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

1989年的火车

阿舍

火车铁轮的旋转，是在告知，所有的动荡都将以圆来完成。

——题记

1

出发的那个上午，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就去车站，火车十一点发车，她带着大包小包，包里是给我带的干果，好几公斤重。我埋怨她几句，顺带唠叨些路上的事，上厕所或住宿什么。她在第一趟火车上要坐三十六个小时，第二趟火车要坐九个小时。

母亲来看望我。我在宁夏，母亲在新疆。我户口上的籍贯，新疆尉犁。

1989年，我十八岁，那时火车对我有了意味，它意味着一条铁轨所连接的两个地名，宁夏和新疆。之后的十几年里，坐上火车，出疆，再坐上火车，进疆，十几年年年如此，简单甚至乏味。而一路的站名，哈密、鄯善、吐鲁番、巴伦台、和静、焉耆……便使我太容易就念叨出它们。它们于我，是一次次的接近，也是一次次的远离，而大多时候，我只是在站台上看看它们，在清晨，在风中，在雪天，从外部看它们一眼，就匆匆走了。这样匆匆许多次，有时连它们的外貌也混淆了，杨树、山包、戈壁、村庄、天空，以及列车员浓重的口音，杂糅在一起，让我无法清晰地把它们分开。现在有时会突然想起它们，觉得它们像是隧道里的灯，亮在那里，候在那里，看着我来来往往，从十八岁的单薄，到三十岁的匆促，面对一张日渐晦暗的脸，一双常常无聊的眼，和我一样缄默无言。但它们现在也许会高兴一些，因为我身边多了一个洁净的孩子，并已经带着这个孩子来来往往。而我想说的是，我这样带着孩子来来往往既是为了延续我的记忆，补偿我记忆的缺失，也是因为孩子瞧什么都是好的，我的愿望便是这孩子眼里的美好，让那缺失的记忆更加充盈起来，也好能够在未来，有更多回忆着的幸福。

记忆里，哈密总在中午经过，无论冬夏，站台周围都是一些稀疏的植物，以及赤白的日头。但夏天的哈密站站台上会堆着大堆大堆的哈密瓜，三五个一袋装好，瓜是那种常见的青黄皮，椭圆形，有大有小，不少出疆的乘客要买，当中有很多着急的，怕买不上，伸着手里的钱，叫叫嚷嚷，用的是新疆人的大嗓门。这样的时候，我愿意在一旁瞧热闹，火车停靠的几分钟内，一堆瓜果制造了一场令人欣喜的混乱。其实最终每个都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提着哈密瓜回到火车上。

到达吐鲁番的时间却总在夜里，有时醒来已经错过，所以总感觉吐鲁番极安静，是夜里在桔黄的灯下候着的样子，有着急的乘客在站台上跑过，噼噼叭叭的脚步声传到耳朵里，还有站台喇叭的维语播音，在夜晚清凉的空气里传开，像是从寂黑的深处漫过来的。而车窗下偶尔会有人用维语突然喊话，这样一上一下，一远一近，仅仅是听着，就知道自己回到了家，一个异于内地的地方，它首先是用语言隔开了内地，用语言制造出一种氛围，强烈而新鲜，让陌生的人熟悉的人，远离的人亲近的人，本地人外地人，不曾离开的人和离开十年的人都只感到了强烈与新鲜，而在这样一个氛围的感染里，你所有的情怀也会在它的浸润下变得强烈而新鲜起来。

但最近一次路过吐鲁番是在中午，七月的吐鲁番。我要倒乘去库尔勒的火车。一下车就被空气烤着，耳边哄哄，出站口一位穿制服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拿着喇叭在喊，去库尔勒的马上有票，声音亮烈，我便凑上前问，被她领到一间小候车室，我交钱，有人递来一张白条，写着“库尔勒一卧”。我知道这不是正规购票途径，但也不怕被骗，进了疆，胆子蓦地大了起来。但几分钟后，我就与人发生了争执。一位汉族小伙把我领去一家四川餐馆，并告诉我必须在这里吃饭。我一听气愤起来，便与他大声争执，他用新疆普通话对我说，不吃不给票，我说车站派出所就管你这样的人，我去告你。他大声说话，我也大声回他，他看我认真的样子，突然笑了，我也笑，我们就和好了。随后他带我去拿车票，递给我车票的时候，笑着说：“拿好了，没骗你吧。”那天中午，我是二十几个在四川餐馆被强制进餐里第一个拿到车票的人。

喜欢在夜里回到库尔勒。夜里远远望着它的灯火，一年比一年密集，但仍然是聚集在一个圆盆之内，齐整地与四周分开。我知道那些黑的四周是什么，它们是沙漠和戈壁。每一次，我都会认真地看一会儿那片灯火，灯光闪闪烁烁，就像是从来不曾间断的一个个回想，簇拥在一起，提醒我所有的存在，所有的过去。

