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舒兰 陈琳

中国古代酒器-爵的设计解读

郁舒兰 陈琳

本文从产品设计理论“事理学”的角度对酒器爵进行研究，结合商周时期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和文化思路背景，对爵本身的造型、材料、装饰以及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做系统地分析研究，总结爵的造型要素、特点和纹饰分析。提出爵的设计文脉具有“尊贵”的意义，设计师要以新的形式结构去诠释和表述现代酒器中的“尊贵”，承接文化上的认同感。

酒器；爵；事理学

1 前言

酒具的使用和变化是与当时社会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国古代酒器承载了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思想的物化形态。

从青铜酒器的兽面纹到漆制酒器“髹以生漆”纹饰，再到唐宋金银器的团花如意以及明清瓷制酒器的三羊开泰，无不随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人文意识以及加工工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爵，中国夏商周代酒器，质地分陶、铜。在商周酒器乃至整个青铜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浇酒敬神”第一重器，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本文从产品设计的角度解读爵中的设计文脉，寻求爵消失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承接，为现代酒器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2 形态来源和造型演变分析

关于“爵”字，《博古图》言：“爵则又取其雀之象。盖爵之字通于雀。”显然这些说明爵与雀之间确有紧密联系。由此，宋人吕大临《考古图》始定名这种器物为“爵”，并推断其造型为“前若麑，后若雀，足修而锐，其全体有象于雀。”说明爵是一种形状如雀的饮酒。

青铜爵基本形制为：较深的筒装腹，口缘前有槽形流，后有尖叶形尾，器腹一侧有鋬（把手），口上立两柱，腹下有三足；亦有作单柱的，个别有盖。

陶器是夏代先民生产和使用的主要生活用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陶制酒器，而最早的青铜酒器则出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无论力学的重心还是视觉的重心都是平衡的，这类造型的爵体现了高超的造型能力，极具艺术感染力。同样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爵长流、尖尾、束腰、平底、锥形足、单鋬的形制和铜爵的造型几乎是一样的。

夏二里头时期的爵，大多数无柱或微有如豆状柱头，不如商代后期伞形柱成熟。

商代的爵，对器物各部分比例关系处理更加细腻，整体造型比夏代的匀称美观。这一时期的爵，在注意器身与足部的比例关系外，流逐渐向宽厚形发展，双柱或单柱，柱多呈三角形或伞（菌）形，器腹部横断面多为椭圆形。有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特点。

西周早期青铜爵造型基本沿袭商代后期造型，在装饰上已开始显示独特的时代风格。西周早期的龙爵，双柱较高作圆锥形，龙形鋬极小，鋬内侧铭一“龙”字。三足为宽扁的刀形，柱饰曲折雷纹，流及尾饰变形龙纹。西周中期的父辛爵，父辛是人名，爵为器名，流饰垂冠凤纹。到西周晚期，爵在个别地方虽有零星发现，但其造型已相当简化，渐渐消失[1]。

3 爵中的事和理

陶爵成为了礼器的开始，商铜器的冶铸技术与应用规范为铸型较为复杂的铜爵奠定技术基础。据《殷周青铜器通论》所述，商周的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就占二十四类。早期是陶爵主要作为煮酒器或温酒器。而商早中期，青铜材料属于稀贵材料，铜爵作为商朝封建贵族等级的需要的最高礼器，其形制和使用均受到严格要求。

爵作为礼器，常与觚、斝等组合成套使用。爵是体形容量最小的酒器，在等级上最高。在当时，用铜爵饮酒并非专为饮食，更是着重于“礼”。青铜爵也是青铜礼器中的重要器物，与其它的青铜礼器组合使用。商代墓葬出土的陪葬器物中有一爵一觚成组，也有与斝的组合等。

爵作为酒器，盛行于殷周，只有举行盛大祭祀典礼时才使用。爵在演进过程中时刻凸现“礼”的本质。自夏商周，爵经历了由定型发展到盛到衰的过程。事实上从商初至西周的几百年历史中，爵的造型由原来的长“流”、长“尾”大大缩短。西周时，周代周武王鉴于商代酗酒误国的教训，发布了禁酒令，爵数量明显减少，其礼器组合逐渐转为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

1 杨远.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

2 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3 柳贯中.事理学论纲.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4 陈琳.中国古代饮酒器造型研究.南京林业大学硕士论文，2009.

南京林业大学 郁舒兰 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