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 梅

孙犁先生的爱女晓玲同志，近十年来，写了二十来篇回忆她父亲的文章。我因有严重眼疾，只读了最初的几篇，从中，却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对她父亲无比的挚爱和绵长的思念，以及由她的挚爱和思念中映衬出来的，孙犁先生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淳厚的心地。文章中写到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孙犁先生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创作某些作品时的细节，还有文艺界一些著名人士前来探视，与其谈文论艺等情景，为孙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作者的笔带感情，行文的流畅自然，词语的丰富多变，则有其父之风。现在，晓玲的回忆文章，即将结集出版，她嘱我写序。由于我没有更多更新的话，只能将过去阅读孙犁的点滴体会，加以归纳成文，权作代序。

初识孙犁先生和初读其书，还是在1961年初，至今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了。那时，我刚从北京调到天津，在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河北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不久，由主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犁老战友远千里同志亲自出题点将，把评论家冯健男从张家口调来省文联，撰写一组评论孙犁创作的文章。冯在半年多时间中，写了三篇评论《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和《风云初记》的长篇文章，先后在《河北文学》刊出。作为责编，当时需要我去做和我所能做的，只是当冯每写出一篇，由我送给孙犁和远千里审阅一过，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被评论者的孙犁，还是把关领导的远千里，除了对冯文的个别用词提出商榷，在总体上，都较为满意。冯的这组文章，是文学理论批评界首次对孙犁创作的系统性评价。文章发表后，在文学界反应甚好。可以说，冯健男的这组文章是孙犁研究的奠基之作，冯也由此在评论界声名鹊起。虽然说，在这中间，我所做的，只是一些事务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但为了从中学习文学评论和编发、校对好冯的文章，我也在这时第一次认真地通读了孙犁的作品。

此后的五十年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参与编辑《孙犁文集》正续编和自己也经常写些阅读孙犁的体会文章，又多次通读过孙的作品。虽说读了几十年，我该承认，至今依然没能完全读懂和读透孙的作品，所以下面要说的，也还是一些重复的和老套的话。

对于喜欢奇特内容的读者来说，在他们的感受上，孙犁的作品，或许显得平淡一些。确实，孙的作品（这里指的是他的创作），大多是他在日常生活（包括战争时期和特殊岁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身经历和其所见所闻所感的表现。他只是把别人久焉不察的人和事，别有所思地转化成了文学味十足的文字。其间，既没有新奇的情节和热闹的场面，更无“得风气之先”的时髦。但就是孙犁的这类文字，却能给人以常读常新，久读不厌之感。

孙犁说过，他的作品的寿命是五十年，不算短寿，是中寿。这是孙犁的自谦之词。他早、中期的作品，如《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等，早已过了五十年，也还在、今后仍然会被善于欣赏文学的读者所看重。至其晚年之作，也会在长时间中，葆有着思想和艺术的生命力。