夜里我悄悄地回来，这个城市不曾看见我的归来，我因此分外沉静，像一个探望者，因为一些感伤的情怀，不想惊动所怀想的人，只在暗处凝视、担忧。而我不愿感伤，或者不说感伤，甚至显得没情没义，没有冲动没有兴奋，就是对着久别的亲人，也淡漠着表情，相视一眼就不再看了。我无法解释这种淡漠，或许是想表明自己从未离开过，与亲人们在一起，如同从邮局寄封信回来，或者遇上了一个美丽的黄昏，在孔雀河边多耽搁了些时间，也就是隔了那么一小段简单日常的时光，所以是用不着夸饰情绪的。

不知这样的解释能否说通，但在夜里回来的确是令我舒适的。城市已经暗了，到处是不被打扰的凝望之处，不用面对，走在它无所知的身旁，看它夜幕下树摇动的影子，河流黑亮的光泽，以及夜市喧腾的烟雾，宛若翻开旧时日历，页间的微黄藏着意想不到的发现。

与白日里的感知相比，夜里我像个窥探者般打量，视线与内心的速度都是缓慢的，唯因这个缓慢，心绪的舒张可以绵密与悠长起来。街道、出租车、语言、路灯、房屋、果树，以及一对手挽手的维吾尔族情侣，这个在晚间逐渐安静下来的南疆城市，我不需要参与，便嗅到了它空气里的熟悉与变化，真实与鲜活，如此清晰。

2

1989年第一次坐火车，那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天，我和父亲一大早从团场出发，在石子铺就的公路上，颠簸了八个小时，中午一点到达库尔勒市火车站。只是十几年过去了，库尔勒火车站仍然还是老样子，周围的建筑和公路或翻新或新建，只有火车站像个倔老头儿，站在高处不肯挪动身子，死死守着家门。

听母亲说带了吃食，我不问也知是什么，不外乎葡萄干、杏干和巴旦木之类，葡萄干去年带回的还有剩余，杏干和巴旦木母亲一定是从库尔勒博斯坦市场买来的。母亲在这个市场还买大白菜与胡萝卜。每次回疆探亲，我也总去看看，先要吃烤肉，父亲吃惯了市场里一家维吾尔族烤肉的口味，喜欢带我去那里。这让我想起坐在烤肉摊边的维吾尔族姑娘，她们个个穿着艳丽，画着连心眉，带着金饰，一边眼巴巴地瞪着炉上冒着白烟的烤肉，一边与皱着眉正烤着肉串的维吾尔族小伙高兴地聊天，那是亮丽的西域风情。后来有几次母亲与我再去，是因我的央求，那里有染头发的海娜花，我要多买些带回宁夏送朋友或者自己用。偶尔会发现一些民族工艺品，前年找到一个手工编织的肩袋，去年买到一块铁锈色的方巾，维吾尔族妇女多带在头上，我回来做了桌布。与母亲去博斯坦市场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听着她用维语与人讨价还价，虽然听不懂几句，但心里爽快极了，维吾尔族人做生意不肯妥协让步，这是因为他们不漫天要价的缘故，话说得不对，一块钱也能让他肚子胀起来，但是用维语与他们交流，往往能够占个一块两块的小便宜，以及态度上的亲和。

兰干路上的博斯坦市场嘈杂热闹，农资、日杂、服装、布匹、肉铺、餐厅、菜摊混杂排列，物品简单却也齐全，四周交通时常堵塞。这几年虽然路修宽了，但仍有拥挤之感，还是因为人越来越多，维吾尔族人多，汉族人也多。这里不分季节，集市一开，烤肉炉燃起的白烟就飘荡在整条街的上空，还有无处不在的孜然味。逆光中，市场笼罩在乳白色的空气里，里面人影绰绰，有人穿着厚重的蓝色或者黑色服装走进去，有人戴着彩色的沙丽头巾从里面走出来，传到耳边的也许是我听懂的普通话，但更多还是急速上扬的维语。自行车、拖拉机、出租车、货车，还有叮叮当当的马蹄声，这种被叫做“马的”的四轮马车，车后铺着红色毡毯，顶上搭着黄色凉篷，穿梭在集市里，赶车人的吆喝声冷不丁就传了过来。市场大门外，就是卖干果的货摊，葡萄干分成几种价格，最好的一种青青绿绿，如果嫌贵，胖胖的维吾尔族老板娘会抓一把放在你的眼前，告诉你这是一个个挑拣出来的，语气坚决自信，不容你与她讨价还价。但小姑娘做生意就不同了，市场门口我曾遇见一个卖煮黄豆的维吾尔族小姑娘，也许她从乡下来，皮肤不白，眼睛深黑，里面是生疏与羞怯。一件粉色的连衣裙，颜色也旧了。她与一个卖煮红薯的维吾尔族老太太蹲在一起，黄豆放在直筒塑料袋里，我远远就瞧见了她，走过去蹲在她的塑料袋前。黄豆五毛钱一小杯，我要了五块钱的，每盛一杯她都怕盛的不够满，用另一只手里的塑料勺不停地添，直添得黄豆往下滚落。接过钱的时候，她把钱放在膝盖上撑开，用手摩得平平展展，再小心折了起来，塞入长筒袜内。我见她做完这些，对她笑笑便起身，她也笑了，只是笑容怯怯的。

