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梦

如果把写作视为内气的运作与修炼，张宇的叙述大致从《软弱》（2000）开始渐入“佳境”。那个在《疼痛与抚摸》（1989）里喋喋不休、刨根问底、把故事折腾得支离破碎的叙述人“我”不见了，张宇克制住惯发的议论“哮喘”，一本正经地讲起了故事，用故事把自己包藏起来。从《软弱》到《表演爱情》（2003）、《蚂 蚁》（2004）、《检 察 长》（2008），以至刚推出的《足球门》（2010），叙述愈来愈从容晓畅。《软弱》是对之前写作的一种反拨，以前跟你玩点“花活儿”是为了证明俺的实力，现在能由着性显露“真容”了，时髦的叫法是日常关怀，是大气。从宽容出发，落脚在谅解，这给人性的发展腾出了可能与想像的空间。早过了不惑之龄，天命也悟到了，横竖还有什么看不惯、瞄不透？《软弱》的叙述、构思中含有浓重的人到中年的味道，身份的外壳松动了，几成滥调的“警察与小偷”故事被张宇经营得摇曳多姿，出人意表。于富贵是顶尖的反扒高手，可在家和单位却吃瘪自卑，他的强悍与灵性只在抓人的时候闪现出来。从生命的能量守恒角度言，执行任务对于富贵更像是备受挤压的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是创造、欣赏和激情的鼓荡，难怪搭档王海说他最离不开、最爱的是小偷了。道德、伦理、公正、规则，被张宇推向了暧昧与虚无。那场跟扒手头目秀才间的“单挑”写得惊心动魄，好不容易制服了秀才，却又肝胆相照地背着他上医院，这算哪门子警察？更有趣的是，这个生活拘谨、板正的于富贵跟自己的小姨子刘莉还有一腿子浪漫，莫非对方当时太小看走了眼？可又不是，刘莉对于富贵情深意重，为他生了孩子独自抚养不算，在消失了十几年后，突然摇身变为江洋大盗，正式走进了于富贵爱的视域。真是不偷者不爱呀！

同样的构思伎俩还体现在《表演爱情》与新作《足球门》中。女检查官江珊爱上了嫌疑犯张明亮，而这个所谓的嫌犯也真不赖，貌似一个爱国商人，讲起“三个代表”头头是道；堂堂大河足球俱乐部的掌门人李丁，跟集团总裁何剑南居然在感情上有前科，与李丁顶牛作对的下属何佳音，正是二人的私生女。这一隐秘的三角关系吊足了阅读的胃口。纷纷扬扬地说了一通球事，归根到底还要靠“情事”来提纲挈领，其中包括作者早已谙熟的官场厚黑学。足球，对《足球门》来说只是个外套，张宇感兴趣的还是人，人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原山区农家走出的作家，又做过县委书记，张宇对人际关系有一肚皮的心得、教训和委屈，它们在《公民》、《苦吻》、《瓷砖》、《一笑了之》等篇中已显山露水，长篇《晒太阳》（1988）更是被称为大小官员必读的官场指南。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张宇式智慧贯彻到了《足球门》中，有“职场坛经”的意味。作品具备坚实的社会性、新闻性、纪实性，故事性，文学性却不大好说：是前几性的叠加，抑或一个广义的文学X？总之跟作者早先追求的纯文学的旨趣已大不相同。张宇有一个很睿智的讲法，叫“小说化”。“小说不是大说和中说，只能是小说”；它“是一种耳语，是作家与读者的耳语”。这种低调的、自娱娱人的叙述是否切中了《足球门》的文学脉动呢？《足球门》原名《寻欢作乐》，一个看去有些不着边的名字。莫非正像张宇在《软弱》后记中自言的追求写作的“轻松和愉快”，“寻欢作乐”亦是一种写作状态的袒露与道白？

