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琼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王仁杰的现代性追求①

黄淑琼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王仁杰的剧作《节妇吟》和《董生与李氏》借鉴欧洲传统戏剧原则,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诗情画意与西方情节艺术的完美融合。

王仁杰;现代戏曲;情节整一性

王仁杰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那些囿于封建伦理的寡妇,体现出作者出对人性的关怀和同情。《节妇吟》和《董生与李氏》(以下简称《董》)表现了人性的自由抗争,体现了作家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热情和勇气。[1]。

一

在《节妇吟》中,王仁杰首次尝试利用现代戏曲文体进行创作。在文体形式上,它第一次接受了西方戏剧的情节整一性;在思想上,则体现了以个体、人性、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启蒙精神。

在《节妇吟》中,情节的发展主要遵循主人公的意志和行动逻辑。寡妇颜氏暗自倾慕塾师沈蓉,却碍于礼教不敢表白心迹。春闱迫近,沈蓉辞馆赴考。这一转折激发了颜氏内心的情感,让她放下矜持,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临行前夕,颜氏欲诉衷肠,又恐“流水无意”,便邀沈蓉来试探一番。二人会面,颜氏一反惯例,不放珠帘,直面沈蓉。沈蓉为颜氏美色所动,心生惜别之情。颜氏再三挽留,却遭婉拒,又恳请沈蓉中与不中都再回陆宅。半夜,颜氏辗转反侧,犹豫再三,终于鼓起勇气,假借送盘缠,夜扣沈蓉房门。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颜氏从暗生情愫到自荐枕席的心理过程,将颜氏在伦理与情欲之间的痛苦徘徊刻画得淋漓尽致,极富戏剧性张力。

被拒之后,颜氏内心力量瞬间崩塌,巨大的羞辱令她痛不欲生。在梦中,她向亡夫倾诉内心满腔的苦闷和委屈:“若无许勒令守寡卓王孙,怎有那当垆卖酒卓文君?”[2](P24)为了断绝情思,颜氏自断两指,从此诚心自诫,做个良家节妇,抚孤成才。“断指”之举是屈服现实,顺从封建礼教、男权社会的无奈之举。这样的意志是消极的意志,不足以成为情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作者安排了陆郊为母请旌和沈妻捉刀代笔《阖扉颂》上奏皇帝的情节。颜氏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被迫当殿验指,自揭伤疤。皇帝下旨赐颜氏“断指自诫,晚节可风”一匾,并“诏告天下周知”[2](P47～48)。颜氏不愿因耻辱往事招来天下人耻笑,苦苦哀求皇上恩免旌表,却遭严拒。面对皇威,她没有再次妥协,而是以“自缢”这一惨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反抗意志和捍卫人格尊严的勇气。

《节妇吟》采用了现代戏曲文体形式,遵循情节整一性原则,集中笔墨描写一个中心事件,产生了集中浓烈的效果,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和心灵冲击。不少学者指出,该剧后半部情节过于拖沓,显得节外生枝,超出主人公的意志所能控制的范围。但瑕不掩瑜,“《节妇吟》是新时期第一个真正从情爱性爱心理上描写女性悲剧的戏曲作品,它接续了中断几十年的《西厢记》之类描写男女情事的古典戏曲传统,同时接续的还有古典文人戏曲的诗学传统”[3]。不仅如此,王仁杰还将对女性命运的思索深入到对整个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批判。在这个方面,《节妇吟》既继承了古典戏曲质疑主流伦理道德的艺术精神,也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

二

《节妇吟》显示了作者情节意识的觉醒,《董生与李氏》则体现了作者对情节艺术的自觉追求。作者不仅选取了一个具有较强戏剧性的故事,而且采用了戏剧性的方式展开情节。自二出《每日功课》起,人物始终在行动着。主人公走向命运结局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内心意志的推动。李氏叹道:“巫山云散,霜雪折雁行。角枕泪痕湿,五更钟鼓独自伤。虽每坟前细细诉,又一语何曾到冥乡。又满目芳草凄,越割吊愁肠。”[2](P62)此时她的哀伤和幽怨只不过是路途中的触景生情,内心的欲望还没有强烈到激情的程度,没有转化为行动的自觉意志,但这种情感随即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对象。李氏觉察到董生的监视,故意步行而不是坐轿去上墓,就是为了吸引董生前来跟踪。隔墙董生和学童们的琅琅书声,已在李氏心中荡起丝丝涟漪。而董生受托于彭员外,暗中监守节妇,却为李氏才色所动,每日监守成了偷窥。二出“每日功课”将“郎有情妾有意”描绘得摇曳生姿。此时董李二人的心情成为一种能够推动情节发展的自觉意志。

