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铸

(湖北建始县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北 建始 445300)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大事。因为当年发生在湖北武汉的“辛亥革命”，它是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不但对其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而且对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望那时的中华民族，国家灾难深重，人民贫困潦倒，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苦不堪言。辛亥革命爆发后，少数民族地区争先恐后掀起了武装起义推翻封建帝制的高潮。在湘西，革命党人与土家族苗族首领联合发动各族人民组成“光复军”发动起义，迫使道台朱益浚交出湘西地方政权，随后成立了湘西军分政府。在渝东，革命党人联络当地袍哥组织响应辛亥革命，推动地方政权交权易帜，有力地策应了武昌起义。还有贵州、云南、新疆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自发行动起来组成不同形式的武装力量，夺取了地方政权，成立了新政权。历史事实说明，是伟大的辛亥革命影响和推动了在几千年封建帝制中受苦受难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向着现代文明逐步迈进。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望见，当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中，有一大批中坚分子就是湖北恩施籍人士，他们用自己的坚定信仰选择了投身革命，立下了“誓将热血洗神州”[1]165的铿锵誓言，全身心地投入辛亥革命，有的甚至将年青的生命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伟大事业，可以说，一大批湖北恩施籍少数民族志士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影响延续至今还在发力。

一、辛亥革命前的湖北恩施：山雨欲来风满楼

19世纪的末期，处在大山丛中，偏居湖北西南边陲一隅的恩施，面临的是政治黑暗，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社会现实。广大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基层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一批以青年学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清朝雍正十三年，湖北恩施实行“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对恩施这个原来鞭长莫及，政治松弛的地方的政治统治逐渐强起来，随着政治统治的强化，经济方面的横征暴敛越来越严重，民不聊生的状况日趋严重。到了清王朝晚期，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对外的割地赔款，一味妥协，对内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强力镇压民怨。各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尽管全国皆然，但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下的恩施人民更加苦不堪言。再加上曾经的声势浩大的“白莲教活动”、“太平军活动”、“反洋教活动”给恩施人民打下了“仇清、反清、反洋”的思想烙印[1]45。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即1911年2月，湖北恩施境内暴发了震惊全国的“温朝钟反正”事件，它是以光绪末年加入同盟会的咸丰县大路坝人士温朝钟组织的“铁血英雄会”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川鄂边境武装大暴动，尽管这次大暴动以清王朝的疯狂镇压，温朝钟英勇就义，因“蜀得其头，鄂得其身，湘得其脚”[1]47而失败，但它却成了辛亥武昌起义的一个前奏曲。它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极大的鼓舞了恩施人民，促进了恩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

1903年，孙中山先生重建了中华革命党，提出了“驱函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当时一批恩施的有志青年学子，东下武汉求学，先后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的投身行伍，进入新军，有的进入各类学校求学寻找真理。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到1911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恩施籍人士就有72人，他们中间有人还成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的至交。那段时间，活跃在武汉三镇的恩施志士，有的发展反清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天锡会”*辛亥前恩施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有的办报办刊，宣传革命道理，及时将这些报刊和购买的其它进步报刊邮寄回恩施各地，宣传发动革命力量，这些活动，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恩施反清力量的觉醒和逐步发展壮大。

二、辛亥革命中的湖北恩施人：誓将热血洗神州

100年前在武昌爆发的“武昌起义”，不但震惊中国，而且震惊了世界，它直接导致了腐朽堕落的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托起了四万万中国人民盼望许久的民主共和的朝阳。在这场波浪壮阔的大革命中，一大批湖北恩施仁人志士为推翻封建帝制，缔造民主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万重千山挡不住——一腔热血洒神州

恩施虽地处崇山峻岭中，但在历史文献中，有较为详细文字记录的就有72人之多[1]251-263，还有一大批因种种原因没能留下考证依据的恩施籍人士，他们同样将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在有据可查的72名恩施籍辛亥志士中，其中不乏一批辛亥革命的中坚分子，由于本文篇幅局限，不能一一列举，只能将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在这作一简单介绍，让后人们从他们的事迹中去感受那个时代岁月的风雷激荡和恩施有志青年们义无反顾反帝反封建的澎湃热血。