有论者说，从《软弱》开始，张宇写起了“人性的传奇”，这跟张爱玲的“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有相通之处。说透了，是“好看”，追求常人眼中的素朴、渴望与烂漫。张宇仿佛和上了时代转型的文化节拍。我并不认为这仅是一种市场化的权宜与自我修正，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是个通俗作家，然而把“通俗”、“媚俗”之类的名目照搬到张宇身上却有失片面。即便认定《软弱》后的作品是“媚俗”之作，这也是作家几经挣扎、抉择的结果，还原这一过程远比单纯的指摘更有意义。看张宇笔下的“人性传奇”，总想起作家钟爱的盆景。他是把“人”当成“树”来养和依傍的，这里酝酿、生长着一种念想与自我期许。人物的言行、人性的发展虽然各不相同，有的地方甚至传奇得过了头，但遵循的原则只有一个：即内里的圆融与平衡。于富贵既然在“抓扒”上无人可比，那就写点他窝囊的地方。如此强、弱枝搭配、比衬后的“人性盆景”才显得生动自然。借用盆景结构的一个术语，叫“随”。包括爱的温润、恨的冷峻，也要错落、参差些才好。这种有意味的人性形式的布局、把玩，我以为是张宇将现实“小说化”的用力核心。想法固然不错，原则上也无可挑剔，但总觉得有丝丝匠气。笔下人性的转折来得太轻易、圆熟，叙述人本该有的踯躅、朴拙、疼痛及内心的热量、波澜，哪儿去了？

不要把这视为纯粹的缺点，我们碰到了张宇小说中最坚硬的部分，换个角度看亦是作家最自我的部分。《足球门》的结尾安排李丁在冲超成功后辞职，写得仓促而突兀。从作家的“小说化”思维而言，用逃跑的尾巴接续此前那个八面玲珑的李丁，能把他性格因子中硬性的果断能干的枝条软化、中和一下。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说辞。由于逃跑本身并非最佳的叙述设置，而且作者也没有把逃跑展开写，这样的结果自不能取悦读者，他们满心希望那个影绰绰的家庭三角能继续下去。如果认同上述分析，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逃跑是指向作者自身的，系作家生存状态和写作态度的隐喻表达。一种没有办法的结尾办法。用逃跑来维持内在及人际间的平衡，以欣赏和布局矛盾的方式来回避矛盾的解决；或者反过来，通过悬置问题（尤其是价值评判）来呈现、欣赏矛盾。

由此衍生开来，把人物当盆景来栽培，即所谓“人性的传奇”，不仅是为了“好看”或者出于小说的审美需求，它还带有自我拯救和修炼的意味，尽管有点画梅止渴、隔靴搔痒。通过对他人人性的圆融化处理来消磨火气，间接憧憬、描摹着自我统一的图景。

啥时能把自己也像个盆景似的整治整治？

从《软弱》到《足球门》，张宇终于觅到个稳妥、可靠的叙述位置或叫主体身份。如同载树人，他着力于故事的架构与洞察，绝不自伤。其经验、老道和智慧，我们见识得多了，别他方面却被封闭起来。虽说也怪好看的，但就像品酒，寡淡了些。

以此看张宇的议论，会多一层理解。依传统的看法，在小说中频发议论是叙述的大忌，破坏了文本的含蓄不说，还免不了一面之词的单薄与强硬；也有人说这是以理性写感性，是张宇的形式创新。其实，任何文体都绝非纯粹的“装点门面”或技术考虑，它和作家的心态及精神结构对位呼应。张宇的议论中潜伏着一种不平之气。他的议论涉及面很宽，也不乏精彩的地方，却很难留下印象。掩卷沉思的结果，常常是议论的内容都忘记了，只剩下孤零零的议论动作与腔调。这在《疼痛与抚摸》中表现得最明显。感觉这个叙述人，“我”，太要说话了！一种类似“六经注我”方式的“小说注我”，故事成了他发挥的口实，亦是必要的收束。与其说他在议论，不如说在倾诉和自言自语（别指望议论能激起什么现实的浪花，它是不及物的）。那种尖锐挣扎、步步紧逼的劲头，不正是内心郁结难以遏抑而四处出击、发泄的无意识流露吗？作者从不避讳议论的发生源：“我”，甚至经常在跟所述情节不搭界的情况下（如在陈说李洪恩在跟水月的性高潮中突然死去时）斜里发挥地谈及“我”的乡村情感、城市生活的困境，等等，也都暗暗说明了这一点。