去博斯坦有时并不为了买什么，仅仅是希望徜佯在那样一种氛围里，浓郁的、久久不能散去的氛围，说是异域情调也未尝不可。人总是对异样的新鲜有着神往，新疆总是新鲜的，但如果说与我是异样的，就连自己也要责怪自己了。是的，并非异样，只是为了重回，为了温习，想记牢它，并牢固到可以带走它的任何细节。

曾经站在集市的嘈杂处看一个维吾尔族巴郎做买卖的表情。巴郎大约九岁的样子，或者更小些，黑皮肤，瘦削而结实的双腿，眉目浓黑，大眼，光着脚，脏乎乎的手比划着，在认真地与客人讨价还价。他卖野兔，说得费劲时，就皱起眉头。他汉语说得不好，神情里有些急切，认真得令人替他着急。问的人很多，最后都摇头走了，他还执着得很，有时跟在客人后面再走几步，喊着回来的话，直到完全没有希望。他还有伙伴，一个大一些的十几岁的男孩，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也和他一样端着一盆剥好皮的野兔，两个人碰见后，就相互说了起来，不知是怎样的趣事，脸上很快就笑开了。那时，生意好像不打紧了，太阳只照着他们少年人的快乐。

这样能干的小巴郎还有很多。集市里的“马的”，不少都是这样大的维吾尔族巴郎当车把式，左手拉着马缰绳，右手甩着长鞭，口里吆喝着，间或吹起一声口哨，总是微蹙着眉头。而真正的车把式，胡须也白了的爷爷，或者脸庞黑黑的父亲就坐在车后，一脸的笃信与端然，集市里就是再拥挤，他们竟也能赶着马车来回穿梭。

去了几次博斯坦，倒是没见到卖英吉沙刀的。我知道那要到另一个更大些的集市萨依巴格才能买到，大学时给同学朋友带了许多刀及工艺品，都是从那儿买的。但博斯坦为什么没有，依我的猜想是因为博坦斯大多都是当地郊区农民，所售均是自产或者当地物产，不似萨依巴格的维吾尔族生意人，生意做得远做得大。但博斯坦里少数民族化妆品却不少，问他们从哪里进货，也说是巴基斯坦，或者哈萨克斯坦，化妆品多是眼影粉、染发剂、香水、头油或者奥斯曼眉笔、睫毛膏。其中染头发的海娜粉是新疆自己的物产，回去用温了的砖茶水调匀，放些鸡蛋清，这样染出的头发上色快，而且色泽光亮。工艺品里多是一些茶具或炊具，银碗银盆，铜壶铜碟，印着花纹，造型的弧线都是纯粹的民族风格。

其实现在物资通畅，母亲带的那些东西，银川都能买到，价格也相差无几，但母亲总是要大包小包地带，我虽然嘴里怨她带这些太过劳累，实际也和母亲一样，想要见到这些相熟的东西，吃不吃用不用都是次要，放在那里，看见它，似乎就是确定了一种身份，一个念想。总说物是人非，有时候是物带给人更多的安心与坚持。我其实每次出疆也要带些干果和工艺品，一部分送人，一部分自己留下，回来摆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知道它们来自何处，知道自己又回去了。

3

1989年我从火车站外看着轰然来去的火车，心里微微颤动，不知是因为火车巨大的声响，还是因为就要离开团场而兴奋。

1989年的时候，我的家不在库尔勒市，在离库尔勒市三百多公里，离乌鲁木齐七百多公里之外的团场，它是沙漠与戈壁的更深处，后来到了学校，家信上我写的地址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2团。新疆有几百个这样的团场，从农一师到农十三师。我生在团场，长在团场，十八岁离开了那里。

那时团场的结构十分简单，团部（团场政府）周围分布着学校、医院、家属区、操场、商业区，一些特殊的单位因为不属于团场管辖，比如公检法，便被安置在离团部较远的位置，但比起下面的连队几乎算是与团部在一起了。团部意味着一个团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附近有电影院、大礼堂。电影院是封闭式的露天影院，里面砌着一排排水泥凳，是团场当年的一个宏大建筑。我记得建起之时，全团人都为之心血涌动，最初的几场电影场场爆满。大礼堂是团部召开重大会议，或是节日文艺演出的地点。这两个地方因为总能聚集起更多的人而成为公认的活动中心。再就是商业区，但只在周末，那里才热闹起来。开始商业区只是一排平房，有两个商店，一个是百货店，一个是副食店，此外还有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冰棍房，一个缝纫店，一个理发店，在里面工作的都是拿工资的团场职工。能在团部附近工作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在下面的连队劳动，种棉花，种水稻，修渠挖坝，虽然也拿着工资，但做的事情都是地里的农活了。而团场缺水，土的碱性大，庄稼植物的成活率就打了折扣，所以仅仅是有水的地方才能见到绿色，水流不到的地方就都是沙漠、碱滩与戈壁了。好一些的公路上铺着石子，但车一过也是尘土飞扬，而那些没有铺着石子的路，有些地方的浮土要没过脚跟了。那些年，每条公路两边的林带，即使在夏天，也是见不着枝叶的葱绿的，因为上面浮着陈年的尘土，近看远望都是一片灰白。听母亲说，现在已修了柏油路，大概这些植物不会再是当年的样子了吧。