1.吕大森(1881—1930)，字槐庭，别号怀天，土家族，湖北建始县业州镇猫儿坪吕家湾人，家道富裕，1893年12岁参加县考获中童生，1897年赴施南府考中秀才，同年入武汉湖北武备学堂深造，1903年4月，武汉学生集会痛斥沙俄侵我东北，吕大森登台演讲，慷慨激昂，崭露头角[2]。同年与同乡朱和中等组织翻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书籍，宣传革命思想。1904年4月，吕大森出资50元大洋设立湖北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科学初习所”，并被公推为总理，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人为成员。当吕大森与黄兴共同筹划在湖南与黄兴一起发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发动起义的壮举后，吕大森毅然从武昌高等学校退学赴湖南成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被任命为“蜀省及施南分部总理”，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吕大森与康建唐回湖北施南(恩施古称)成立“天赐(锡)会”，因事情泄密而遭清政府通缉，转往湖北宣恩活动。武昌起义前后，吕大森回建始宣传联络建始鼓动联络建始的一批廪生、秀才和有志人士组织武力，准备配合武昌起义和施南反正。武昌起义后，吕大森与“共进会”代表向炳昆(来凤人)一起，争取做清军驻施南管带李汝魁的工作，发出了《革命党人吕大森、向炳昆等促李汝魁反正的一封信》，李得信后犹豫不决，吕大森在找人劝说无效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面见李汝魁，当面说以利害，促使李汝魁下了决心，恩施终于于1911年10月28日宣布反正，所属各县先后全部易旗反正。

此后，吕辗转武汉、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由于参加“反袁”、“驱王”等活动，先后三次出入监狱，于1930年，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张难先已任浙江省主席，吕大森前往求职未遂病逝于杭州，终年49岁，张难先为之料理后事，将其葬于西湖保椒塔。

2.朱和中(1880—1940)，字子英，派名朱大顺，湖北建始县花坪镇人[3]。出身书香门第，13岁考入县 ，就读于五阳书院，1895年15岁时赴省投考以《四寸火长》一文夺魁，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入湖北武备学堂深造。1903年，他与吕大森、张荣楣等翻译印刷进步报刊，又与刘静庵、曹亚伯等人组织“日知会武汉分会”，组织被清廷破获后仓促留学德国。朱和中在德学习期间，因精通德、英、俄、比诸国文字，由陆军学校步兵转学炮兵，后入柏林兵工大学深造。并在孙中山流亡海外期间，朱和中发动留学生捐款资助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亲书誓词与孙中山破指血誓而结盟，共商“同盟会”行动之方略。1905年7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召开正式的同盟大会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而朱和中由于率先组织的“柏林之盟”和“布鲁塞尔之盟”便成了同盟会的先驱。

武昌起义爆发时，朱和中正届德国兵工大学毕业，孙中山电令其设法阻止清政府在德所购军火运往清军手中，朱和中立即向德国的礼和、捷成两军火商交涉，晓以大义，迫使对方同意将清政府所购军火交新军接收，为慎重起见，朱和中串通轮船工人一路迂缓行驶，直到1912年1月中旬，大批德式军火到达南京交新军接收。这一行动对于装备革命新军，巩固辛亥革命成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朱和中协助孙中山拟稿《陈十策》确定安邦治国大略，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广东兵工厂厂长，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朱和中是主要治丧者，他以万分沉痛心情制作挽联一幅：“匹夫而跻帝王之尊，偏薄帝王而不为，倡平等，争自由，殚毕生精力，为国为民，直使尧禅舜让都成刍狗；一身而系天下之望，竞弃天下而长逝，先觉亡，导师失，合举世群伦，如怨如慕，遂令欧风美雨尽化啼鹃。”后蒋介石执政，朱和中常呼蒋介石为“蒋狗”致饱受排挤，晚年仅虚挂立法委员一职。于1940年5月在重庆北碚去世。

3.邓玉麟(1881—1951)原名世泰，乳名双成，在参加反清革命中改名玉麟，号炳三，湖北巴东县野三关大石桥人[1]76。年幼即在野三关为一屠户做下手，后稍长便当“背脚子”背运盐巴，1897年去宜昌投入新军，考入31标宜防营，后赴武汉投入炮八营，结识了共进会首领孙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邓王麟积极参加，并随同黎元洪多次会见中外记者，旗帜鲜明地阐明起义的目的是“起义是要创立共和”，这声音经中外媒体广为传播，这在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初期政治态度暧昧无疑成了一划时代的声音，使辛亥革命得到了中外舆论的支持。后邓玉麟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大元帅府参军和临时政府参议，曾任北代军左翼第一路军总指挥，后看不惯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和排挤异己，并退出军界，抗战期间回巴东野三关定居，1951年被错杀。