身份的纠结，尤其是城乡身份的对立，是理解张宇小说的一个关键。从农家底层走出的作家，自打有意识起，世界在他心里便是一分为二的。长时期的城乡分治以及重工轻农、以农补工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农民实际地位和文化地位的低下。加上历史遗留的不合理的等级制度，常常使农民在人格上也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这不能不让农民之子的张宇感到痛苦和不平。“乡村—城市”视角是张宇把握现实的切入点，也是他文学思维的基本构架。同时，写作的过程也跟作家由乡入城、证明自我的人生奋斗焊接在一起。在乡土生命体验和现代都市文明意识的冲突中，张宇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融洽、契合二者的临界点。除了主体不断调整叙述身份、立场之外，小说内容——他的“人性传奇”也建立在（对立）身份的通融、解构之上，尽管未必是城市与乡村身份的照搬，但就主人公身份间的不平等及对峙的格局而言，说它们是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延伸和曲折映射，未尝不可。公检法三部曲中的警察与小偷，检察官与罪犯不必说了，《足球门》里的李刚在面对何剑南时总有点犯嘀咕：她是上级、情人、球迷，自己到底该用哪副口吻应对？不难想见，张宇在构思这类故事时的刺激和快感，他让笔下的人物以实际行动克服了他倍感痛楚的“身份纠结”，讲它们是“身份的反动或游戏”可能比“人性传奇”更切中要害。另外可补充一点，李刚、李丁（《表演爱情》）、于富贵（《软弱》）都是来自农村的第一代城市市民，只是对其乡村的经历和情感写得淡薄了。

读《软弱》以后的作品，有一个直觉：张宇在同城市和解。这不仅是姿态的表演，在经历了长期宣泄的写作铺垫后，和解已在心理上完成。能撇开怨由把检察官、女老板、球迷、警长、罪犯这些城里人写得如此有人情味，说明创作主体已将其视为了同类而非对垒的一极。比较张宇90年代初写的《城市逍遥》（1990）、《枯树的诞生》（1991）、《城市垃圾》（1994），会看得更清楚。《城市垃圾》写“我”在迁户口（从乡下迁到城区）、申请装电话以及邻里纷争中遭遇的种种窝囊事，虽然语带调侃，内里却酸辛得很。以“我”的视角看去，这是个陌生绝望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负面的、符号化的，一群势利眼。而“我”就像那堆多余的、无人认领的“城市垃圾”，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表3所示，日粮中松籽添加水平对四个组血清中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的酶活均无显著影响（P＞0.05），单从结果来看，试验2、3、4组酶活都低于试验1组。

从“乡下人”到“郑州人”的叙述立场的转换，连同“热爱”的情感基础，是导致张宇文风变化的关键。另一个与之呼应的构思是所谓的“艳遇”，一个来自农村在城市定居、打拼的男子，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城市女性的钟情，如李振华/于清芳（《大街温柔》）、于富贵/刘莉（《软弱》）、李丁/何剑南（《足球门》）、李刚/江珊（《检察长》）……这类情节在张宇的笔下反复出现，写得很纯、很乌托邦，至于这种情感的联系是否站得住脚，能否自圆其说，张宇似乎并不关心，他只是执著地如此写下去。我想，这绝不仅是为了通常的“好看”或“媚俗”，对作家而言，它几乎具有行动和“信仰”的意义，换言之，它恰是主体力图融入城市、与之“和解”立场的有力佐证。很多时候，“艳遇”的维系是作为既成事实甩入叙述的。没有因，只是果，就像《足球门》里李丁永远搞不懂当初身为知青的何剑南为什么会喜欢上他这样的山里娃子。在小说的帷幕拉起之际，爱已发生。这是叙述的前提，故事的边界。一个在“和解”、沟通视域中产生的小说盆景。

身份的纠结在莫衷一是的合理化叙述中得到了平衡与解答，如同张宇在《死海童话》中所感悟的：“这是一个永远不平等的世界”，那么，还冲动、愤怒个啥劲？作家有篇散文叫《与自己和平相处》（1994），题目本身便意味深长，结尾写道：“写作应该是愉快的，我不想太受罪，我想与自己和平共处。”它大体可用来描述张宇如今的写作状态。然而，这种“和解”或“和平共处”并不是写作探索中痛定思痛后的豁然开悟或境界的提升，毋宁说它是理性探索的后撤与自我保护。“软弱”不仅是笔下人物的性格特质，也渗进了叙述与构思。从对世界的质疑、否定到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这其中多少有些犬儒式的聪明与怠惰。张宇的问题在于，之前写作中耿耿于怀的城乡身份的对立，在作家的现实生活中已得到了缓解。质言之，他已是一个“城里人”，是“城乡对峙”中既得利益的分享者。如果继续此前的怀疑和讽刺，那么将致今天的自我于何处？

