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婉媛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南京安魂曲》改了40多遍，你写作总是这么辛苦吗？

哈金：是的。里面的细节都是一点点从资料里抠出来的，然后再把它们给鼓捣到一起，一点点编成一个故事，很费事。弄好一个东西，得下很大工夫。可能在母语的环境当中，写东西就容易写得很快，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传统文人写作讲究洋洋洒洒。实际上，真正的写作要一点点改，真正的工夫都在于一点点修改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会不会改来改去，失去了潇洒自如的神韵？

哈金：一般情况不会的。你会意识到，在什么地方要保持那种潇洒自如的状态，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改丢了。在《南京安魂曲》中，有很大篇幅是写战争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戏剧性的情节，因而你就得一点点地写，一点点地修改，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新闻周刊：用英语写作，你开始不太情愿是吗？

哈金：那当然不情愿了，这也没有办法。1989年以后，孩子也出生了，孩子就要变成美国人了，但我自己心里却从来没有移民的精神准备。当时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决定移民美国。可决定留下来之后，我根本找不到需要汉语的工作，我找了好多，人家根本不要我。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哈金：根本不能算成功，只能说是往前走而已，走一步算一步。别人不会看你容不容易，只会看你最终的产品怎么样。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当时回国了，现在还会从事写作吗？

哈金：我得想想……估计不会吧，有可能会做个翻译，或者做研究什么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写作和许多华人的英文写作不太一样，不怎么有东方主义的东西。

哈金：是的，基本上很少。写中国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当然背景也得有意思，至少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但我更强调共性，一般不在表面上的不同地方下太大的笔墨。也就是说，不是让他们（西方人）觉得中国哪里和他们不一样，而是让他们自己受到感动。人们必须有相同之处，才能感同身受，受到感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时身兼作家和教授身份，那你觉得自己现在更多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作家？

哈金：当然是作家。虽然大学雇我教课，但我主要还是要写东西，我的职业是写作。因为只有写东西，才能教学生，教的也是写作。现实情况是，文学性很强的东西肯定卖得不会很好，所以必须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做专业作家，在美国能活下去吗？

哈金：严肃的专业作家也就只有那么三五个吧。还有一些作家，家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子，这样才能生存。绝大多数作家需要做些别的事情，比如写专栏，或者是办报纸、做网站、做电影什么的。不像中国，有一个作家协会，旱涝保收。帕慕克曾经跟我说，他在中国见到莫言，“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作家能这么安然、淡定”。

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在美国人眼里算精英。在大学里，靠写作拿到一个教职是很难的，现在的薪水应该算是不错。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关注国内文学界的情况吗？

哈金：知道一些，但是他们的作品我读不过来。有些作家我也认识，开会时经常会碰到，比如余华、莫言、阎连科、王蒙、张抗抗等。他们的书如果有英文版，我还是会看的。

中国新闻周刊：看着国内的热闹，有时会感到寂寞吗？

哈金：这倒也没有。因为要做成一本书，需要那种寂寞的状态。我在做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很害怕被琐事打断，一旦被打断就完了。

中国新闻周刊：问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但对一个作家是一定得问的,你想过诺贝尔文学奖么？

哈金：那只是一个偶然的东西。诺贝尔奖不是一个金牌，专门奖给优秀作家的。优秀的作家很多，很难说谁该得谁不该得。比如奈保尔，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说绝对没有希望获奖，因为政治保守、反动，而且名声又太大，名声又不好，虽然我认为他是完全有资格获奖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

对于作家而言，书都在那儿搁着，特别是一些里程碑性的书，你只能是努力地去接近那个水准，这是最主要的。如果有人得了诺贝尔奖，但他的书大家都不看，那也没啥意义。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奖看得太重了，特别是大陆的作家把它看得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