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兵

艾米莉·迪金森生前默默无闻，可在她去世后却被赋予了众多头衔。可以说艾米莉·迪金森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也是倍受关注的诗人之一。迪金森的美学观超越了她所生活的年代，因此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这既是她的特别之处，也是造成她在矛盾中孤独彷徨的重要原因。迪金森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迪金森将她的矛盾、徘徊、挣扎、惶恐等等全都融到了她的近1800首诗作中，正因为此，这些诗作才真实、强烈、生活气息浓厚，既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也让学者、评论界等对她作品的研究、争议不断。笔者认为，其诗歌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矛盾的。

第一，宗教：充满犹疑的反叛。艾米莉·迪金森出生于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家庭，她本人却不是教徒。如她自己所言‘他们都信教，除了我——他们每天早上对着幻影说话，称之为天父。’但宗教是迪金森无法释怀的情结。宗教既影响着诗人的诗歌创作，也影响着她对其它主题的探究。她的很多诗歌反复涉足上帝、信仰、天堂、乐园等宗教题材。诗歌一方面是诗人任想象驰骋、摆脱宗教束缚的凭借，一方面又是诗人用来平息背离基督的不安，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上帝的途径。

当时宗教主要教派之一的清教核心教义是：人是有罪而不知悔改的；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慈爱又专断的上帝手中；现世的作为和信仰的虔诚与否是人能否获救的标志。迪金森不相信人生来有罪，反对宗教教义中的“原罪说”。她认为上帝总要人为没有犯下的罪过而忏悔，认为上帝不能带给人快乐，原因是如果人间充满快乐，天堂就不令人向往了。但是迪金森并不是一个坚定彻底的叛逆者，清教主义的其它主张依然困扰着她。诗人虽然反对“原罪说”，但是教义中描述的死后生活却令她恐惧，她认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是有罪的，所以死后肉体一定会受到惩罚，灵魂也会受到无尽的折磨。

迪金森最终也没能从其它的宗教或哲学思想中获得解脱，上帝是盘踞在她脑中的一个阴影。但是虽然确信上帝的存在与法力，但是又不接受上帝的洗礼，这是迪金森信仰的矛盾所在，她只能借助诗歌来平息自己背离宗教的不安。

第二，自然：和谐与冷漠。在迪金森生活的时代，美国的文化思想界新兴起一种超验主义。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认为人的心灵和自然界都与上帝的精神相通，人与自然都具有“神性”，体现着上帝精神。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融洽的、一致的。迪金森深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超验主义“天人合一”的说法，相信自然界有生命，人能够在自然中聆听上帝的声音。迪金森在自然中的确看到了美，找到了隐含于自然之中的永恒与真理。她在诗中热情地讴歌自然，人与自然的统一使她多少减轻了背叛宗教的负疚感。在迪金森看来，自然是乐园，是和声。但是在其另外的诗中，自然却被冠以一张冷漠、神秘的面孔。这是因为迪金森并没有像爱默生那样彻底接受超验主义，她的家庭笃信宗教，她从思想无法完全摆脱清教主义的影响与束缚。她不停地在自然中寻找救赎，却没有看到任何上帝宽恕自己的迹象，自然没有给她任何许诺，于是她在两种教义之间徘徊、犹疑。这时自然变得不可理解，充满神秘，甚至令人恐惧。

面对自然的残忍与冷漠，也许迪金森想要表达的是人和自然本可以和谐共处，但并非总能相容并蓄，原因在于大自然的神秘以及人与自然各自的敌对与孤立。自然曾一度是迪金森的精神寄托，是她借以躲开上帝这个阴影的庇护所，但在这里她仍然洗涮不掉自己的负罪感，因而更加绝望。但她没有停止，依然倾其一生地在痛苦地进行心灵的探寻。迪金森诗中的自然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她对自然的认识其实就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她所体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她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那种既拘囿于社会和文化，又超越社会和文化的心理变化。

