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秀聂晓霞

(1.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临安311300;2.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翻译与权力
——以布迪厄语言观为视角①

陈 秀1聂晓霞2

(1.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临安311300;2.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翻译是一种社会规约化的行为,深嵌于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操作力量。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以及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均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权力问题。

翻译;权力;布迪厄语言观

翻译是一种社会规约化的行为,深嵌于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而权力是社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充分了解翻译的社会性,就有必要对翻译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布迪厄语言观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在布迪厄众多的研究领域中,语言问题是其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布迪厄在批判索绪尔的纯粹语言学的基础上开展语言学研究,旨在通过语言沟通实践,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布迪厄认为,索绪尔强调语言系统的封闭性,最终陷入了逻各斯主义的泥潭,是一种“学究式谬论”。布迪厄指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翻译与权力的关系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流。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以及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均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权力问题。翻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强势语言对翻译的操控;翻译的权力体现;翻译行为者的权力操控。

(一)强势语言对翻译的操控

布迪厄认为,每一次语言交流都包含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因为交流双方是在特定场域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上开展交流的,具体位置上的资源和资本都是不平衡的,所以具有较大资本的一方就有支配较小资本一方的力量,权力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由于历史因素,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地位很可能是不平等的。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可分为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用强势语言写成的文本常常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在文化场域中处于中心位置;而弱势语言文本拥有的文化资本少,在文化场域中很少被认知,处于边缘位置。强势语言对翻译的操控实质上是权力对翻译的操控。

首先,在跨文化交流中,强势语言国家常常利用其文本的影响力操控翻译流向,即通过翻译向弱势语言国家大量输入其文化,累积更多的文化资本,巩固其在世界文化场域的中心位置。这种操控的结果体现为:英美等强势语言国家输出的图书翻译版权远远超过其引进的图书版权,而弱势语言国家则完全相反。

其次,强势语言的操控还表现在翻译弱势语言文本时的选材和翻译策略上。从选材来看,强势语言国家总是带着对弱势语言国家固有的偏见,为了达到预期效果,他们总是选择符合自己对弱势语言国家文化期待的文本。强势语言译者在翻译时总是带着对自己语言特有的优越感和对“他者”的偏见,他们在翻译中为了追求译文的流畅性常常不遵从弱势语言的规范,大多采用归化译法,甚至对原文语言方面的特性采取一笔抹杀的做法,对翻译的内容也会任意取舍。

(二)翻译的权力体现

布迪厄论述了“语言市场”的权力关系。语言市场作为一个特定的约束和监督系统,通过决定语言产品的价格来推动语言生产方式的更新[1]。这就是说,语言交流受到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翻译的权力主要表现为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控制,体现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翻译是传承人类文化精华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翻译,《圣经》和古希腊文化都经历了多种语言的转化得以保存和继承,文艺复兴的成果在欧洲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发展。翻译还能促进译入语国家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没有古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不会有古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钦定圣经译本》的出版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绘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翻译会通过重写文本而重写历史,也会在过度引入外来语的同时动摇民族语言的根基。古罗马在翻译和学习古希腊诗歌时,逐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诗歌韵律,而效仿古希腊诗歌叙述的音步;中世纪,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对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它们在句法结构上逐渐相近[2]。我国“五四”以来诞生的新文学也明显受西方翻译的影响,当时的瞿秋白、鲁迅等都强调要创造中国现代新的语言,而这种创造就是通过翻译的改造。

(三)翻译行为者的权力操控

布迪厄认为语言技能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规范能力[1]。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是交流者在这些方面的不平衡性或差别性。由于这些方面的差别,语言交流中就不可能保持平等关系和平衡状态,处于优势的一方就会对处于劣势的一方产生权力制约关系。翻译中的行为者(国家权力机关、赞助人、译者等)往往会利用自己在翻译中的优越位置,对翻译行为进行有意操控。

国家权力机关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让翻译服务于政治统治,会对翻译进行操控。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作为神权象征的《圣经》是绝对不容亵渎的,所有《圣经》的翻译都受到最严密的神权监视。

在翻译过程中,出版商等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主要表现在对译者的操控上。因为他们是翻译的委托人、赞助者,译者从他们那里领取翻译报酬,所以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翻译活动。比如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梁实秋和朱生豪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梁实秋译本以源语文化为取向,朱生豪译本以中国文化为依归,这种差异部分地归因于赞助者不同的影响[3]。

译者是一个在翻译活动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对翻译产品的产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译者的主观性、所处年代的限制、对所译作品的态度,以及译者人生阅历、判断标准、价值观的客观存在,加上在翻译时对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水平的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是无法避免的[4]。早在两千多年前,西塞罗在罗马征服希腊后不久就曾扬言: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跟着原文逐字翻译[5]。我国林纾、严复等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目的是为了介绍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风俗,以此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因而在翻译中采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对原文大加发挥。

三、结语

布迪厄认为语言不是客观中立的媒介,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在言语交流中始终有难以辨认的权力支配关系潜在地发挥作用。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操作力量,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体现了各种权力关系。在国际文化场域中,强势语言国家与弱势语言国家之间常常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国家内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文化场域的中心位置,也将翻译作为一种武器进行斗争。国家与个人、赞助人与译者、译者与翻译作品之间也常常表现为一种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

[1](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贺显斌.赞助者影响与两位莎剧译者的文化取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6).

[4]陈秀.论译者介入[J].中国翻译,2002(1).

[5]Douglas Robinson.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From Herodotus to Nictzsche[M].Manchester U K&Northampton.MA:St.Je2 rome Publishing,2002.

责任编辑 强 琛 E2mail:qiangchen4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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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9

A

1673-1395(2011)06-0079-02

2011204209

陈秀(1971-),女,重庆秀山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① 本文属浙江农林大学省社科规划课题预研项目(2009FK60)产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