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张治中沉默了

周恩来的最后10年，是“文化大革命”潮起浪涌的10年，也是他忍辱负重的10年。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取得了既有战场起义又有幕后归来的统战成就，这项成绩曾令敌手胆寒，令世界震惊。可是眼看和平盛世开始动荡，风暴之下，那些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回归人员首先感觉到冬天的气息，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在颤巍，大地震随时可能到来，而且有些人家已经遭难了——

1966年8月，天气异常闷热，狂暴的雷阵雨经常突然降临。全国的政治气候也同这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令人惊恐不安。

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周恩来深知张治中这个安徽人的脾气，若回到北京碰上“造反”一类事肯定想不通，所以就先派了统战部一位负责干部到北戴河来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其实，对周恩来来说，“文革”是突然的，他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风暴的。毛泽东的指示他是坚决执行的。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又往往留有余地。在做张治中工作的同时，他给统战部开列了一张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名单上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周恩来又指出应予保护者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其范围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务院部长等。在这份名单的末尾，周恩来特别加上李宗仁的名字。

张治中经人一说，才放心回北京。周恩来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他家附近。这一带周围还有许多高级别的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但红卫兵还是进了家。顿时房间里响起了翻箱倒柜声，楼上楼下奔跑声。张治中躺在沙发上，两眼怒视，默不作声。有人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

张治中从没遇到这样粗暴的事，气得脸都发紫，两手打颤，他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了：“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

周恩来被红卫兵运动搞得彻夜难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会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算作一顿饭。已经到了凌晨1点，他还在劝说：“我今天坦率地和你们谈一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什么样的大字报你们都可以写。有些人甚至写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并不在乎……我曾犯过错误，但仅此并不足以判断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南昌起义时，我犯了错误，带部队去打城市不是开到农村去。但这不是路线错误……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

“谁反对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会场上响起了当时时髦的口号。

周恩来朝下按了按手：“我听说你们去抄张治中的家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我们要南下，给宋庆龄贴大字报！”

“这是胡闹！”周恩来一下火了，“孙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我们要去砸邓演达的墓。他反对共产党，走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就是投降！”

“邓演达和廖仲恺等人的墓都要保护。关于邓演达，我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邓演达从国外回来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错误路线作怪，我们没有理睬他，这不能怪他……”

类似的规劝，周恩来已经说过太多次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暴越刮越大。

到了1967年全国揪“叛徒”到了高潮。康生如鱼得水，像往常一样随意地扣帽子：“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是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

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指1942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表现很好，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的一批老干部。

这件事周恩来最清楚，是他委托张治中办的。

那是1945年10月中旬，张治中要到新疆任职。在机场，张治中跟前来送行的周恩来再一次握手。周恩来抬了一下眼眉，郑重其事地说：“文白先生，我祝你一路顺风。我委托你的事情还望早有回音。”

张治中点点头。前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到他上清寺桂园家里，当面嘱托：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毛泽东到重庆时提出并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设法将他们解救出来。新疆情况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请派人护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人物还在不在。听说他们处境很坏，生活很不好，也请先改善一下。这里头有杨之华，是你认识的。到迪化时可和她联系，了解一下情况。邓颖超也对张夫人洪希厚说，这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务必请你们多多帮忙。张治中爽快地答应了。周恩来还对随张去新的屈武交代这件事，请他从旁提醒、协助。

飞机已经轰鸣作响。张治中再一次表示：“我要竭尽全力，办好这件事。”

张治中到新疆后，经过许多努力，终于将关押在盛世才监狱里的131个中共人员（其中还有小孩）释放并护送回延安。释放这么多人并不是件容易事，必须经蒋介石点头。张治中给蒋介石去电，说明当年盛世才扣押的中共人员，主要分子已被处决，留下的人多为一般干部和老弱病残，如能主动释放，于国共和谈、新疆和谈均有利，“放之无足轻重，无害大局”，不放则“为对方制造口实，成为新疆和谈之莫大障碍”。经过几次电报往复，终于得到蒋的允许。张治中怕夜长梦多，遂立即行动。他事先已允许这批人在狱中自由活动，改善伙食，治疗伤病。新疆离内地路途遥远，他怕途中不安全，特别派了很能办事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张治中还给沿途的负责长官去电，特别是多事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去电，说明放人是经蒋同意的，不要阻挠，同时通知了周恩来，请延安准备接待，这才在1946年7月7日出发，4天后到达陕北。周恩来衷心赞誉这件事：“这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在国共关系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可现在红卫兵将这件事黑白颠倒。

周恩来苦口婆心对他们讲：“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

这几年，周恩来忙于补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同时也要为自己在激烈的政治变动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有权保护更多的人，他就要被拖垮了。