在《登墙夜窥》和《监守自盗》中,这种欲语还休的暧昧、欲露还遮的情怀进一步被强化为不可遏制的激情和欲望,促使主人公一步步采取行动,突破道德的藩篱。李氏感叹“被一堵无端粉墙,将人隔断,抵多少水远山长”[2](P69)。此时的她不仅在感叹道德礼教对节妇的束缚,也在暗自策划着如何冲破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李氏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能否获得爱情全在于董生是否能鼓起勇气,逾越那道象征伦理道德的墙。当她察觉隔墙董生失足跌倒,便心生一计,故意吟诗传情激起董生的嫉妒,顺势利导他翻墙过来,又移灯西厢一步步将他引入西厢。李氏的反复挑逗激活了迂腐憨厚的儒生沉睡几十年的欲望。但相比李氏的热情奔放,大胆风流,董生则显得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为了一睹佳人风姿,他不顾“四体不勤”,效仿张生逾墙。不料他无意间听到李氏“确有私情”,心中顿升起无名妒火;可一想到奸情一露,李氏“玉殒香消,红颜泣血”[2](P71),内心爱、恨、妒、怜、怒交织在一起,令他“欲进无胆,欲退却不能”。最终,无法遏制的妒火和欲火促使他推门而入。当他发现自己捉奸落空时,自惊唐突,便要仓皇而逃。而李氏咄咄逼人的诱惑却让他顷刻间放下一切道德包袱,投入李氏的怀抱。这一刻,似乎戏已做足,情已蓄满。然而情节发展到巅峰时,却陡然滑落。李氏夸董生“你行他不行”,董生问谁,李氏一句“彭员外”让董生“脸色骤变,汗如雨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2](P77)。这一神来之笔,道德与情欲的冲突恰如其分地呈现于舞台上,使人再次体会到内化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监守自盗后,董生深受道德的谴责而恐慌不安,翌日又到彭员外坟前述职。彭魂对李氏的冷酷无情,却激起董生“冲冠一怒为红颜”。他反过来痛斥彭魂不仁不智,致人不信不义,甚至决意舍身求仁,与彭魂拼命。作者创造了彭员外威逼董生代行家法这样一个尖锐的情境,促使董生的情感爆发成反抗的意志,推动情节奔赴结局。

相比《节妇吟》,《董》在情节艺术上更加成熟:简约凝练、行云流水的情节取代了生硬牵强的情节编排,主人公的意志取代了作者的意志成为情节发展的动力。《董》还体现了更鲜明的现代意识。《节妇吟》中,颜氏的内心还未完全摆脱精神专制的束缚,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自觉的权利”[4],因此她的反抗也是有限的;而在《董》中,主人公自始至终都在为实现爱情理想而行动着,整个故事都围绕主人公的意志展开。《节妇吟》批判了封建道德对人性的戕害,《董》剧则蕴含了人性战胜礼教的主题。

当下戏曲艺术正从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探索转变,王仁杰站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积极探索戏曲新的可能性。《节妇吟》和《董》都体现了作者在立足戏曲本体上的现代性追求。这两部剧作都有着中西合璧的表现形式和借古寓今的思想内容:二者都接受了欧洲传统文体原则,借古代题材表现人性的觉醒这一现代主题,寄托了作者对个性解放特别是女性解放的期盼。《节妇吟》预示了作者趋于现代的又一个创作走向;《董》剧则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诗情画意与西方情节艺术的完美融合,标志着王仁杰戏剧创作的艺术巅峰。

[1]吕效平.论“现代戏曲”[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4(1).

[2]王仁杰.三畏斋剧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3]王评章.传统女性的情爱悲剧——梨园戏《节妇吟》观感[J].中国戏剧,2007(7).

[4]吕效平.再论“现代戏曲”[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5(1).

I207.309

A

1673-1395(2011)06-0015-02

2011-04-10

黄淑琼(1981—),女,福建漳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① 泉州市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规划课题(2010C—ZC08);华侨大学2008年实验教学改革与建设课题(资产〔2008〕8号)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