与同时期不少作家的创作相比，究竟是什么原因，孙犁的作品能够在长时间中，葆有思想与艺术的生命力呢？依照个人阅读的粗浅体会，这与孙犁对文学品质的理解、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遇的激发、明确坚定的创作诉求、个人生命内涵的驱动，等等诸多因素有关。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最早的“文学的觉醒”者之一。所谓“文学的觉醒”，是指对文学描写对象及其职责的觉醒。长时期中，人们常将文学笼统地看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按此理解与实践，文学被当成了社会史、风俗史或思想史的史料。殊不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字，不独有文学。孙犁经历了时代风云的动荡，社会生活的变迁，他的作品确也真切地描绘了这些动荡和变迁；但这类描写，在他的作品中，仅仅具有背景性的意义，其真正用心，是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写出人性与人情的或美或丑、或善或恶的各种形态。也正是在这里，孙犁与那些将写出时代风云和生活历程作为最高创作目标的同时代作家相比，表现出了他对文学描写对象及其职责的真正领悟。作为背景描写的时代已逐渐远去，孙犁作品中所揭示的人性和人情的内涵（包括对民族对国家的道义、对个人及他人人格和生命价值以及情感需求的认知等等），依然没有失却现实的意义；作为其载体的人物形象，也仍在激发着读者或仰慕或贬斥的情绪。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又是一个具有独立创作品格的作家。文学，从来都是现实的文学，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状况，尤其要求它具备现实的社会效应。以此，文学与现实生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成了时常困扰作家创作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数作家，因以急功近利的一时效应替代了文学特有的使命，其结果是作品生命力的短暂。孙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一“近”一“远”的辩证的创作路子。“近”者，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作家的生活实践是不能远离而要贴近现实的 （包括对国家大法和政令即政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效应的关注）；“远”者，当作家依据现实生活的体验，进行构思并形诸笔墨时，要离现实生活（包括其内含的政治性因素）远一点，或者说，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和超越性。正是这种“远近观”，使孙犁保持了独立的创作品格，其作品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孙犁的这一创作观念和创作品格，既是对数十年来中国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最好解答，于未来文学的发展，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与“远近观”相关，孙犁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等关系问题上所践行的，是以“入世”的态度，写“出世”的文章。这里所说的“入世”与“出世”，并非真正佛学上的理念，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借用。所谓入世的态度，是指作家孙犁，在选取创作题材之前，主动地投身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孙的文学之路和生活之路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以积极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深入工厂农村，深切地感受了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气象和新问题。便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例如“文革”），虽然被迫地经受着炼狱般的苦难，他也能主动地对何以会遭受这种苦难进行追问，并寻求着答案。年老而不能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之后，他于自己日常视野和闻听所及的那些细微的人和事，也无不予以玩味与思索，并形诸笔墨，转化成为文学。所谓写作出世的文章，是指作家孙犁，当其选定了创作题材形诸笔墨的时候，他则从不胶滞于自己切身感受的那部分具体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而能作流动超逸之想，以使其最后形成的文学形态中，包含着超出于题材本身所能容纳的更广更深更远的意蕴。从几乎所有的孙犁叙事性作品中，都能看到作者自身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影子，这是他作品具备丰富充沛的真情实感的基础；但他的创作，又从不停留于一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也不以逼真地再现某一特定的现实生活为最高的职责，而是从富于普遍性和恒久性的哲学（包括艺术哲学）的、伦理学的高度，提炼和升华其作品的主题。孙犁的文章（这里主要是指其文学作品），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也就是说，孙犁不像某些作家，其作品的生命力，仅能维系于一时一地的短暂的时间和狭隘的空间，还以为那才算是写了入世的文章。殊不知，“世”之概念，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时间性的。惟有那些写作于此世，又能出乎此世，并不断地绵延至彼世的文章，才能真正具备长久的入世的品格与价值。孙犁作品之能够传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创作上，透彻地理解与实践了入世的生活态度与写作出世文章的辩证关系。

前面提到过的文学之路与生活之路的无间融合，乃是孙犁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孙犁自己说过，他的作品“自传的成分多”。孙所说的“自传成分”，不只是指他个人的经历，也包括他亲自接触过的人和事。孙的散文创作不必说了，几乎都是他自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描述与生发。如果将他的小说与其散文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不少散文中写到的人和事，就是他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原型。正是这种带有自传性的成分和基于人物模特儿与生活原型的创作，为孙犁的文学作品，从根基上奠定了个性色彩浓厚的、独特的视角与人生感悟和思想情绪。而文学与其生命源的无间融合，则是孙犁文学写作的又一突出征候。在孙犁，文学是其生命活力之所系，是其生命活力的来源与主要内涵；文学写作，是孙犁生命的力原。可以说，很少有作家能像孙犁那样，将文学如此深刻无间地融入于自身的生命途程之中；或者说，能将自身的生命途程，如此深刻无间地融入于文学写作之中。是文学写作，激活了孙犁的生命之流；而其生命之流的融入写作，成就了孙犁独有的文学色彩。孙犁这样说过：“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候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孙又说，动乱的十年，“由于彻底失去了”创作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这段自述，可以说是道尽了我们以上所说，孙犁的文学创作与其生命之流，二者双向互动互助的关系。