精神上的打击使身板硬朗的张治中已经垮下来了。他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1967年国庆，他的病体已经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头。毛泽东依然大步流星，朝城下狂热的海洋般的群众挥舞军帽。毛泽东向张治中微笑着点点头。张治中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主席啊，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啊！”

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去世。此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其设立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看到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想起张治中去世前手头还有一些机密文件，便说道：“这些东西你管理不便，都交给我吧。”

周恩来握住张治中老伴洪希厚的手，叮嘱着：“你如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以病之躯护病之躯

新中国建立之后，傅作义出任水电部长先后达20多年，至1972年才因病恳辞。他总有一种“赎罪”的心情，想多做工作来补救。他常以周恩来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来策励自己。由于他经常深入工地，再加上他是一个非常注意倾听别人意见的人，这使他对水利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他的许多有关水利的发言和文章，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也包括了他本人的构思和看法。所以有一次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钻进去了。”

傅作义对自己总是要求严格的。他出差总是尽量少带人，到了下面视察时也不希望有过多的人陪着，不要排场，不要“浩浩荡荡”，也不要挂“公务车”，和身边几个工作人员合起来有一间包厢就够了。

党中央对傅作义一直很关心。1957年他在山西视察工作途中，心脏病突发。周恩来闻讯后，派专机送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前往抢救。回京后，周恩来两次到医院探视。后来，周恩来听说傅作义在病情稳定后，仍坚持到机场迎送外宾，特别指示外交部领导，免去傅部长再去首都机场参加外事活动，以关照他的身体健康。傅作义对此十分感动。1963年8月，河北省广大地区遭遇罕见暴雨，海河水系的几条主要河流同时猛涨，天津城市和南北铁路交通处于洪水的威胁之中。那时正是傅作义第二次心脏病发作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出院后不久。他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每天都给防汛办打电话，了解汛情。后来无论如何要亲自去天津一趟，去看看水情工情。部党组同志考虑傅部长的健康情况，一再进行说服劝阻。傅作义自己找了周总理，反映了他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恩来便得了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每当工作紧张或过度劳累后就发作心绞痛，并有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等情形。从那时起，他每天吸氧，每日服药四次，他的衣兜里始终装有硝酸甘油的小药瓶。1972年5月，周恩来的常规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很快升到8个，到了第二年年初，他开始尿血，确认为膀胱癌。但他仍默默地工作着。

“文化大革命”初期，傅作义是上了周恩来定下的“保护名单”的，并建议他去住院或到外地休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性安排。傅作义理解总理对他的深切关怀，但他认为对他来说并不必要，他谢绝了。

到了70年代，傅作义的身体每况愈下。周恩来仍是他的精神支柱。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记录了傅作义最后时刻的情景：

1974年4月中旬，宜生已处于弥留之际，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周总理带病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他。当时，我唤醒宜生，告诉他总理来了。他在昏迷中听到总理来了，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眼睛。总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这时宜生已经不能说话了，听到这诚挚、温暖的话语，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李宗仁留下的“历史文件”

1966年7月，李宗仁在原夫人郭德洁女士病故后，才与新妻胡友松履行了正式结婚手续，婚后，周恩来还专门安排了“专列”，让李宗仁到北戴河度蜜月，并叮嘱一定要保证安全。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拔地而起。而且李宗仁定居后，又向总理建议由他策动另一些闲居海外的人士回国。这些人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生活在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吴尚鹰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与孙科意见相左，寄居美国。李宗仁到美国后，与之过从甚密，李回国前曾邀其一同归来。甘介侯和桂系有一定的关系，据说郭德洁对李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李宗仁通过司徒雷登与美国拉扯关系，完全是甘介侯从中疏通。毛邦初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1950年因以他名义存的1000万美元外汇之事，和台湾闹翻，避居墨西哥。周恩来表示，除甘介侯以外，其他的人都欢迎。李宗仁还向香港的黄旭初、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要尹冰彦以李的名义致吴尚鹰、毛邦初问候和邀请的信函。但“文革”一来，他还真庆幸这些人没有回来，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他也无颜面对老友。

但政府还是保证了李宗仁的政治待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李宗仁也被请上了天安门。周恩来和李宗仁见了面，关切地问：“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气色比刚回国时好多了，身体还不错嘛！”

“谢谢总理。幸得总理多方关照。”李宗仁感激地说。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问：“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摆摆手：“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这我就放心了。”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眉间舒展了，“这就好。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谢谢总理。”李宗仁向周恩来伸出了手。他们握手告别。

可李宗仁是个图热闹的人，正当大多数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牛鬼蛇神”们，唯恐躲之不及招来灭顶之灾时，李宗仁在清静了几日之后，又像往日一般请客吃饭，把一伙老友邀来相聚。章士钊接到他的请柬，赶忙来函制止，并劝李宗仁说：“当前运动正进入高潮，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如我公经常宾客满门，置酒高会，恐为群众所不谅。”李宗仁这才作罢，遂心中老大不快。

