睛和稚拙的内心。“红色”革命教育和传统的农耕情怀规训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纯真理想，但是成长年代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使得他们成了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而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这就注定了“70后”诗人身上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甚至反拨。懵懂年代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而无限膨胀的现代化进程则成为这一代人生存的一个全新的“广场”。 广场上狂欢的巨浪、亢奋而盲目的激情，翻卷不息的手的海浪和绿色军装、红色旗帜的波涛，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铺天盖地的豪言壮志注定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记忆。尽管可能这种红色的记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经遭到了这一代人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的颠覆。“70后”一代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个体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艰辛以及巨大的荒诞感。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那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金钱和欲望正在成为新时代广场上的旗帜或新的纪念碑。

在一些“70后”诗人那里，广场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但这种诗歌话语仍然是采用了寓言的方式，“除了当众滋事的念头/我对广场没有什么想法/当下午的阳光把整座大楼移向广场/我听到内心坍塌的声音/想挖广场的墙脚”（安石榴：《文化大楼前的广场》）。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

在这个市场天气的城市广场上迷蒙的光线照耀的不再是挥舞的铁拳、昂扬的歌声和摇动的红旗，而是迟疑的、沉重的来自“外省”和异乡的青年。广场这个最具时代象征意味的公共空间也成为诗人言说的场域性的精神现实。他们在观照以往历史的同时背负着更为巨大的生存包袱，这甚至使他们在压抑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的症候，“广场上的青草和黄昏。/吞吞吐吐的割草机和面色灰暗的步行人。/一半的颜色在减褪，另一半的颜色正在缓慢地加深。/像昨天有人从雕像下慢慢走过。/像今天也有人这样从雕像下走过/却是另一些抛弃历史的人。/他们牵着孩子，别着胸针/嘴里轻唱着时光的流失/啊心灵，心灵，腐烂的草根”（江非：《沧海雀·17》）。在我看来江非诗歌中广场上的“这些抛弃历史的人”并非简单的要张扬历史的记忆，而是要强调真实的一代人的心灵感受和苦涩的草根世界，对历史乌托邦的想象和神话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70后”诗人群体大量的广场抒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城市化、生存化、日常化的“广场”和曾经的政治化、集体性的革命“广场”具有着同样强大的规训力量。而这种规训力量的实施无疑是采用了仪式化的方式。当空旷的广场、黄昏、象征时间的割草机和枯燥重复的生活一起呈现的时候，广场更多是沾染上一种空前孤寂的商业时代的霉味。而这种霉味则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生活况味和精神状态的对应。即使在“70后”女诗人那里，这种个体与生存、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龃龉和张力关系同样显豁，例如苏浅在《从我现在的地方》中就写到“终于来了，三月/但还不是春天。但他们说广场上已经/有了春天的样子，那是敞开的心/太阳，和风//那将是我们，被一只风筝带到高处/是空寂的天空，突然涌入了人群，有了生气//我们将站在所有方向上/看得到的/看失去的/那曾经使我们仰望的，现在，从云彩中/我们一一俯身去看”。在仰望与俯身、日常生活与历史场域的张力关系中诗人尽管提到了“春天”、“风”和“太阳”这些温暖的意象，但是这仍然掩盖不了内心深处的孤独、不安和难耐的寒冷与沉暗。

