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勇

晚清与“五四”的“言文一致”运动，是一场语言文字变革运动，但它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言文一致”追求的是语言/文字的一致、口语/书面语的一致，其实最终都是以口语化为旨归的。但是，口语化毕竟是理论上的取向，而在语言文字的实际变革与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书面化的走向，悖论由此产生，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现象。

作为“言文一致”的首倡者，黄遵宪在借鉴日本语言文字以设计中国“言文一致”方案时，不仅提出了语言与文字合，也要求书面语与口语合。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白话文正能体现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一个起因。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言文一致运动只是停留于白话文言之争，那很难说明当时的语言变革具有多大的革命意义。因为这种争论不仅存于古代，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中也出现了。晚清与“五四”的文白之争之所以具有现代意义，是因为所谓“欧化”问题。而这是与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冲击直接相关的。

晚清时代，不仅言文一致运动受日本影响，“欧化”浪潮的出现也与日本有关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积极推行欧化，力图脱亚入欧，其国粹思潮也正是对此加以反拨。这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1902年7月，《译书汇编》第五期上刊载了《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介绍了日本国内存在的这两种思潮：“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1]。

思想文化层面的“欧化”，与以西方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密切相关。在学习和翻译西学著作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中西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中国古人因汉字之特点而不重视文法，这就直接影响到文章写作，对于汉语书面语也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中西交融碰撞的时代，中西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同样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严复在这一方面就体会颇深，在翻译的过程中常感到艰辛与困难，他提出“信、达、雅”的三原则。梁启超却深感严复译文过于渊雅，一般读者难以理解。严复则认为不必迁就读者，“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2]。黄遵宪则再度反驳道：“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3]可见古文所带来的，是文道相合的古典体验，这对于新思想的传播，终究会带来阻碍。

此外，梁启超的“新文体”也值得一提。梁启超曾不无自得地自述其“新文体”之形成及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4]

当然，晚清白话文运动存在的问题已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指出，即态度的二元、语言与思想的二元。也就是说，晚清白话文虽以口语入文，但在说理分析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先以文言思维再换用白话“翻译”出来。白话报刊中的方言、俗语等，只是夹杂于其间，其实没有实现真正的口语化。

“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其本意是以口语为指向，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口语书面语达到一致，最终的结果却是白话文的高度书面化。这种口语化取向与书面化走向的二律背反在20世纪30年代就为知识界所察觉并以此批判“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大众语”运动由此兴起，体现了再度口语化的努力。40年代出现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对“五四”加以清算，仍然是在口语化这一领域展开。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最终与“五四”一样无法摆脱这个二律背反。

在这一方面，汪晖的意见值得重视，在他看来，白话文运动的所谓“口语化”针对的是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古代书面语的雕琢和陈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语化”。实际上现代语言运动首先是在古/今、雅/俗对比的关系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书面语与方言的关系中形成的。它是汉语体系内部的更新，更准确地说是书面语体系的更新，即以一种新的书面语代替原来的书面语。

国语和国语文学的提出，推进了中国文学的书面化。虽然国语融汇了古白话、方言土语、俗语，但口语成分只是国语的组成元素；而且国语虽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却又融合了各地方言的一些成分，还吸收了外来语与文言成分。

更重要的是，国语文学是一种书面语文学而非口语文学。国语融汇古今中外各元素而成，却不是为了口头的言说，其实不论是高度的“欧化”，还是吸收文言语汇，都使得这种现代白话不成其为真正的“话”。

由此来看，国语文学不仅没有实现“五四”知识分子的愿望——拉近文学与民众的距离——反而增大了这种距离，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这种书面语甚至比文言还更陌生、更难懂。但是，不能因这种书面化走向而指责新文学。就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而言，二者不可能完全合一，因为书写与言说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境、性质和要求。即使是西方语言文字，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汉语汉字的情况更为特殊，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本身可以超越时代、地域的差异而成为维系民族的纽带，而文言文则依托汉字而展现，文言文的形成正好是对汉字传递、承介汉文化的独特性质的文化功能开拓的结果，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文字是符号的符号，但却以传承文化的强大力量作为功能上的补偿。正因此，它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以致延续两千多年！五四”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文化体系。

当然，由于矫枉过正，这一文化策略本身的不足也是存在的。对于这一点，“五四”之后的周作人也意识到了。周作人将国语分为口语与文章语（实际就是书面语）两部分，以此消解了白话/文言的二元对立，而他将文言文与白话文都视为汉语书面语，实际上是发现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可以说是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事实也的确如此，国语与国语文学是在同时吸收文言、白话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作为维系时代和地域的纽带，国语和汉字实际发挥着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

[1]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

[2]严复.与梁启超书·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16—517.

[3]王栻.黄遵宪致严复书[A].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73.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