相比而言，张宇的超越要困难得多。这跟作家生长的文化气候有关。如果说沈从文身上体现了巫楚文化中的热情浪漫与自然崇拜，那么张宇的创作则将中原文化中圆巧方便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确切地说，这是来自民间底层的生存意志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智慧的结晶，两相比较，其基座在生存。张宇创作对现实的贴近投入，便来源于此。他不大会外设一个理想的境界，在想像里曲折地寄寓现实的苦恼；生存的“绝对命令”逼迫他必须在此岸解决问题。对权力运作及人际关系的兴趣和洞察，便是解决的必由之路和实践操演。至于关系之外的世界，则有些无暇或无力顾及。不像路遥，张宇的现实舞蹈最终能从城乡道德的纠结与折磨中耸身而出，也得力于生存的牵掣。说得极端点，对聚焦生存的人讲，所谓善恶伦理、道德是非都是扯淡。既然不能给生存带来切实的利益，也就失去了追索的价值。

当然，张宇绝不仅是一个文化的传声筒。在题材的广泛涉猎与现代手法的娴熟运用上，这显然是个悟性很高、颇有能量的作家。然而他的悟性与能量却不足以打破心中坚固的内核：那个由底层生存经验所锻造的实利的世界观。张宇曾不止一次地试图撼动这一点，但收效不大。张宇看得很透，一切行为背后都有实利的驱动。这从他对批评者的揶揄里也看得出来：“人家不是为了把你的作家批评大起来，而是为了把人家的学问批评出来。把人家自己批评成大人物哩。”讲到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张宇骨子里是不大相信什么崇高、浪漫与神圣的，这种思维是否是他安排李丁在《足球门》的结尾仓促逃离的原因？对自己制造的那个爱情童话，他已无法自圆其说？在致力于解决身份纠结的写作实践中，作家一直无法如其许诺的那样，“钻透形而下的洞穴”，显露“形而上的曙光”①（容下文详述）。以此看《软弱》后的叙述转型，就再自然不过。那种无可无不可、和稀泥式的旁观欣赏的口吻，并不是什么“降调”或单纯的“市场化”举措，它更像本能的流露与回复。在主要矛盾——实际的生存——得到确保之后，为什么还要跟自己、跟别人过不去呢？

刚读《足球门》的时候，曾想到茅盾的《子夜》。李丁的强悍魄力及走马灯般的活动类似吴荪甫，而他经营的大河亦是一家民营企业投资的足球俱乐部，其运作革新牵涉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本以为作者会把足球作切入点，写一部当代中国民企的传奇，结果格局却远未展开，怎么看都像是《晒太阳》的翻版。虽然方方面面也涉及了不少，什么黑道、球迷、公安局的盘剥等，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但总体还是个华丽的“毛坯”。如果不是那个家庭“△”的钢筋撑着，真有散架的危险。有人说，《足球门》是张宇的另类述职报告，一些细节是在解释当初的难言之隐，对象是建业集团的胡葆森董事长。虽然刻薄了些，似乎也不无道理。李丁形象写得太干净，太紧巴，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小说化”所能解释的。事实上，除了明知的虚构之外，很难把《足球门》当成纯粹的小说去读，它给人的感觉和兴味更像一本综合类的读物，兼有小说、报告文学、职场指南、足坛揭秘等诸多意味。什么都有一点，什么又都不是。这种浑然、“杂交”或许正是文学在边缘化后增强自我生命力的一种出路？就小说来讲，整部作品的构思与追求如同主人公李丁，有些中规中矩。张宇似乎全然卸掉了“思想”、“探索”之类的“包袱”（或“抱负”？），他无意探讨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或“应然”，就像小说以“偶然”（第一章的章名）开始，以“虽然”（末章名）结束所暗示的，作家只是将历史拉来作背景，用以构造一个具体的情境，而人在其中的情绪反应、对策，特别是那种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才是他津津乐道的地方。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与他的《活泉》侯七一脉相承。侯七最大的优点便是活在当下，绝不胡思乱想。在侯七和张宇之间，存在不少交叉叠合的部分：生于豫西农村，争强好胜，机智聪颖；在人生的走向上，都呈现向上的趋势。记得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他“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好听些叫“叛徒与隐士”。侯七与张宇的关系，与之类似。可以说，侯七就是张宇心中的“叛徒与流氓”，一个让他欲罢不能的人格投影。张宇有句话一直挂在嘴边，“都说我狡猾，我的狡猾伤害谁了？我只是用在了生活中的‘逃跑’上。我绝不和一切游戏规则对抗，那样太傻。人最重要的，是牢记自己要做什么。”听了总想笑，感觉倘若侯七在世，他的辩白当与此无异。真是越说越侯七了。