第三，死亡：永恒或幻灭。如前所述，迪金森无法完全摆脱当时盛行的清教教义的影响，清教对死后生活的描述一直折磨着迪金森。迪金森的生活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隐居、超然、平静，而是在天堂与地狱双重的影响之间孤独地徘徊。她的自由思想反叛着宗教的束缚，传统的性格又让她深感惶恐内疚。她对天堂、上帝和死亡那种独特的体验使得她一方面向往天堂的神秘，同时对死亡又心存“畏惧”。她是如此在意上帝所许诺的死后生活，又时常怀疑上帝对人死后的安排，所以才不断地努力挣扎，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她有600多首诗作都是以死亡为主题的，在她的笔下，死亡有时平静美好，令人憧憬；时而又阴森恐怖，令人绝望。她的那首经典的“我为美而死”即是对死亡的一种憧憬，也是迪金森本人所期望的境界。在这首诗中，人对死亡的憧憬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诗人对死亡与永恒的疑惑、希望的幻灭。死者所经历的死亡赤裸裸：意识的消失，肉身的腐朽以及令人厌恶的苍蝇。在这首诗中，迪金森对死后的永生充满诘问，幻想破灭。

当然，这样的幻灭是短暂的，如永恒一样。迪金森的心灵始终在彷徨，带着犹疑。如果真能只要为“美”而死就能进入宗教所许诺的天堂，迪金森也就无须在矛盾中困惑了。在她看来死亡虽是痛苦的，但她并不真的惧怕死亡。1886年初夏，她弥留之际所写的遗书仅有一个“归”字，正说明了她敢于正面死亡，把死亡看作是生命朝向更开阔境界的通道，而非生命的终结。美国评论家Richard Wilbur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迪金森：她对凡人尘世的卓越体现和对自己语言的顽强的忠实，使得她不止一次地从坟墓的角度看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她的诗中是死了，她的诗歌却在最大限度地忠于她的思想，忠实于内心和外物的真实并代表着她在说话，因此它并没有失去生命，而是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把握着它。

第四，爱情：渴求却逃避。尽管诗人终身未嫁，但身居闺中长年忙碌于家务的她同样渴望外面的世界。诗人经历过几次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无果而终，这些并不妨碍她在诗歌中表达对爱情的期盼，诗人时而以娇弱温柔的雏菊自居以引起异性的注意，时而又狂热、率直、不拘小节地表达狂热的爱，火一般的激情。然而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有着对爱情以及爱人的怀疑，她不相信爱情亦不相信爱人的忠诚，所以，当她渴求的爱情真得来临，她却逃避退缩。或许她想要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由于她含蓄模糊，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她的心理。也许她不情愿自己变成爱情的附属品，也许她害怕在婚姻生活失了自我。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对爱情的矛盾心理以及几次爱的失败经历使她受挫，她选择独身不嫁，一个人承受巨大的伤痛和煎熬。“我才不在乎隔大墙”就流露出当爱情遭遇现实清规戒律的挫败而生一种无奈的悲凉。但空间并没有隔绝掉迪金森的情感，亲身体验了爱情挫折让她更深刻地体会到真爱难觅和现实的无奈，但她依然渴望爱情，甚至把自己当作新娘，“我是新娘—我已经做到了”一诗描述了诗人所向往的婚姻生活。

总之，从艾米莉·迪金森的诗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孤独而高贵的灵魂,感受到诗人热爱人类的崇敬情怀,也更加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写诗、隐居、排斥宗教，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实现自己的自我人格。但同时她又受家庭、社会、宗教的影响，始终不能彻底突破自身矛盾思想羁绊。在矛盾之中，迪金森总在为如何既保存真实的自己又适应社会的约定俗成而塑造着自己。也正是基于这些矛盾的存在，才成就了这样一位独特的女诗人，成就了那些绽放出异彩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