一条兰新线，把新疆指向了远方，所以“遥远”二字便成了新疆在我心里的风景。这个遥远的意念，新疆人自己也是知道的，是与内地的遥远，也是南北疆之间的遥远。居于铁路或者公路枢纽的城镇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在新疆的沙漠与戈壁更深处的团场就是远方的远方了。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回湖南老家，七天才能出新疆，那时要到大河沿即吐鲁番才能坐上火车，但父亲那辈人，说起回老家，个个都挣死挣活地拼命。

尤其是那些天南海北的知青，为了返城返乡，凭借各种方式，升学、调动、病退、平反、落实政策，从公路，从铁路，迅速散开，延续至今。每次回去都能听到父母念叨一些人，说这个也走了，那个也回去了。其实，想离开团场的不仅仅是知青，还有像我家人这样的一大批团场人。父亲母亲都是文革期间从师机关下放到团场劳动的干部，是属于该落实政策的一批人，但那些年月想回市里的人太多，都四面八方找关系托人情，回市里的限制一年比一年多，父亲母亲总是因为一些不断变化的原因没有回到库尔勒市。但那些年里，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回城的努力，争取了近二十年，终于在1996年，退休的前两年，从团场回到了库尔勒市。

前年回家我对父亲说，想回团场看看，父亲一口拒绝，说看什么去，老人全走光了，都是些才去的四川人、河南人，包地，种棉花，你去了谁也见不着。父亲是不知道我其实想见的不是人，无非是在原来上学的路上走一走，去家门前的林子里看看，如果可以还要去不远处的沙漠，像小时一样，把光着的脚埋在沙里，或者爬上一座沙包，认一认还记得的骆驼刺、红柳枝和胡杨树。

但1996年至今我再也没有回过团场，不完全是因为父亲说了什么，是心里总没有勇气，莫名地担心会遇见难得的熟人，他看我的眼神会看出我们彼此的生疏；担心往事的痕迹无处寻找，会生出伤感与惊心。那个我生长的院落已经卖掉了，除了抱到库尔勒的两只老母鸡，三千块钱卖了个干干净净。后院有桃树，那年我只见了指甲大小的粉色花苞便返回宁夏；前院有杏树、梨树与葡萄，夏天吃杏，秋天摘梨，葡萄吃不完了，就挂着晾干。再回去我恐怕不敢走近那个院落，那里面是生疏还是亲近，这些绿盈盈的生命，大概都记得我们对它绝决的抛弃吧。而现在，更不知它们是否还在。

相册里有张相片，是1992年暑假在团场的院落照的，站在葡萄树下，手托一捧绿葡萄。团场里，葡萄树是家家户户都要种的，绿意葱葱，藤蔓伸张，又多又密。人们想着这些葡萄枝遮凉的好处，所以在庭院里多多少少都栽着几棵。春风一吹，它的叶子就张开了，先是零星的几个，有大有小，突然一夜醒来，枝枝丫丫都绿了。葡萄花开得极小，像粉沫般，几天就落了，一般是看不见的。花一落就结了青青的葡萄，青葡萄极小极多，密麻麻地结在枝串上，让人有些嫌弃它的难看。但春天风大，一次大风会吹落许多果实，剩下的就在大风之后可劲地生长，又有几天功夫便如黄豆大小了。夏季来的时候，它已经爬满整个院落，果实因有了重量一串串垂落下来。父亲在葡萄架下放了石桌石凳，黄昏时我躺在长条儿石凳上，仰望从葡萄叶隙里漏出的天空，星星有时夹在叶间，云朵儿有时从那里经过，许多个日子这样望过去了，葡萄也就成熟了。葡萄刚开始成熟的那些日子，我心最急，总想吃到成熟得最好的葡萄，并爬上爬下找到了它们。妹妹眼馋地瞪着我，看我喜滋滋的样子，有时上来抢，有时干脆把我追出了院门。到了八月，葡萄大批成熟，哪一串都是好的，我和妹妹拿它们当饭，假期没事，手边放本书，吃着看着，等到父亲做好晚饭，哪里还有地方吃。葡萄一年比一年结得多，父母发愁了。母亲后来不得已学着晒葡萄干，竟然也学成了，只是色泽与大小不如市场里卖得那样青绿、均匀。