我以为，侯七是作为一种“理想”被塑造出的。一方面，侯七的存身之道昭示了一条出人头地的道路，对来自底层又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来说，这是颇具感召与诱惑的“样板”；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虽然侯七的形象有畸形、扭曲之嫌，但他活得怡然自得。当一个人全然以生存作为人生的鹄的，不管别人的看法，把荣誉、面子、尊严等统统丢边，身份纠缠的烦恼也就自然消灭了。张宇在侯七的智慧中是否看到了解决自身纠结的“希望”呢？《活鬼》开头有段引言：“漫漫长长一生，飘飘零零一世；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又似似乎乎像一个‘鬼’。荒唐之中说荒唐，且又阴差阳错。人乎？鬼乎？鬼乎？人乎？”语气中颇有些悲怆的味道，它跟正文的笃定洒脱形成了对照。看来张宇终究不能克制对侯七的评判，“是人？是鬼？”的疑问中已可见出后来外壳/灵魂的思考模式，它表明张宇无法完全认同侯七的生存方式，但侯七的生存伦理作为巨大的情感牵系及思维惯性则保留在作家的意识之中。《软弱》之后那平实求稳、自娱娱人的叙述，便有“侯七复萌”的意味。功利主义的生存至上很容易“进化”为价值模糊的犬儒智慧，虚无悲观的世界观与利己主义是二者思想的共同基础。

当生存尚处于困境时，侯七可以左冲右突，奋斗进取，而一旦现实生活指标达到一定的程度，侯七式的生存伦理则容易滑向自我封闭和怠惰，成为社会进步的无形阻力。无论侯七，还是后来的于富贵、李刚、李丁，都缺少批判性的自我审视与反思，“天生玻璃球”的聪明是对外的，对自己却换作了“毛玻璃”，停留在合理化解释的层面。这才是“软弱”的实质。生存成了一块巨大坚硬、无法穿透的石头，把所有的升华与形而上的追溯都反弹回来。

《活鬼》之后，张宇创作了一大批官场小说，在杨润生（《晒太阳》，1988）、魏少文（《国公墓》，1987）、宋书记（《瓷砖》，1986）等人的身上，我们能感受到“活鬼”的幽灵，仿佛一群身穿官服的侯七在游荡起舞。张宇在此揭示了侯七式的农民文化心态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张宇还写了一批回忆乡土及城市漂泊题材的作品。他试图超越侯七式的生存哲学，在别它方面寻求统一身份的依托，结果找到了两种方式：一是类似传统文人逃避现实、独善其身的雅趣爱好，如《城市逍遥》（1990）、《枯树的诞生》（1991）里鲁风、“我”对盆景的钟情和沉醉。鲁风正是在盆景艺术中找到了乡村生活的记忆与情致，接通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的脉络，完成了自我境界的升华。与之相类的还有《自杀叙述》（1992）里张老大对象棋的忠诚，《没有孤独》（1991）中命运多舛的鲁杰对科学研究的纯粹“态度”。在专业、爱好之外，他们唯唯诺诺，犹如行尸走肉，而一旦涉及象棋和科学，他们则任性自尊，完全进入了灵魂悠游的境界。获取身份统一的另一方法是复活乡土伦理，《乡村情感》（1990）是突出的代表。作者以动情而略嫌夸张的笔触叙述了麦生伯和“我”爹之间的生死之谊，他们在解放战争和剿匪斗争中曾立下大功，后来却自愿辞官返乡。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户，足以作世人的表率。如同文末所暗示的：“也许城市感情的溪水是从乡村流过来的，乡村情感是城市感情的源头。”

