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成虎

(华中科技大学 文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山东琅琊郡阳都县人，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民族理论的专家。但学术界大多倾注于诸葛亮生平事迹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哲学和伦理等思想的研究，而对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探究尚显薄弱*王留想.浅析诸葛亮的民族思想[J].商丘师专，1987(1):95—98；侯绍庄,冷天放.诸葛亮对“南中”宽缓和善的民族政策[J]，贵州文史丛刊，1989(3):36—38；黄崇成,高宏.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及其对蜀汉政权的影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4):33—35；李小龙.论诸葛亮民族政策的启示意义[J].丝绸之路，2010(16):22-23。另外，关于民族政策思想研究还零星散见于诸葛亮研究的理论著作中。，尤其是在“西和诸戎”民族政策思想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笔者认为，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深刻认识，也没有形成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成果。当前，在民族和民族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加强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研究尤显必要。

一、“南抚夷越”

蜀汉管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南中四郡(主要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面积约占蜀汉全境的一半。这一地带散居着诸多少数民族，主要是两大族系：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等族；百越族系，如“濮”、“僚”、“板楯蛮”等族。刘备入主西川以后，重用南郡人邓方、南中人李恢等，在他们的治理下，南中尚能维持基本稳定。刘备夷陵兵败后，南中地区的一些部族首领及汉族中的豪强大姓蠢蠢欲动，暗地彼此勾结，先后举事，企图割据称雄。乘蜀汉政权势力式微之际，孙吴势力也挺身西进，通过遥授雍闿为益州郡太守，刘阐为益州刺史等方式插足南中，这使南中政治局势更趋复杂化。南中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对有着“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之志的诸葛亮而言，无疑是心腹大患。为此，诸葛亮积极推行《隆中对》中的战略谋划：“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以开拓疆土，稳定局势，弥补蜀汉与曹魏、孙吴相比在人力、资源及地域上的不足。

刘备驾崩，少主愚暗，蜀汉政权随时有倾覆之险。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经过近两年的休养生息，蜀汉元气日渐恢复。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果断决策，不顾长史南阳人王连“南中是不毛这地，瘟疫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的良言苦谏，决定率兵三路，亲自南征。建兴三年秋，南中叛军势力基本消灭，三军克期会于滇池，南中四郡悉平。蜀汉的战略重点是“倾国北伐，以事强贼”[2]，平定南中继而保持其稳定以助北伐才是上上之策，这点从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亦得以见证。为有效经营南中夷地，达到“夷汉粗安”的目标，诸葛亮对南中诸郡采取了以“和抚”为主，兼施武功的民族政策。

(一)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

诸葛亮南征誓师，参军马谡不忍离去，送至数十里外。临别之时，诸葛亮向马谡征询破敌良策。马谡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2]马谡的建议与诸葛亮“南抚诸戎”的民族政策思想不谋而合，因而深得诸葛亮赏识，其建议也被诸葛亮所授受。

诸葛亮南征中始终秉持“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诸葛亮南征平叛，夷王高定元实力最强、气势最凶，是最先讨伐的对象。在讨伐高定元叛军时，诸葛亮镇定自若，洞察战局，决定立营卑水，敛兵守险，意欲“俟定元军集合，并讨之”。[3]在雍闿遭高定元亲信袭杀，王士遭遇不测之后，诸葛亮见战机成熟，率领众将士直捣高定元老巢，获其妻小。高定元“败北”后，诸葛亮依然坚持“心战为上”的原则，没有穷追。直至高定元纠合残部卷土重范，才将其斩于马下，蜀军攻克越嶲郡，夷将孟获被迫南逃。孟获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南中享有崇高威信和较大影响。在追击南逃的孟获时，诸葛亮也始终持守“服其心”之策。蜀汉三军将孟获叛军围于南盘江上游，经激烈苦战之后，生擒孟获。为使孟获诚心归服，诸葛亮将其“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4]353由于诸葛亮的心战之术，使孟获及其残部反叛之心无存，甘愿诚心归汉。不仅如此，在南中平定后，诸葛亮亦坚持“攻心为上”的思想，积极争取南中豪强大姓及在各民族颇具威信的酋长支持，使南中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夷汉粗安”。