葡萄枝蔓在夏天猛劲攀爬，越过搭好的木架，越过房顶，甚至越过院墙；梨园郁郁葱葱，偶尔可以望见枝条已被果实压弯，里面静悄悄的，像是不许打扰少女静寂饱满地成长。但是我却在这样一个昌盛的夏天停住了，在各式各样的模拟试卷前停住了，我突然想不起任何问题，连最简单的地理常识也回答不上来，我的脑袋像被塞满了棉絮，没有运转的空间。英语单词、作文题、几何、概率、历史事件，唰地成了一片白，就连哭也没有想起来。我不交作业，不做习题，有那么些日子，仅仅是背着书包上学放学，没有人知道我的停住。但是那段停住的时间里，我做了最有意思的想象，穿过脑间的那片由复习题填埋起来的空白，我想象1989年高考之后自己的去处，上海、北京有些奢望，父亲希望我考回湖南老家，我还能想象出什么地方呢，吉林、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就是这样，地图册上浑熟的山脉、海洋、铁路、盆地，最终只有这几个地方留在我的想象中，但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乌鲁木齐虽然有些粗浅的印象，但也是陌生的，只是我唯独不想留在团场，留在沙漠。

4

至今说起这个我仍觉十分尴尬，1989年在站台外看着轰鸣而过的火车，心里是真切地兴奋着，一种达到目的的兴奋，一种离开团场的兴奋，这辆火车就是传送这个兴奋的载体。我和所有团场孩子在记事起就被告知，离开团场是享有荣誉的，无需为离开出生地或者是故乡而伤感。黄沙、戈壁与碱滩，自然界是不公的，给这里制造出太多艰难，给团场人带来病痛，所以，所有为了离开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在，不管我以怎样的心情回想团场岁月，仍然认为谁也不能因为社会责任而忽视人脆弱渺小的心灵，这些心灵就是所有人绝然离开的理由。但说起绝然也许有一半撒谎的成分，在上辈人心里，那些团场的记忆纵然全是苦痛，但唯有苦痛所以才刻骨。

首先是水。有一首歌叫《塔里木河》，这水就是塔里木河的水。塔里木河夏季满溢，冬季干涸，在它的下游，依次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团场，靠它灌溉，甚至饮用。后来，河水在夏季也来得匆匆了，也不像从前那样清澈，只是浑浑浊浊流上几个星期。各个团场的水渠里，往往夏季还没完，就只剩半渠水了。所以团场后来不种水稻改种棉花，也是因为棉花耐旱。

可是我记着河水还是清澈的那些日子。河水经大渠引到小渠，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悬空的石洞桥，上面过人，洞内引水。桥两端分别有两个长方形的水池，一深一浅，水泥砌就，池边有台阶，被水冲得黑黑亮亮，可以见到石子的花纹。从高中生到小学生，石洞桥整天闹闹哄哄。大一些的女生都拿着衣服去洗，一行三四人，坐在石阶上，边揉搓，边说话，不一会儿后面就跟来几个高个男生，远远站着看，不靠近，女生就越洗越欢喜。我们虽然还小，但是知趣的，不和这些大女生抢地盘，她们在这端，我们就去那端，但总是我们这边闹得翻了天，她们那边静悄悄的没有声息。后来石洞桥慢慢安静了，是因为小女生都成了大女生，也因为河水越来越少，越来越浑浊。1992年放暑假回到团场，石洞桥已经破破烂烂，边沿露着生了锈的钢筋，水池被泥沙几乎填平，我不敢多加停留，转过身时心跳咚咚，像是被吓着了。

团场最多的是沙。我没有去过沙漠腹地，只在沙漠边缘玩耍，沙漠就在两公里外，一般时间是没有人的。沙漠边上有防护林带，有人居住的地方，会种些果树与蔬菜。我们常去的沙漠附近有一个看守所，因为是公检法系统子弟，这个原本该避讳的地方却成了我们最大的玩处。一些武警和我们关系很好，见我们远远一队人马走来，就在看守所门口站着，如果我们太过吵闹，便大喝一声，我们听到便大笑起来。母亲是从来不允许我一个人去的，但所有的家长都知道那里是我们一班人发疯的地方。看守所附近的沙地被武警们打理得葱葱翠翠，他们打井灌溉，附近没有比这里种得更好的杏树与桑树，我总是最馋桑椹，尤其稀罕那些白桑椹，白桑椹大的可以长到小拇指长短，挂在绿叶间，因为饱满，身体还稍有些弯曲，人从下面望上去，心里痒痒，像是蚕宝宝在手里爬着，所以哪个春天不偷吃一次是不会罢休的。但是这有许多困难，看守所养着硕大的狼狗，武警整天站岗放哨，说武警跟我们关系好，其实他们只和大女生关系好，吃桑椹和杏儿是没有我们这帮小家伙的份的。但仍是能偷着吃着的。有的武警贪睡，中午禁不住晒，就进屋睡觉了，我们拿着饼或馍，一个喂狗，另几个上树，十来分钟，一棵树上的白桑葚就被我们一劫而光，而狗只顾着吃，哼都不哼一声，威风扫地。

