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基民

（作者为上海移动电视原副总编辑）

一、全副武装的军警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是“保护”还是“迫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7月30日晚上，大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乎所有的出版物大同小异都是这么记录的：晚上8点多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准备发言时，贝勒路树德里李公馆那扇虚掩的后门推开了，进来了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叫程子卿，是法租界的巡捕房政治部主任。

程子卿闯进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公馆的主人李汉俊问“你找谁？”

程子卿随口答曰：“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哦，对不起，找错地方了。”程子卿一边哈腰，一边匆匆退了出去。

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经验丰富的马林用英语问李汉俊是怎么一回事，李汉俊用英语作了回答。马林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打开了通往望志路的前门，领着代表们从前门走出了李公馆。不一会儿，除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其余代表便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之中……

不到半个小时，程子卿又来了，这一回他是领着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一个中国侦探和三个翻译来的……

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

1982年，笔者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了将近3年的时间。曾任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长的文史馆员薛耕莘先生是我联络的对象。薛耕莘先生虽然坐牢多年，但身体壮硕，精神矍铄，非常健谈，记忆力也很好。以后熟悉了，他曾几次跟我谈起过中共一大的事。他说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侦探程子卿，以后做到特级督察长，也可以称是他的前辈。他到巡捕房时，程子卿还在。提起此事，程子卿牢骚满腹地说：“哪里是什么迫害，是保护他们。巡捕房早已接到密报，说是有个外国赤佬要来掼炸弹！这才去看看的……”

以后薛耕莘给了我一本他撰写的回忆录《沧桑五十年》手抄本，同样记录着这么一件事，不过加了一句，说是租界当局档案里应该有详细的记录。该档案应该还保留在上海市公安局的旧档案里。2008年薛耕莘病重住入徐汇区中心医院，笔者前去探望他，他还和我强调了这件事，说当年是“保护”而非“迫害”。同时说此事的真相从未正式发表过，希望我有机会能写篇文章发表一下，把事情的真相披露出来，以正视听……

要说明白这件事，让我们先看一看薛耕莘和程子卿是怎样的人。

二、亦正亦邪，亦善亦恶，薛耕莘和程子卿究竟是怎样的人

先说程子卿。程子卿，江苏镇江人。他生于1885年，因家境贫寒仅读了3年私塾就来到镇江一家米店当学徒，由于经年累月的装米背米，他虽身材矮小，但臂力过人。二十世纪初叶，程子卿从镇江来到上海谋生。他在上海码头做搬运工时，认识了上海大亨黄金荣，以后和黄金荣结拜为兄弟。1905年，程子卿经黄金荣介绍，进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因办案得力，后来升为巡捕房刑事科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是专门用来处理法租界大大小小的政治性事件的，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辛亥革命以后，租界的政治事件越来越多，政治组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便升任政治部主任。

上世纪30年代，结拜为异姓兄弟的三名法捕房高级警官。右起：薛耕莘、程子卿、朱良弼

除了让程子卿大大出名的闯入中共一大会议会场这一历史事件之外，对程子卿褒贬不一。他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住在法租界，程子卿对孙夫人十分敬仰，以后和孙夫人成为了朋友，只要是孙夫人所托之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帮助。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大都利用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进行活动。程子卿的角色就变得微妙起来。一方面他抓捕过共产党，但同时又帮助过共产党，不少共产党员经宋庆龄向他“疏通”而获释，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他与法租界的大律师吴凯声（著名主持人杨澜的丈夫吴征的祖父）合作，帮助了陈赓与廖承志。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从1931年到1936年，军统特务曾7次用匿名信向他发出警告，最后2次信里还装过子弹。军统的警告并不是说着玩的，不久军统杀手就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一带设伏刺杀，这儿离法租界卢家湾捕房仅一步之遥。程子卿躲过一劫，以后将近半年时间，程子卿上下班都有巡捕房派员护送，但程子卿心灰意冷，1937年初便提前退休，将特级督察长的职务让给了薛耕莘。

新中国成立时，程子卿没有听别人劝说去法国，而是留在了上海。1951年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程子卿大吃一惊，心想可能被捕。这时程子卿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不想在监牢里度过余生，便赶紧跑到宋庆龄寓所，请孙夫人帮忙。宋庆龄向有关方面作了说明，使程子卿有惊无险，没有遇到麻烦，一直到1956年他71岁时病死在上海建国中路的家中，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薛耕莘的命运要比程子卿坎坷得多！

薛耕莘1904年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薛耕莘从小就被送到比利时读书，以后担任过比利时首相的廷德斯曼是他的校友。他学习努力，成绩很好，英语和法语都很精通。1926年薛耕莘回国，到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译。薛耕莘在巡捕房工作努力，他广交朋友，又善于察言观色，帮助租界当局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结交了从宋子文到杜月笙等形形式式的朋友，到1937年就担任了特级督察长，算是接了程子卿的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上海解放前夜，薛耕莘原先在法租界的上司叫他到法国去，或者到越南河内，说已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报酬丰厚的职务。薛耕莘想到自己母亲“要热爱自己祖国”的一番关照，依然留在了上海。1951年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薛耕莘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他九死一生，曾经在山西挖过煤，也曾经在内蒙古修过铁路，吃尽了苦头，都熬了过来，终于在1975年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罪犯时，被特赦出狱，并于1981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以后由于他在前文所述的这类事中有功，进一步落实政策，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有了一个安康的晚年！