(二)调整南中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帅的势力

南中诸族发生叛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叛军首领的来源看，主要有两个方面：或南中“大姓“，多为汉民及部分地方豪强；或夷王或夷帅，即各少数民族的首领或酋长。长期以来，南中各地首领，拥兵自重，雄居一方。随着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的政治野心就会膨胀，进而借机发动叛乱。对这一点，诸葛亮是有深刻认识的。为稳固蜀汉政权在南中的统治，削弱地方豪强、夷帅的势力。诸葛亮对南中郡县作了进一步地调整，将南中由原来的四郡扩编为七郡，即建宁郡、云南郡、兴古郡、朱提郡、牂牁郡、越嶲郡、永昌郡。诸葛亮在南中所辖地域并未延展的基础上对郡县进行细分和对郡守的适当调整，使南中郡县之间彼此牵连、相互制衡，以达到限制和削弱南中豪强势力的目的。此外，诸葛亮还“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飞军”[4]357。这种有计划的将“劲卒”、“青羌”迁徙到巴蜀等地的措施，充分发挥他们优势和长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蜀汉北伐曹魏兵力不足的矛盾。而且，在李恢任庲降都督期间，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4]435。郡县调整和民族迁徙等措施，极大地削弱了南中豪强和夷帅的实力，有利于南中的稳定和蜀汉中央政权的统治。

(三)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加强蜀汉中央对南中的管理

平定南中以后，诸葛亮对南中总的思想是“不留兵、不运粮”，让夷人自己管理自己，即“以夷制夷”。为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七郡”的有效管理和实际控制，诸葛亮开始在南中积极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首先，“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1]，选拔在各部族中具有威望的上层人士担任郡县官吏。依照封建政治体制和官吏任免惯例，地方政府官吏由中央委任。南中郡县是与蜀汉中央相对应的地方政权，地方大小官吏都应该由蜀汉中央直接委派，不能大量任用当地人，尤其是夷越人。南中郡县官吏由蜀汉中央委派，可以免除地方势力盘居、尾大不调局面的再次出现。对南中郡县官吏委派，诸葛亮以“夷汉粗安”为目标，考虑群臣建议并结合南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决定延续秦汉羁縻制度，不仅不改变南中夷越诸族原有的组织形式，还继续任用原有的南中豪强大姓和夷帅担任当地官吏，实行对南中地区管理权。对南中大姓适度扩张势力的举动不仅不限制反而是有限度的倡导，甚至直接支持。其次，吸收南中大姓中的代表人物或夷越首领到蜀汉中央任职，以示信任。诸葛亮对夷越首领的考察任用，坚持“待众宽而不忌，记人功而略而瑕”[5]的原则。夷越诸族首领有的人确有反叛之心，诸葛亮将其迁至成都，就近管束。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夷越诸族首领，且在夷越中颇具影响力的显要人物，诸葛亮为表奖赏，同时也为夷越首领树立典范，将这些显要人物调到中央，量才适用。如提拔大姓爨氏首领爨习任领军，提拔孟获到蜀汉中央任御史中丞，提拔孟琰蜀汉中央任辅汉将军等。通过他们的作用和影响，蜀汉加强了对南中诸郡的实际统治。再次，蜀汉政权选派具“双重身份”的良吏到南中任职，以镇抚地方。所谓“双重身份”是指一方面官吏要对蜀汉忠心耿耿，另一方面要出身于南中大姓，他们不仅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与当地大姓仍保持联系。如委派李恢(建宁俞元人)任建宁太守、马忠(巴西阆中人)任牂牁太守、张嶷(巴郡南充国人)任越嶲太守。派遣具双重身份的良吏治理南中，既有利于团结南中大姓，获得他们的支持，又有利于蜀汉政策在南中的顺利推行。委派蜀汉良吏到南中诸郡任职，使蜀汉在南中的民族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确保了南中的安定。