关于“广场”的书写是“70后”诗歌地理学上一个重要坐标。当然我所指涉的“广场”更多是一代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文化反思立场的一种精神式的内在呈现，而非简单的关于场景甚至装置性“广场”的直接比附。在政治的、工业的、力比多过剩的广场上，诗人不得不夹着“理想主义的尾巴”在肃杀的夤夜承受无尽的寒冷与孤独。很多的”70后”诗人的诗歌中都大量存在着“广场”意象，而广场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个反讽的角色。在他们的诗歌中“美妙和谐”的广场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个在广州街头写诗的流浪汉/一身贫穷 居无定所/现在他头枕英雄广场 审视天宇/犹如审视多年来蜗行的生活/星辰相互闪耀 不傲不屈/整个夜空弥漫着美妙和谐的气息”（温志峰：《暴雨后繁星满天的午夜》）。广场上的主体已不单纯是高大的英雄雕像和挺立的纪念碑，同样重要的还有那些来自外省的青年。他们有权利自由地来到广场上，而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生存阴影——“这是一个四处透风的地方/天气永远一样/一块中性的地方 /互不相容的东西再次相遇//太阳在下午将尽时将倾斜拉长/一个阴影/从纪念碑的侧面倒下/阳光清明尖刻的刀/把各种物体铭记在记忆中/但从不爱抚它们/从不提供安宁幸福的感觉//现在，空间以风景画的透视形象/从民工眼前冲出去//广场被视线拉长了——/这使物体有了一种神的疏远/和清澈的感觉/在压缩中变异互相抵触/竭力保持自尊的外套 //纪念碑浑身裂纹而缄默/民工呆坐着/用碎片支撑着自身的废墟”（《民工呆坐在广场上》）。在雕像与废墟、高大与碎片、重压与尊严、城市与外乡、阳光与阴影的张力冲突中，诗歌的刻刀雕凿的是沉重个体的生存状态和不无压抑的精神图景。可能在包括“70后”一代人的所有时代的人们看来“广场”从来都不是一个中性的不偏不倚的词汇，而是充满了伦理道德甚至教义的气息。吴情水诗歌中午夜的广场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荒芜体验，“什么人，顶着风寒/黑暗在长大/什么样的伤痕/如风烟，如午夜/什么枪声 几乎/击倒//在破旧的古老的石街上面/我低着头低过我的愿望/我沿着什么样的青苔走动/叩我的空洞/什么样的家门”（吴情水：《午夜，我的广场》）。

广场的宏大性特征、仪式感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存在在特殊的时代会附加额外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因素。但是即使在战争和运动远去的时代，单就视觉和物理学的意义而言广场的宏大特征仍然是显豁的。甚至一定程度上这种宏大的广场以其不可辩白的力量给个体形成了影响的焦虑感。而对于“孩子”而言，广场更像是游戏的乐园，但是广场的宏大性也不能不给包括“孩子”在内的生命个体带来茫然尴尬和手足无措的感受——“一个孩子专注于个人的游戏/他跳一次 落在一块花岗岩地砖上/他想要搞清楚广场的空阔 /需要多少方石拼接/突然 一个念头让他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 显然是/怀疑起默记的数字/他回头 想弄清楚自己跳跃的次数/已经困难//我转过脸为了不让他 /看见 有人发现他的沮丧”（徐南鹏：《广场》）。在谭克修对“县城行政中心广场”的深层度量中这个时代的缩影或典型症状更获得了空前的意义与深度，“崇尚构图美学的建筑师，被一根斑驳的/电线杆吸引。广告里的老军医发明了/新专利，让他对不检点的生活作风/重新拾起了信心。他身后的市规划局/展示了法国人设计的城市中心模型/数十公顷范围内的建筑将夷为平地/变成一个椭圆形的草坪。‘当它被周边的/高层建筑围合，真像一只硕大的浴盆’”（谭克修：《海南六日游·海口》）。这些关涉广场的诗句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这种去魅的诗歌话语方式更像是黑暗病区中光亮的手术刀。广场在“70后”诗人身上更多呈现为没有英雄雕像的日常生存场景的混乱与平庸。但杂乱无章、缺乏诗意和快感的生活却总不因为广场和纪念碑的出现而改变秩序：“没有人造灌木/在除草机卟卟的轰鸣中/散发腥湿的滤汁、腻香/没有高大偶像/顶着光柱无穷上升/没有、没有地方志/门牙全无的老朽姓氏/纠缠着时光划花的镜片/没有休息日古怪的狂欢弥撒/呼吸与呼吸杂交废气/沉淀下来/便成为尘土/没有一场暴雨扫射过/回行针曲折相连的闾巷”（刘泽球：《汹涌的广场》）。在杨邪的诗中广场的公共空间尽管同样是日常的生活景像，但是人群和广场显然对“个体”而言构成了无处不在的“监视”与训诫——“在广场（它巨大而古老）//那么多早起的人在锻炼/（显然他们是为了体魄和延年益寿）/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名晨跑者 /心不在焉，并且不妨说是/有点鬼鬼祟祟 //‘看，这是个滥竽充数者/他的腿像圆规、肌肉松驰/他的胸膛根本已经/无法挺拔……’”（杨邪：《在广场》）。众多“70后”诗人的广场抒写中所呈现的则是乡村与都市，旷野与广场，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龃龉和冲撞。冬日的广场在冷寂中呈现了诗人冷峻的反思和诘问，而“冬日的广场”也整体性带有了时代寓言的性质：“冬日的时代广场与它的名字并不相称/集会的季节已过，没有了乘凉者/喷泉不再喷涌，音乐停止，树叶落尽/除了几个健身的人，连情侣都不愿在此逗留/……现在看去 /时代广场已经落后于时代。冷清、空旷/在这一季节不可避免地没落/但另一种情景来临，一阵寒风吹过/半轮月亮悬挂于这片开阔地之上/愈见古典”（曹五木：《时代广场》）。