少年只管玩耍，勾了魂似的，得空就往沙漠里跑。夏天的太阳首先照着的是一层黄色的粗沙，粗沙极浅，有的地方遮不住下面的白，这白是细沙的白，令人想到女子的小腿，或者手臂内侧的皮肤；有极少的地表植物，叫骆驼刺，刺多，枯了极轻，风一吹骨碌着就跑，我还撵过它，跑出很远也没能抓住，伙伴们在身后大笑。沙丘连绵，树一棵两棵地站着，离开很远，都是胡杨，不小心胡杨的枯枝会扎脚，有时我们找一段朽了的胡杨树干坐在树荫底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让无所事事的游荡显得更加空阔起来，是和这沙漠一样的空阔。因此现在也有了去除不掉的习性，一遇见空阔的景物，便踏踏实实地舒出一口长气。

在沙漠里玩耍，多是从一个沙包走到另一个沙包，一边走一边低着头看沙的波纹，看留在沙上的脚印，看细风吹过时扬起的沙粒，宛如轻纱飘荡，抚过脚踝。我们兴致盎然，一次次来到陌生处，希望会遇见些异物，打破沙漠的空阔与静寂。虽然总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却没人厌倦过这样的玩法。我们去的地方，红柳大多长在沙包的最高处，伙伴们总要比赛着爬。最终，所有的人挤站在一个沙包尖上，向远望去，看远处的校舍，近处的棉田，指指戳戳。

冬天去沙漠就是给家里拾些引火的干柴了。冬季林带里总会掉落许多枯枝，是家家户户生炉的需要，本来是不用我们小孩子去做这个事的，有专门进到沙漠深处打柴的人，家里就买些回来，但后来这样的柴渐渐少了。后来知道，那些从沙漠深处打回的柴多为胡杨，也有红柳根，枯枝干裂，有的是深褐色，有的是烟灰白。知道是胡杨后，有时望见谁家门前高高堆着的柴垛，就想着它们一根根竖在沙漠里枯荒的样子，都已经枯了，像人的老去，除了等待成为一把灰，还有什么结局呢？后来，有人把沙漠里枯荒的胡杨当成风景，我便也想，这样的风景之前被毁了多少呢！枯了的树可以当成风景，老了的人当然也是可以的，只是这人有没有树的气息呢，而这风景原本也是人赋予了它的意思，也许不过是妄自猜测罢了，树的逍遥便是任你怎样说，我该生则生，该走就走，理也不理那些赞美或是嫌恶，人若如此，是活出了硬骨头。我因此无论在哪里见到枯荒的胡杨，总是想起胡子花白的维吾尔族老人，他们于沙漠的夕阳下宁静地坐在院落里，低着头伺弄手里的一把坎土曼，落日的余晖斜过来，老人脸上的皱纹就梳理着那些红润的金光。

但是1989年坐火车来到宁夏，一路上见到沙漠后，当时心里只是失落，离开团场的兴奋变成感伤——我为什么仍然没有走出沙漠？四年大学心情寡淡也是因为这个。大学里有一年组织春游，去宁夏中卫沙坡头，是真正触到了宁夏的沙漠，这一段黄河从沙漠间平平阔阔地穿过，仪态安详大气，岸边杨柳垂荫，河水沙漠含情相依，是黄河九曲中的一个世外桃源。我虽诧异与赞美这样的沙漠风光，但已不能引发曾经在沙漠中萌生的兴致，是沙漠的葱青让我觉出了生疏，认得这并非我的沙漠，所以直到今日，一提起沙漠，我总会一眼就望到了团场的沙漠，它在一帮伙伴的脚底下，在离团场的家两公里的地方。

5

我可能是太耿耿于怀1989年坐上火车的心情了。那年的火车把我送出新疆之后，我就一年两次、一年一次地摇荡在兰新线的铁轨之上，这样摇来摇去的，许多人摇近了，更多的人也摇远了，摇没了。

大学假期有一些学生不回家，大多是一些家远的，尤其在寒假，二十几天的时间路上再花费些，呆在家里的日子就显得匆忙了。一年寒假我也狠了心决定不回，心里是想看一看空空荡荡的假期校园。宿舍里还有不回家的同学，她家在新疆伊犁，比我还要远些。我们像搭伙过日子一样，用煤油炉烧火做饭，闲了看书，织毛衣，不到一周她去了兰州男友处，我坚持了两天，第三天晚饭后看着对面教师楼的黑暗，头脑一热，装了牙刷毛巾便出了宿舍。冬季天黑得早，路灯未起，我飞似地跑，要赶那趟八点钟去兰州的火车，边跑边哭。2路公共汽车又破又旧，车厢里的灯光低暗，乘客稀少，大多坐在前半个车厢，而我坐在最后一排，脸贴近车窗，回头看刚才跑来的路，黑淹没了一切，我不知自己如何从里面跑出来的。