孙犁对文学“艺术性”的深刻理解及其在实践中的自觉与成就，在现当代作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他曾感慨地说，过去若干年，当文学上强调政治标准时，他的作品“就不行了”，有时强调艺术，“情况就好一点”。这些话，既是对以往数十年文学运动的总结，也道出了人们公认他最为看重文学的“艺术性”，并取得非凡成就的实情。已故作家汪曾祺就说，孙犁是少数几个懂得文学“艺术性”的作家中的一个。孙犁对文学“艺术性”的独特见解及其孜孜以求的实践，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其能将文学作为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文学，且成为风格作家之关键所在。这里只说一点。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作品品位的高低。孙犁的语言，简洁而漂亮，纯净而丰赡，优雅而清新，整饬而飞动，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他的文字，确是一种美的享受，它可以净化你的心境，启动你的性灵，提升你的智慧。这在当今作家中，无人可及。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孙犁已步入晚年，但他所爆发的创造力及其达到的高度，在历代作家的晚年创作生涯中，是极为罕见的景观。这固是创作环境使然，更与他长期修积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对社会人生的透彻体悟有关。孙犁的文史功力，不只当今中青年作家还难能与之比肩，即在同辈作家中，亦堪称佼佼。他将历史与现实融会一体，互渗互透，既以历史的经验开启和生发了对现实人生的体悟，又以现实人生的教训丰富和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他晚年散文和杂文中表现出来的体悟与识见（如从人性恶之一面对“文革”所作的描写、对历代文人命运的剖析等），在深度与力度上，要比同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胜出多多。孙犁晚年，有众多文学青年来信，向他请教创作经验。孙在回信中，除了经常提醒他们要不断充实生活积累，再就是依据古今中外文学家的经验和自己的体会，反复告诫他们，要多读书、读经典，要自觉地去形成符合自身创作个性的艺术师承系统；否则，在创作上是不可能有大的成就的。

阅读作品，还需要与阅读（了解）作者本人的状况，尤其是他的人格状况相结合，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作品。过去，文学界有“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中国传统文论中，则不但把“道德”与“文章”并提，还把“道德”置于“文章”之前，故有“道德文章”这一词语。这都是在强调写文章的人，其自身的灵魂与人格首先要尽量完美。但这些名言谠论现在却很少被提及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孙犁有感于文学界忽视作家心灵的涵育与人格修养，及其随之而来的作品品位的下滑，写了大量相关的文章。孙犁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文学人格学”的理念，而将他的诸多论述加以梳理、概括、提炼、升华，可以说，他已经为我们给出了一个“文学人格学”的雏形。其要点是：一，作家的人格状况，影响其对描写对象的选择与表现；二，作家的人格状况，对其作品文格之高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三，作家人格与作品文格是否统一，影响到作品的社会效果；四，作家的道德品质，决定作品的艺术风格；五，语言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和品质最敏感的部位；六，如何提高作家的人格修养。这些方面，孙犁都有具体深刻的论述。

按照孙犁的说法，提高人格修养，就是要提高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修养。这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反复向中青年作家们所作的提醒。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家要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自尊心、尊严感；要关心民瘼，特别要关注弱小者的遭际；立身要谨慎端正，言行一致，人格与文格相统一，正义、正直、良善厚道、赤子之心、若谷之怀，以及坚定的、轻易不受外界影响的主见和主张，更是作家不可缺失的思想情操；要有宏大的社会理想和为人生进步幸福、净化人类心灵而执笔的美学理念，等等。在孙犁看来，作家如何处身文坛、看待富贵，以及能否甘于寂寞，也是其人格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对中青年作家们说，“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耐得住“文艺橱窗里一时的冷暖显晦”。面对文坛这一“名利之场”不断出现的“权势”、“地位”的争斗和“排挤”、“倾轧”，“应该冷静清醒”，这样才能继续有效地工作。孙犁在《作家与道德》一节中，一开头就说：“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还说：“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孙犁认为，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家要有不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的免疫力。他在《谈作家素质》一文中说：“社会风气不会不影响到作家。我们的作家，也不都是洁身自好，或坐怀不乱的人。金钱、美女、地位、名声，既然在历史上打动了那么多英雄豪杰，能倾国倾城，到了80年代，不会突然失去本身的效用，何况有些人，用本身的行为证明，也并不是用特殊材料铸造而成。……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孙犁这些话，既是对中青年作家们的提醒与希望，也是他数十年文学生涯的经验总结。作为作家，孙犁在甘于寂寞方面，堪称楷模。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一位少有的真正纯正与纯粹的文学家。他从不凭借与谋求文学以外的任何东西，他也从不在文外用功和依靠文外功夫，试图依凭与文学无关的某些外力，去增加其作品的份量。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依靠的只是其自身深厚而独到的创作功力。孙犁一生，不喜仕途，远离官场；不计一时得失，只管勤谨用力；不贪安逸，不图富贵。他之成功和赢得人们的尊敬，不只是由于其作品文格的纯净与高洁，也是由于其人格之纯正与纯粹，由于其人格与文格之完美统一。青年文学工作者，如能将孙犁指出的“文学人格学”的内涵，仔细认真地加以领会，并能学习孙犁的践行，这对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进而提高创作质量与品位，是会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