三、法租界执行的是法国的法律，而在法国共产党是合法的

众所周知，在上海的法租界租界当局执行的是法国的法律，而在法国，除了一个非常短促的时期，法国共产党始终是合法的，从来也没有被取缔过。

1905年法国左翼政党法国社会党成立。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在法共成立至今90年的历史中，除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当时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宣布取缔法国共产党外，法国共产党始终是合法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法共是法国的第一大党，现在法共拥有27万党员，是法国的第四大党。既然在法国共产党都是合法成立的，那么依照法律，在中国上海，在1921年贝勒路树德里的李公馆内，只是十几个知识分子围坐在桌旁还在就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项进行研究和讨论，法国租界当局有什么理由要大动干戈，派出武装和巡捕前往“迫害”和“镇压”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法律的。

上世纪40年代，程子卿的“特别身份证”

其实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在租界内，还是比较宽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种政治主张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仅从1911年至1912年两年间，就有中国同盟会、光复会、共和建设会、中华共和促进会、统一共和党、自由党、中华进步党、国民党、民社、东社、国民竞进党、少年中国党、共和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等等，林林总总不下于40个。这些党派中有保守，有激进，还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这么多的政党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中国人民政治热情的高涨，反映了在中国各色人等各种政治主张的萌生和对未来的探索。而当局对他们也十分宽容，对政治结社一般没有采取过迫害镇压取缔等极端的方式。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清党以前，相对而言在上海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让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正在开会中的中共一大代表的面前呢？

四、现已查明，都是马林惹的祸！马林刚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上海就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

马林在中国早期革命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有两项。其一是他在1921年受列宁的推荐来中国，并在1921年的7月23日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二是他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项主张一经提出就遭到陈独秀等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激烈反对。但是马林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说服了中共绝大多数领导人，并在1924年初召开的中共三大上获得通过。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从而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程子卿任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与侦探督察长的工作证

然而也正是这位马林，造成了在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召开的会议上，程子卿以及随后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与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这一有惊无险的大事情。自然这位马林，就是程子卿以及以后薛耕莘反反复复说的“有外国赤佬要来掼炸弹”中的“外国赤佬”（这是上海人谩骂外国人的一个土话，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谩骂，但是为了保持原意，故引用之，望读者见谅）……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马林的生平。

1883年马林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他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马林只是他许多化名中的一个。为了叙述方便，以后各项引文中均将其称作马林。马林很早就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1902年他在荷兰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3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当时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从事革命运动。

马林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革命激情的人，他声音洪亮，演讲起来滔滔不绝，很有煽动力。经过三个月的航行，马林坐船抵达雅加达在三宝垅公司任职，不过一年时间就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林深受鼓舞，提出“向苏俄学习暴力革命”。这一主张很快被青年人接受，一时印度尼西亚的大城市里暴力事件不断，于是引起了荷兰殖民当局的注意。1918年12月，马林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他的名字上了整个西方世界警局的“黑名单”！

1921年初春，马林受列宁委派前往中国，但他刚一离开苏俄，就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这一年4月他刚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被警察当局逮捕。当时他持有荷兰护照，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时被捕的，他在拘留所里呆了6天，最后被奥地利的警察押送着“驱逐出境”。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马林的动向：

“马林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底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他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于是当马林在威尼斯上船，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奥地利使馆纷纷向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发出了照会，其中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日本、香港等等，自然还有中国上海!

其实，早在1920年12月，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爵士曾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蔚蓝·亚梅斯，已提及马林，说明自己接民国政府指令，要设法阻止他得到签证，请荷兰方面及时通报有关马林申请签证的消息。

第二天，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顿，非常清楚地透露了马林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 比尔比·艾斯顿

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在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

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回复。

如果我能够给您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向您提供。

您忠实的欧登科

于是马林一路走来，警察的监视搜查，密探的跟踪如影相随。无论是在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马林都受到了彻底的搜查和严密的监视。而且各地警方就像“接力赛”似的，将马林的行踪一点一点地通报下去，其中最详细的要数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1921年5月30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从新加坡来上海。”“该轮将于6月初抵沪。此前，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6月3日汽轮驶入黄浦江，马林刚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就被密探死死盯住了。租界当局的一系列档案是这么记录的：

6月17日，马林住进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

7月14日，马林搬离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今石门二路）32号公寓；

9月底，马林搬到江山路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

因而当马林7月30日在李公馆的中共一大会场上慷慨陈辞时，密探程子卿先来探头张望、后又带全副武装的兵士前来搜查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人们回味：据一大代表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回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是密探警戒，特别是法租界。”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还说：当时法租界的巡捕反复盘问他，原来竟把他当作了日本人！搜查结束后那两个巡捕居然微笑着对他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

随后巡捕们走了，没有带走一个人，没有拿走一片纸。据李公馆的女主人薛文淑回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有些凌乱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说，程子卿、薛耕莘说的“不是迫害，而是保护”也不完全准确。但至少可以说，法租界的巡捕关注的目光是放在马林身上的；他们翻箱倒柜希望找到的是武器和炸弹，而不是针对中国的这些准备成立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