(四)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

南中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南中地区总体上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文化落后。南中夷越诸族是由多个少数民族构成的，各少数民族之间发展水平相差甚大，有的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初期，也有个别少数民族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差无几，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或封建社会初期。为改变南中地区生产力落后的状况，诸葛亮积极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诸葛亮不仅委派良吏到南中任职，允许汉族人迁徙南中地区，而且还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夷众感悦”[6]。这样，夷越诸族逐渐掌握了铁制农具进行生产技术。诸葛亮带牛耕的传说直到今天仍在云南德宏傣族中广为流传。兴修水利是诸葛亮重视南中地区发展的又一突出表现。南中地区多为山地，农田灌溉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这样农业收成好与坏，地利和天时是决定性因素。诸葛亮为改变南中靠天吃饭的现状，发动当地官吏和民众积极兴修水利工程，引水灌溉农田。这样，就扩大了南中地区的耕地面积，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强了农业收入。同时，蜀汉政策的宣传和诱导，长期过着狩猎生活的夷人也走出深林，徙居平地，主动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对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重视是诸葛亮发展南中的又一举措。南中诸郡积极落实诸葛亮的政策措施，将原来的私人占有的盐井和矿山收归官有，设置专门负责盐铁业的盐铁官，统一经营管理盐铁生产。而且，诸葛亮还大力提倡和传授手工生产技术。这些切合南中地区实际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当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随着南中地区与蜀汉内地交往日益频繁，彼此联系逐渐增多，后来部分汉族人移居南中，他们在带去先进生产技术和手工技术的同时，也带去了内地传统优秀文化。在迁徙汉族人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下，夷越许多部族结束了没有文字，没有姓氏的历史，文化落后的状态开始改变。汉族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夷越诸族的进步。

(五)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笼络南中各少数民族

南中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为缓和并改善与南中少数民族的关系，诸葛亮相当尊重南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治理中充分利用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加强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中地区夷越诸族信奉巫教，迷信鬼神，诸葛亮利用这一风俗特点，诸葛亮借助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以呈诣，动亦如之”[7]。这充分表明诸葛亮积极利用夷越诸族宗教信仰，借助宗教画以使他们服从于蜀汉政权统治。对夷越诸族的风俗习惯，诸葛亮自己也是相当尊重的。不仅如此，他还要求驻守南中的大小官吏与夷越诸族中有“投石结草”风俗民族盟誓，通过盟誓的方法来降低他们对蜀汉统治的敌对情绪。史料表明，诸葛亮的这些措施与策略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例如在夷越势力很大越嶲郡，为开通旄牛道，得到旄牛地区少数民族的支持，张嶷与其首领狼路“盟誓”，“遣左右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王，遣使将路朝贡。”[8]在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下，这条古道修通，方便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的商旅往来，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这都有力的证明了尊重夷越诸族风俗和宗教信仰是深得他们信任的，蜀汉在南中的统治也更加深入。

二、“西和诸戎”

在蜀汉西北部与曹魏的交界地带，有汉嘉郡、汶山郡、阴平郡和武都郡等四郡，这里是氐、羌两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分布着氐、羌民族的众多支系，例如阴平郡，“多氐叟，有黑、白水羌、紫羌”[9]。蜀汉南征后，在实施“南抚夷越”民族政策的同时，也积极推行“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以获得氐、羌等少数民族的支持，从而扩大蜀汉政权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建立蜀汉政权的统治。