从圆滑精明的世俗能人侯七到讲求精神自主的鲁风、麦生伯，我们能感受到张宇的超越和探索。说来似乎有些悖论，张宇用来反拨侯七智慧的方式恰恰透出“活鬼”的思维特点。无论是鲁风对境界的讲求，还是麦生伯对乡土的皈依，都隶属于个人解脱的范畴，显得实而传统。虽然有了灵魂的思考，但最终没有发展起类似集体、宗教、宇宙式的博大关怀与信仰。灵魂的认证说明“生命并不是只有一次”（《没有孤独》），还是不能脱开自己“活”的执着与希望。试问，如果鲁杰生命外壳学真的取得了成果，是不是意味着要永远去获取一个有利高贵的“外壳”？那侯七的智慧又派上用场了。最具探索意味的《疼痛与抚摸》也没有彻底拓开上述思考的格局，曾惹来争议的“渴望强奸”便是务实思维的产物。水家三代女子的爱情，作为统一人格的理想灵性的生存方式，虽然轰轰烈烈，但背后却潜藏着身体“渴望强奸”现实需求和辎重。这就是张宇，他的深刻与升华相互抵牾，对生活愈是投入和理解，想像和升华的翅膀便愈是沉重。

之后便有了《软弱》与《足球门》的“表演”……张宇的创作至此可连成一片了。

有个问题如鲠在喉：生存真的是无可置疑、无法勘破的正当理由或事实吗？张宇没有正面回答它，但他在多篇小说中写到生存的反面——死亡，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其中两篇很有意思，它们都写于1987年。《开玩笑》是中篇《糊涂》中一个独立章节，素以快乐王之称的张二虎亲自给朋友和家人发出了自己的死亡通知，谁都以为这仅是个玩笑，不承想张二虎却准时自杀了。我以为在张二虎的死亡中，是隐含着张宇对侯七生存伦理的正面抵制的：既然人可以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生存就不再是“绝对命令”了；人，并不必然就是生存的奴隶。可惜这一点写得相当隐晦。“玩笑”的命名不仅表现了他人对张二虎的隔膜与误解，也显示了张宇内心的游移与软弱：他找不到一个扎实的理由来支撑自己对生存伦理的质疑，只好含糊地以“玩笑”代过。这很像《足球门》结尾的“逃跑”。本来就要逼近内心的搅动和抗争了，却又轻描淡写地划过。他无法为自己的形而上的探索和抗争找一个形而下的妥帖丰满的情节或逻辑形式，张宇创作的悲剧性就在于此。倘若作家在文本中能以“元小说”的形式适当披露一下这种构思及创作中的无力和苦楚，作品可能会更有力度些。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河洛人》中的《玩鸟》，伏牛山区盛行斗鸟，郭晓栓是养斗鸟的能手，有鸟王之称，但最后鸟王却被自养的鸟啄死了。又是一个死亡事件！小说写得像民间传说，主旨杳深难测。把它跟《城市逍遥》之类的作品放在一起看，《玩鸟》中是否含有对在雅趣爱好中寻求身份统一的怀疑甚至绝望呢？郭晓栓死后变成了鸟，人们都想抓住这只由鸟王变成的斗鸟，这对郭晓栓生前以生命投入的养鸟行为构成了莫大的讥讽。一切又都回到了实利性的测度与审视中。

《开玩笑》、《玩鸟》写在《城市逍遥》、《乡村情感》等作品之前，我们发现，张宇对生存伦理的质疑并没有深入下去，而是走向了以《足球门》为代表的相对轻松的叙述。其中的原因既有文本内的思维惯性，亦有现实生活的影响。老实说，张宇在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已超出文学的范畴，它涉及人性的弱点，你我概莫能外的。就像他笔下的经典人物侯七，已绝非个案，而成为我们民族灵魂的一部分。这种彼此的勾连、牵涉也让对张宇的批评“如履薄冰”。可以肯定的是，《玩鸟》等小说的存在，表明张宇的创作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他的转型也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