因为推迟了一周，我躲过了回疆的学生潮，车厢里不像从前到处见到学生的脸，也不像先前那样热闹了。每个假期，宁夏学生回疆，在兰州转车后，群体就变得更加庞大起来，因为多为民院学生，有维吾尔族、蒙古族，还有哈萨克族、俄罗斯族、锡伯族、回族。去疆的乘客像看风景一样看着我们这群大呼小叫的学生，吆五喝六的，左一群右一群，前面几个后面几个，散布在硬座车厢，因火车总是超员，大家总是热闹地挤在一起。只要是新疆学生，不论哪个学校的，只要碰见了，就是没有座位，也都招呼着挤着坐了下来。维吾尔族男生性格开豁，许多上车都拿着吉他，高兴的时候就唱了起来，用的是维语，粗厚苍劲的嗓音，感情自然飞扬，所以听现在流行的刀郎的歌总觉缺了真挚在，刀郎歌声的后期处理痕迹过重，感情也夸饰得有些虚渺了。当年的车厢因这歌声沸腾起来，欢呼的，吹口哨的，所有的人都快乐着。再看窗外，有时是夏季酷白燥烈的阳光，村庄和城市一一退去；有时是大雪覆盖的戈壁荒滩，远处雪白的山峦旋转着，旋转着，都在歌声里。

那时我从银川回到库尔勒要用三天的时间，兰州是新疆学生回家的汇聚点，吐鲁番是南北疆学生的集合点，乌鲁木齐又是北疆学生的大本营。库尔勒可算是南疆首府，也是新疆第二大城市，但从内地直达库尔勒的火车到现在还只是西安发往库尔勒的一趟普快列车，所以从来也没有疏松过，尤其到了假期，车票紧张得像起了战事一样。但是上了车就不一样了，个个兴奋快乐，从一个车厢到另一个车厢，就好像过日子串门一样，找同学找同乡，有时遇见一个，有时遇见一堆，就大笑大喊起来。

火车上还有从南方来新疆旅行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个女孩子，她独自一人，个子不高，嘴唇很厚，是蜜色的皮肤，身体看上去很结实。那是夏天，天热，车厢里人多气味不好，晚间却不敢开窗，昼夜温差太大，开窗冷得睡不成，就像是在闷罐里，连毛孔也被堵塞了。但每个人还是汗流浃背地瞌睡着，我难过得睡不着，想去走廊透风，却不敢离开自己的座位，一离开座位会马上被别人占去，就睁着酸涩的眼打量起对面睡得昏昏然的女孩来。她也从兰州上车，这时头靠在车窗上，眼闭着，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痛苦地皱了眉，脸上泛着汗水的光泽，颜色发青，让人想到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里那些染上了鼠疫的人。好在天亮之后，她脸色好看了许多，像是度过了危机。一路上她没有话，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多年来，只要我独自一人在路上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个陌生的女孩，大概独自在路上的人总会有相似的情怀吧，连那看着窗外的表情也是有几分相像的，孤单着，寥落着，恐怕这是人心底的模样，所以这相似与相像总也是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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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多在深夜，有时我停在一处出神，恍惚里有弯成弧度的火车车身，有旋转着的山峦与草地，有半夜里小站上手持旗帜的列车员，还有吐鲁番车站的维语播音，以及巴伦台深山里清澈的山泉。1989年坐着火车出疆的时候，看着这些听着这些还是新鲜的，但后来都淡漠了，由着它们经过、闪去，当它们是时间，是空气，是夜夜的睡眠。

许多年来，我回避这样回忆往事，这样清晰地找见过去，一定会找出许多惆怅，这惆怅除了一些人与事的散失之外，还有便是怕找出与新疆的日渐生疏。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新疆那样美，为什么要来宁夏？我没有完全回答过这个问题，任何一次都只是一个断章。和这个问题的发问者一样，我在期待自己更完全与准确的回答。

但现在我只能找到过去的一些事件，一些人，让它们曾经的存在为我提供线索与启谕，但隐约里我似乎觉察到，找到或许容易，记录会十分艰难。比如现在，我又回到了1989年的火车上，在这趟意味着一个开始的火车上，有多少离开的因素。

那一年我考上大学，父亲与我从团场带出一个大行李，我的衣物、被褥及一切用品全被打在这个大包袱内，分量很沉，体积巨大，本来是要托运，但托运处临时不知何故一下拥来许多人，父亲看着时间紧张，就一把举起行李扛在肩头，说快上车吧。我记得托起行李的一瞬，父亲咬着牙皱了眉，脸憋得黑里发紫。行李太大，父亲扛在肩头，头要拼命歪向一边，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我伸手想帮父亲托住另一边，父亲不让，催促着我快跑，先要让我上车，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他跟在我身后，心里焦急又心疼。托运处到进站口有一段距离，行李太重，一路上，父亲跑不起来，但也几乎是跑起来了。