蜀汉西北部四郡位于川陕甘交界地带，其中汉嘉、汶山两郡离曹魏属地较远，而阴平、武都两郡与曹魏毗连，基于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成为蜀汉与曹魏的必争之地。在刘备入主西川以前，阴平、武都为曹魏控制。在刘备取得汉中不久，氐人雷定率部七万余众弃魏降汉，氐、羌族分布区域部分统归蜀汉，成为其属地。由于这些地区属蜀汉与曹魏的边界，所以归属问题时有变动，诸葛亮“西和诸戎”的民族怀柔政策，试图与氐、羌等族建立良好关系，进而最大限度地让少数民族服务蜀汉政权。与南中“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相比，诸葛亮对氐、羌等族采取的是和抚怀柔与军事镇压并用的政策，其中镇压为主，和抚为次。

在推行“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时，在军事方面诸葛亮善于借助在氐、羌族中有颇具威望和较大影响力的马超、姜维两位将军，以赢得氐、羌等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关于马超与羌胡特殊关系，《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有“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10]的记载。马超将军与羌胡族有着特殊的关系，其父马腾原籍扶风茂陵，系羌胡女所生，不论是马腾还是马超都在羌胡族活动地域内生活，因而他们与胡羌族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马腾、马超能拥兵一方，也多借助氐羌之力。姜维将军(天水冀县人)经历与马氏父子相似，从小生活在氐羌族活动区域的周边，在当地也有一定影响。而对氐、羌等民族的治理，诸葛亮则委派马忠、张嶷等到此任职，积极推行温和安抚政策。他们在北伐曹魏或推行“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陇右诸羌介于蜀汉与曹魏之间，因而是他们争夺的焦点，战争相当频繁，氐羌族活动地域成为重灾区。在此期间，蜀汉也不得不积极争取西北部少数民族支持以弥补自己在兵力和粮草方面的不足。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11]甚至不惜一切对不堪忍受战乱之苦而反叛的羌族进行镇压。这不难得出结论，在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蜀汉“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执行力是相当有限的。相比而言，蜀汉“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稍逊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而且军事镇压多于和抚怀。既使这样，与曹魏在这一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比较起来，不知要温和多少倍。

三、对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粗浅评价

要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有客观全面的评价，需要有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不能带有任何主观性、随意性。如何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评价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要遵循两条思路：一方面，不能苛求于古人，要将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放在当时的特定时代去考察；另一方面，评判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对当下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有无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是三国时代背景与蜀汉民族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蜀汉民族政策是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表现的最重要载体。因而评价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在以蜀汉民族政策为切入点。从横断面看，蜀汉民族政策与曹魏武力征服的民族政策(核心是剿杀或强制迁徙少数民族)和孙吴军事镇压的民族政策(核心是掠夺少数民族资源)相比，蜀汉和抚怀柔的民族政策明显略胜一筹；从纵断面看，与秦汉羁縻民族政策及两晋强势民族政策相比，蜀汉民族政策也毫不逊色。纵览蜀汉民族政策不难发现，“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政策思想的核心。在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指导下，蜀汉政府能够结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特点，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这对调整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诸葛亮毕竟是蜀汉地主阶级的代表，不可能超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民族政策思想是以维护蜀汉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为目的的，不可能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消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清除民族隔阂和民族仇视，民族矛盾有所缓解但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邈蛮心异”、“纠合其类”等语还表现出诸葛亮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倾向。既便如此，历史的印迹丝毫不能遮蔽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光辉。诸葛亮重视少数民族的特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等诸多思想对当下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仍具有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卷35[M].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920.

[2] 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良传:卷39[M].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983.

[3] 曹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3[M].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 278.

[4] 曹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M].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 353.

[5] 陈寿.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卷43[M].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985.

[6] 柳春藩.正说诸葛亮[M].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237.

[7] 曹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M].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364.

[8] 曹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3[M].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1008.

[9] 曹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2[M].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165.

[10] 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卷36[M].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983.

[11] 陈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卷33[M].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