4.范腾霄(1883—1952)字瀛槎，湖北利川县城东门外人。身贫苦农民之家[1]108-116。幼时勤奋好学，1901年，以第一名补入邑生，同年被选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因开学延期无旅资回乡，即投军湖北护军队一营当兵，深受管带黎元洪赏识，委以文案之职，1903年，与刘静庵相识，经范极力向黎元洪推荐，刘入伍当兵与范腾霄结为莫逆，经常在一起讨论革命大事。1905年，范被保送入日本学习海军，经同盟会员介绍，认识了在日本的宋教仁，并在宋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范在日本先入商船学校学驾驶，再入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一年后转入海军雷电学校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范节衣缩食，购买了大量革命书报邮寄回武汉宣传革命。

范修完全部课程后，正值武昌起义爆发，他连毕业酒宴都未出席便乘船赶回武汉，形势危急，当时，黄兴战败，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种悲观情绪中，好多人都主张弃城而去。范在黎元洪召开的10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侃侃陈词，从当前形势和地理条件讲到了因守待援之利和弃城而去之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坚定了全体将士固守待援的决心。多年后黎元洪说：“武昌坚守之役，假令无(范)君着，中华民国危矣。”张难先先生在给范腾霄的信中说：“犹记黄克强(兴)汉阳战败，在都督府发表放弃武昌言论，经吾兄面斥黄非之烈……即此就可不朽矣。”范从日本回国逗留武汉九天，在他的一生中，这是闪光的九天，特别是在辛亥革命起义军总负责人黎天洪准备弃城逃跑时，范与张振武、邓玉麟、甘绩熙等人在都督府阻留了黎无法的临阵脱逃，稳定了军心，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后范腾霄历任将校补差团副团长、东北海军学校教育长，1947年转入地方教育界，1950年被任命为湖北参事室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2年7月，范腾霄病逝。

5.向炳焜(1880—1936)字炎生，号子南，土家族，湖北来凤县旧司人，清末附生，文普通学堂毕业[1]198-201。向在武汉之普通学堂求学期间加入日知会任干事，曾在《湖北日报》任编辑，利用报纸宣传鼓动革命，被清廷逮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奔走革命，并加入共进会。辛亥年7月，清朝政府调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向炳焜认为可在施南举事，以堵塞端方东归之路，以策应届时的武昌起义。向炳焜与吕大森一同受命后返回恩施，先打算利用恩施各地会党举事，可会党复杂，纪律涣散，难以成事。于是与吕大森转做驻军管带李汝魁的争取工作。1911年10月28日，李汝魁宣布反正易帜，成立了“革命者驻施分司令部”，公推李为部长，向炳焜为参谋长兼秘书，当日枪毙了五名随营旗兵，随后通令全恩施所属七县相继反正易帜，施南的反正易帜，使端方回师武汉的通道被彻底阻塞，清政府荆州驻军亦被牵制，为武昌起义后调整军事部署和组织军政府赢得了时间。施南反正后发生了驻施宜防营管带陈金瑞刺杀李汝魁夺权事件，为稳定施南驻军，向炳焜与梅占先等人多方协调，才保证了施南的稳定。

辛亥革命后，向炳焜逐渐居功自傲，投身土著武装占山为王，在代理来凤县知事期间，残酷镇压农民自卫军，杀害共产党员张昌歧等革命者。1935年，辛亥革命元老建始籍人士吴经明时任省立13中校长，他为民请命，多次向徐源泉陈述向之劣迹，徐下令驻恩施的38旅旅长潘善斋将向炳焜拘捕枪决。

(二)一批湖北恩施籍辛亥革命志士青史留名

甘绩熙，湖北利川人，武昌起义都督府参谋兼前敌督阵指挥官。

师梅，湖北巴东人；赵学诗，巴东人，武昌起义使用的“十八星旗”的设计制造者。

黄中瓒，湖北来凤人，武昌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谋官，军中文告多出其手。

李济臣，湖北恩施人，武昌起义率兵攻下总督衙之功臣。

王训民，湖北建始人，武昌起义敢死队副队长。

刘希无，湖北建始人，武昌起义军政府内务部监印官。

聂守经，湖北建始人，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内务部参议、总稽查处稽查员。[4]

袁上培、祁德顺等一批湖北恩施籍志士在武昌起义中为创立共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三、辛亥革命对湖北恩施的影响：柳暗花明又一村

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对当时极度贫穷落后的湖北恩施山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力辐射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辛亥革命将恩施的政治从专制逐步推向民主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之前的恩施，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与落后，政治上的专制比其它任何地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日复一日的“官官相护”、“官绅勾结”、“官民对立”等政治专制现象屡见不鲜，污浊的政治空气使恩施各族人民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困境中。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沉闷的恩施传来了“推翻封建帝，走向中华共和”的时代强者，恩施人民积极响应，争先恐后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迅速打碎了旧的政治桎梏，在向往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勇往直前，有的甚至以生命作代价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寻找着更为科学的路径。