接着，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使李宗仁痛心的事接踵而来，最使他触目惊心的是，与他相交数十年的老友黄绍竑不堪凌辱自杀身死。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黄绍竑去医院看病时，红卫兵冲进他家去造反，先没有找到黄绍竑，有点心不甘。刚走到路上，正遇黄看病回来，于是，红卫兵一拥而上，将黄拉转回家，抄家、罚跪，拳打脚踢。黄家这样被冲击了两次，黄绍竑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时年71岁。

李宗仁的另一名老友刘斐也遭到黄绍竑同样的境遇，抄家、抽打、罚跪之后，又将存折和现款全部收走，刘斐本人被打得卧床不起，夫人伍淑英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剃了阴阳头。全家只剩下9分钱硬币，粮票也被收走了。做饭的阿姨和开车的司机怠工，粮店和煤店对被抄家的居民停止供应，生活立即陷入绝境。刘斐被迫去扫街……

李宗仁这才意识到形势不容乐观。

9月15日夜间，李宗仁正在书房看当天的《参考资料》，胡友松在看英文稿《李宗仁回忆录》，警卫秘书陈贵上楼来说：“李先生，楼下有人找。”

李宗仁跟着秘书下楼来，客人已在客厅等候，他很客气地说：“李先生，国务院领导同志请您去疗养一个时期。今晚，我就是奉命来接您和您夫人的。”

军人出身的李宗仁有几分警惕地说：“我身体很好，没有必要去疗养。我就在家里好了，哪里也不去。”

来人显出为难之色，似又有难言之隐，说了半天都是重复刚才的话，而李宗仁也听烦了，哪里也不去的主意十分坚定。来人无奈，只好告辞走了。

大约11时，李宗仁夫妇已经入睡，秘书又在门外传话说，楼下又有人来。

李宗仁披衣下楼，心中很是蹊跷：这么晚了到底有什么事？

这次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他一见李宗仁下楼来，十分抱歉地迎上去说：“李先生很对不起，刚才来的那位同志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见李宗仁情绪尚好，便继续说道：“刚才总理听完汇报，又全面地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哦，是总理派你来的？”

“是的。”

“那好，我听总理的。”

李宗仁痛快地答应了，高副局长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李宗仁上楼去，和胡友松商量了几句，两人就提着一个皮箱下楼来。他们一出门，看见一辆大轿车已停在门口，这是周恩来的红旗轿车。李宗仁夫妇跟着高副局长钻进车里，车尾喷出一丝轻烟，就驶离了。警卫、秘书很纳闷：他们这是去哪里？

汽车在夜色里穿行，从长安街往西开去，拐进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门前。原来，周恩来见局势进一步动乱，有可能冲击一些统战对象，就指示解放军总医院，将院内的高干病房全部腾出来，将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别的民主人士安排住进去，实行保护。这里楼门厅有军人值班站岗，不但和外界隔绝开来，就是内部也无法串联接触。他们住在这里，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殃及于此。为了预防万一，每人必须取一个假名。就这样，李宗仁成了“王敬之”，胡友松成了“唐伟”。

李宗仁在这里度过了最乱的日子。

这年的国庆节，李宗仁仍被邀请上了天安门。他仍由高副局长从解放军总医院直接将他接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开始前，上主席台的人都在休息厅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时，突然从门口走进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女人。人们都站起来和她握手。她和程潜握手时，因旁边的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和另一边的傅作义握手去了。

她像一阵风走过去。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

傅作义颇有惊色：“她是主席夫人，你怎不认识？”

李宗仁神色不安：“我只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可她今天改了服装，我认不出来了！”话语间颇觉失礼，后悔不及。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专家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制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出院，迁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多年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9月30日，他应邀出席国庆节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呆了两个小时，回家后顿觉身体不适，次日又病倒住院。关于此事，周恩来曾对程思远说过：“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后曾请中医国手诊治，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1969年1月25日，又得了一场肺炎，由于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在病危中，他对在床边的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他气喘吁吁，说话已经很困难，仍坚持说着：“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他带回来的许多线装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送给毛主席、周总理！”

他说话时，一颗老泪滚落枕边。他望了一眼胡友松，对负责他生活起居的尹冰彦说：“她太年轻，结了婚，日子虽短，也算是李宗仁的夫人，你们要照顾她……”

胡友松已在一旁哭成泪人一般。

李宗仁在病榻弥留之际，还口授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感谢之意。据程思远记述，李在简短的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无比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1969年1月30日，一个78岁的老者，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离开了。

周恩来总理参加了2月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在仪式上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前厂胡同×号院