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得“70后”诗人无形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广场的荣光、血腥、伟大尽管仍在这些怀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人的身上有着碎片般的闪光，但是更为强大的城市生存的压力和无所不在的压抑成为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基于此，对于“70后”一代而言广场是直接和生存（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像以前的诗人从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的视域来考察广场的存在和意义。远人在长诗《失眠的笔记·广场》中对广场的描述和界定基本可以看作一代人具有代表性的认识：“它的建立使城市与乡村得以严格的区分。一个广场的位置，与它同义的往往是物质的中心和建构在乌托邦性质上的高点。尽管它提供的不过是十字路口中央的一处花坛、一个喷泉，或者一尊塑像——就仿佛是城市在它结构里努力出生的幻境，朝着某个梦想的、同时又是垄断的方向延伸。非常容易看出，在广场上茫然回头的人不会来自城市。广场的巨大平面似乎始终都在排斥一种另外的命运。可以说，它通过象征所维持的，是不带激情与妄想的世界，这正如随同它的复制而被删除掉的诗篇，在形成之前，就已达到了妥协和某种不明确的授意。因为在我每每穿过这城市的广场之时，我感到的眩晕不是来自日光的照耀，而是在我和城市贫血的关系中，广场所赋予的那种强烈、巨大、以及无言的压迫。”

广场已经成为“70后”一代人尴尬的出生地，广场也见证了这一代人尴尬的外省意识和漂泊宿命。这一代人在广场上面对理想情怀的失落在默默地发呆和失语，他们在异乡面对生存和现实的旋转木马而眩晕、致幻。在大起大落、交错纵横的时代背景转换中，一代人的成长、生活和写作都与广场和异乡如此暧昧地纠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广场和异乡成为“70后”一代人不无尴尬的宿命性存在。这一代人的广场叙事并非简单的要张扬或祛除历史的记忆，而是在普遍的反讽意识和“离心”状态中揭示出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现实、历史境遇、心灵感受。政治年代最后残存的火焰和理想主义精神仍然燎烤着这些“70后”一代人日渐沧桑的面庞和内心。然而当工业时代在无限制的加速度中到来的时候，理想情怀和生存的挣扎所构成的巨大龃龉也使得这一代的生存和诗歌话语中呈现了不无强烈的诘问精神和怀疑立场。广场成为“70后”一代人在由残存的理想主义的尾声年代向商业时代过渡的重要象征。而当商业时代的广场上的落日投射出他们长长的身影的时候，一个农耕情怀的年代是如此真实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