父亲送我去学校后，还要顺带回一趟湖南老家，南辕北辙两个方向，他不在乎距离的远。写到这里，他头歪向一边扛着行李的模样突然将我置入另一个时空，我分不清是他在离开，还是我在离开。透过那列火车的车窗，我看到了他们：一个是十八岁的女儿，一个是五十一岁的父亲，而我已经从他们之间剥离，走出，成为一个旁观者、检视者。我看到这一对父女脸上的相似，以及命运的重复。这个女儿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一个自觉离开故乡的孩子，她从小被大人们灌输着转身离去的意志，不仅仅如此，除了大人的灌输，她还自己找见了离去的理由。但她和父亲一样缄默着不说，我看着她印在车窗上浅浅的侧影，听见她因为自己年轻的离开发出轻幽的叹息，这叹息，似是舒着一口长气，但湿漉漉的，所以气息没有飞扬起来，最终是悄悄地落到一个角落里去了。而她的父亲，此刻在怀念着家乡葱郁的山峰，心情也是湿湿沉沉，他想着自己当年急着离开故乡，其间的原因除了贫穷，也有着他说不出口的缘由，但现在他是急着回故乡了，他甚至有些怪怨女儿，为什么没有从新疆考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样不是让他更欢喜么。女儿几乎是在和他一样的年龄时加入了成为异乡人的行列，女儿也会在和他同样的年龄时开始怀念故乡，1989年的火车让这对父女、两个相似的命运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绵长的思绪朝向两个方向，一个是回到过去，一个是遥望未来。虽然是两个方向，却都是一样的渺远，无法切近。

后一次与父亲一同坐在兰新线的火车上是2002年的事了。病中的父亲比当年更要急切，急切地想回湖南老家。为了治病，这一次是我把他从新疆带出来，他已衰老，并且大病初愈，神色倦怠，已没有更多的力气，但他满心期待，期待我在银川为他找到一个好大夫，瞧出他的病根儿，让他快快痊愈。一路上我与父亲没有更多的话，我说不出更多的一句，心里满是恐惧，那个长在父亲肺上的肿块，我在私下里拿着CT片对着阳光与灯光看了又看，它有着难看恶毒的长相，边缘上竟然长着细密的毛刺，家里没有人敢对这个难看的家伙下结论，医院里模棱两可的诊断更令人忧心忡忡，我悄悄翻阅资料，心狠得像个刽子手，拼命想找到答案。答案在我的寻找中已经有了，所以我几乎不能与父亲说话，更不能看他满是希望的眼睛。但我不能阻止他的希望，我扶着他上下车，他喘着气，不停地问我要他的背包，他说，沉得很，你背不动的。这背包里面装着他一年四季的衣服，他打算治好病就回湖南老家，好好住上些时日。后来，他是回了湖南老家，在第二年的春天，只是回去的时候，已经成了一把骨灰。

1989年，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坐着火车离开了团场，离开了新疆，这一走真似父亲当年一样，不容易回头了。

想象中，兰新线的铁轨如同一条黑色绸带，被沙漠与戈壁的风吹动起来，在视线的遥望间，舞荡着悠长的身体。1989年的火车最终构成了一段绵长的记忆，附着在那条黑色的绸带之上，在和着沙的风里起伏不断，甚至翻滚。

而我不断地回到1989年的火车上，不断地在这条黑色的绸带上编织更加细密的记忆。我当1989年的火车是个永恒的开始，我将不断地进入，而每一次进入，它都会带给我一些更纯粹的声息，让我将事件以及事件里的人，更清晰、自然，更生动也更卑微地加以呈现。

文字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凌晨三时，家人都在沉睡。许多次，文字在我手间险些就变成喷薄而出的火焰，燃烧的快乐与痛楚一并在其间挣扎，但因为是在深夜，夏夜清新的宁静缓和了一切，让那些难以抑制的喷薄成为与一条黑色绸带的缠绵，却也依旧强烈与新鲜。所以我虽困倦，却仍旧不舍，像是要与这1989年的火车作别，看着它鸣着汽笛，冒着白烟的身躯，背离着我，要去远方的样子。而我还有没有言尽的话，而我希望它停下来，停在我一眼就能清晰望见的草地上：那是翻越天山时的草场，山坡舒缓着，草地是鹅黄的绿，火车就停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停在蓝天与草场刚刚留给它的空隙间。它停在那里，提醒我1989年离开新疆的开始，也揽着我越发想走近它的盼念，这个载着我命运最初的起伏的交通工具，赠予了我它本身所意味的漂泊，或许根本谈不上漂泊，我仅仅是学着它的样子，不停地走罢了。事实上，1989年的火车后来不断地更名，成为1992年、1996年或者2002年的火车，随着名字的更换，火车也有了每一年不同的意味，虽然现在我还没能清晰找见这些变化，但把它作为一份留存，作为下一次文字的开始，我已经在为此暗暗欣喜了。此刻，像是真的看见它停在那里一样，我把它看作了一座界碑，也像上古时代的结绳，告诉我许多生命的分界，我在这些分界的前后左右，找到那些葡萄树，夜晚，以及流淌着清清溪水的小石桥，还找见一些人，他们和我一样经历着火车，经历着奔波，经历着比我更纯粹与更刻骨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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