能上周总理“保护名单”的，毕竟只是少数极有影响的人士。其他的原国民党将领，特别是被俘后又被特赦的人员，在这种非正常时期，其处境可想而知。有幸的是，他们同样得到周恩来的特殊关照。

“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政协领导为了不使文史专员们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自行组织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文章。”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学习半天，4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漆以仿宋字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这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旧”。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这些红卫兵总算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最使杜难过的是，那张与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合影被拿走了。红卫兵临走，还在院子里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三条“勒令”：一、自动减少工资；二、不准请保姆；三、打扫胡同的卫生。这些文史专员们觉得这些条件并不为过，马上写了一张表示接受的大字报。第二天中午，来了3个带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聿明等叫出来，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从这天开始，每天天不亮，这几个老者就在院子里扫街。

住在别处的文史专员们无事可干，便主动担任了政协机关的清洁卫生工作。每日除了打扫楼道和厕所以外，还给庭院里的果树浇水施肥，拔除花圃里的杂草。当时政协的大部分老干部，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剩下一些文史专员，就给他们运送行李和家具。

虽然他们都自觉地组织起来劳动，但每月工资还是由原来的100元降至70元。

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评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像外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他今后会怎么样时，杜总是说：“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周恩来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关于此事，在近20年后的《团结报》上，有文章专门做了披露，文中所说的北京前厂胡同×号，即杜、宋、郑、唐住的院子：

9月6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上午10点多，沈醉拎着黑塑料提包快手快脚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聿明、唐生明家，最后进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火越烧越旺，政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这些特赦人员（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是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是冷眼相待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除了机关找他们劳动或有事，都不愿出门，也不愿意到机关找没趣，甚至领工资的差事也请沈醉代劳。沈醉在年岁上是他们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老大哥们还没张口，沈醉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他说，冷言冷语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脾性，便没有推辞，全拜托于他了。这一天，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

“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像是报喜，不像是报忧。”宋希濂笑着说。

“是报喜。”沈醉坐下，接过宋希濂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在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有扣。我问为什么。答曰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一直在想，如今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算数的，不会是一般的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他们呢？正当沈醉、宋希濂默默抽烟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和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露出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地说：“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都沉默了。他们的内心在翻滚，眼眶很快潮湿……

更使他们难忘的是，这年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1966年，给予这种待遇，的确不容易。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

1969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的确是周恩来亲自指示的。

顺便说一下，即使在那动乱的岁月，在周恩来指导下的特赦工作也没有停止。“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4月16日，政府特赦了战犯57名；到周恩来去世前的1975年3月19日，政府特赦了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战犯293人（其中除3名伪满及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外，国民党战犯共290人），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文革”近十年的时候，周恩来，这位以最大能力保护受冲击者、抢救过无数人政治生命的他本人，已经耗尽了体力。就像一棵庇护人世的参天大树，抗击着风暴雷霆，而自己受伤了，倒下了。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带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所有爱他甚至不理解他的人的眷恋和种种遗憾，悄然离去。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个人奢望，世界反而永远地铭记住他；他的无私使他不朽，他的博大，使他永生。

消息传到前厂胡同×号院，那些尚在人间的被保护对象们，多数已经不能像当年周总理那样去向死者告别了。他们只能看报，只能听广播，只能悄悄做朵白花，或者戴上黑纱，眼泪代替了一切语言。这个院里的人们，好像一下都老了。

杜聿明不出门，时常呆坐着。他回忆着当年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作为一位革命家，宣扬革命，慷慨激昂，评论时事，切实详明，学生无不钦佩，几乎投袂起舞；而作为一位政治教官，对学生又是循循善诱，有如春风化雨，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自己在特赦后，多次亲承教诲。总理不计前愆，与人为善，一再谆谆训诲，感人肺腑。就在不远的1973年5月，周恩来还组织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等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杜聿明一生也算是饱览世间冷暖，交往者如云，而他觉得只有周恩来在他所有的师长中，坚持革命，奋斗终生，一尘不染，正直不阿。他是少数几个有资格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原国民党将领。当他站在静卧在苍松翠柏中的周恩来面前，看他再也不像从前，老远就笑吟吟地喊着：“光亭先生”，或者“杜将军”时，杜聿明心如刀割，不能自已，涕泪滂沱……

杨伯涛则在家含着热泪写哀悼周总理的长诗。他在回忆沧桑一生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十年浩劫中，是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保护了我们。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我们决心和党同舟共济，建设国家。”

话语朴实无华，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周恩来给我们和上一代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像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的：“时至今日，我仍为他而哭泣，其他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我都不曾哀悼得如此长久。”这是怎样一种感人的力量？我想，有幸与周恩来交往过的国民党将领，他们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当代中国出版社《红墙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