(二)辛亥革命对恩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对于恩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是无法用任何一组数据来验证的，辛亥革命前的恩施，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成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闭落后的“山寨经济”是整个恩施的真实现状，尽管发达地区已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也曾有恩施的有识之士企图将这种萌芽移植到恩施，但都由于落后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使商品经济在恩施寸步难行。如辛亥革命前，恩施的桐油、生漆、药材等农产品也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国际市场，但却因外商的盘剥和内部的争斗最终一败涂地，更使恩施人民对先进的生产、营销方式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辛亥首义，极大的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让恩施的经济望见了曙光，恩施人民或被动、或自觉地参与到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不断运动中，为逐步缩小恩施与外界的差距创造着条件。

(三)辛亥革命把恩施的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度时期，恩施的文化远远落后于周边同类区域，与发展地区相比更是相去甚远。落后的文化产生出的是落后的思想观念，落后的思想观念引导的往往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方式，因此，得不到社会的认同，最终导致的“自卑”和“自大”两种人格特征在恩施人中间普遍盛行。辛亥革命，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促进了恩施的发展，而且在文化上吹来一股强劲的春风，将禁毒、放足、开办新学等新的文化理念和形式一下撒播到恩施的山山寨寨。于是新式教育、新的科学技术逐步渗透到恩施的角角落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了对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的强大冲击力，让新的文化生产力在恩施大地上蓬勃发展。

四、辛亥革命留给湖北恩施的启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回顾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肯定，它无疑是一场急风暴雨般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对整个恩施的社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是空前巨大的，它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启迪和思考。

(一)革命的仓促和不彻底性一度时期令恩施人民失望，这种失望情绪负面影响了恩施人民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初期，恩施的少数精英分子远离故土在武汉、江西、宜昌等地从事反清活动，而恩施本土的广大基层百姓很难参与其中，致使一些本土的反清活动都在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前提下流产或失败。武昌起义即将爆发前夕，吕大森、向炳焜、康建唐等人潜回恩施发动革命，而首先依靠的基本力量则是本土成份复杂的会党，以致于事无补，当武昌起义整整十多天后，吕大森等人才把主要精力放在策动施南驻军的起义上，这时的施南驻军虽然迫于大势反正易帜，所属各县也纷纷效仿反正易帜，但仓促的起事没有完整的方针作指导，旧势力虽然貌似归顺，实际上却在酝酿着对革命力量的反扑。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是“换汤不换药”，大部分改头换面的军人、官僚、绅士继续掌权，恩施人民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若干年后，整个恩施成了各种势力来回拉锯的灾难之地，恩施各族人民饱受其苦，其革命的精神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以致相当长的时期对于打着各种旗号的革命敬而远之，极大影响了革命主动积极性的发挥。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精神未能及时得到实事求是的确认和发扬，不同程度地迟缓了恩施人追赶时代潮流的步伐

辛亥革命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能完全达到理想的目标，但其凝聚的历史精神却是后人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值得继承和发扬的。辛亥革命体现出来的炽烈的爱国精神、高昂的民主精神、顽强的拼搏精神、开拓的创业精神是历史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度时期，对辛亥革命的片面认识，导致了对辛亥革命精神的亵渎，也就是认为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唱主角，因此，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精神就是国民党的精神，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志士及其后人都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都应该是专政对象。殊不知，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奋斗的事业永远视作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投身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同样是革命的先驱。因此，更应该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今天，尤其应该提倡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在辛亥革命中的恩施人和事，将其培育成恩施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而100年前踊跃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中，有一部分骨干力量就是从恩施奇山秀水中走出去的佼佼者，他们当年在武昌起义、施南反正易帜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在大浪淘沙的革命进程中，有的人走向进步，有的人走向守旧，有的人甚至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但无论怎样，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创立的功勋是不能抹煞的，他们对恩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湖北恩施的后来者，有责任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认识辛亥革命中的湖北恩施人物、事件，并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将其培育成恩施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5]。

参考文献：

[1] 政协鄂西州暨各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鄂西文史资料:第四辑[M].1986.

[2] 胡永铸.建始历史人物[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36-40.

[3] 建始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建始文史资料:第一辑[M].1987:18.

[4] 建始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始文史资料:第三辑[M].1990:96.

[5] 马昌海.中国近代史(旧民主主义时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