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 琳

时隔七年，犹记得2004年刚跨入电视台新栏目《中国人》编导行列时的兴奋和不安。兴奋在于，自己已进入中国电视行业最热门、最富挑战性的人物专题片制作队伍；不安则因为，随着电视作为最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最经济实用的教育传播手段，名人访谈节目在大小电视台遍地开花，怎样做出有深度、有新意、有个性，在同类节目中更具吸引力的节目？这摆在眼前需时时面对的考题，使我感到无形的压力。感谢一位文学编辑前辈的及时指点，他说：文学是人学，也是包括影视在内的许多艺术的基础。很多时候，文学思维就像一双助力的翅膀，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关键看你会不会运用它。之后我尝试着用这一思路去思考、研究节目制作，感到确实大有裨益，并常有事倍功半之惊喜。

名人访谈节目，顾名思义，是以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人士为对象的栏目，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名人们是节目的当然主角。如中央台的《大家》、《人物》、《艺术人生》、《对话》，山东电视台的《数风流人物》，天津电视台的《中国人》，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名人为对象的节目，具有明显的优势，又带有一定局限。优势在于，名人们大都有不凡的事迹和特别的荣誉，多历经坎坷甚至磨难，人生经历较常人更加丰富多彩，人生积淀更为丰厚，在拍摄内容的取材上具有广泛优势。另一方面，因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广受关注，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收视效果、教育意义非常人可比。而局限也往往相伴而生：其一，采访名人比采访普通人获访几率小，能采访到名人不容易；其二，名人的被访机会多，事迹广为人知，人物形象基本定型；其三，多次被采访拍摄的经历，使有些名人接受采访已形成自己的固定模式。可见要做出成功的名人访谈节目殊为不易。而栏目本身提供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陶冶净化人们的灵魂、传播颂扬民族优秀人文精神的初衷，决定了不能为求新奇而猎奇，而是要透过人物的一段段人生经历、他们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感悟，达到一种人格净化、品格提升的境界，从而对观众、对社会产生有益影响。即追求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如何把握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拿出为观众、为业界、为社会认可的成功之作，就成为编导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根据几年来的编导实践，笔者认为：要做好人物专题片，使所制作节目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几个关键环节的把握至关重要。如典型人物的选取，主题的框定，结构的设计，切入视角的选取，情节的设置与取舍，细节的把握，叙事策略、视角和语言，等等。显然，这些关键环节正是文学长袖善舞之处。而文学的强大与深厚、从某种角度对影视作品的决定性意义早为方家共识。在人物专题片中，文学因素的运用虽潜于无形，却无处不在。笔者结合《中国人》栏目节目制作，对文学在人物专题片中的运用及其作用，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人物的选取与主题的框定

《中国人》栏目，显而易见，主题是人。具体定位，是拍摄“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曾活跃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并有着往事积淀的名人们”，其拍摄对象直指时代英雄、社会名流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经历的曲折跌宕的真实往事”。建国60余年，改革开放30余年，各条战线、各领域杰出人物数不胜数，很多人已被类似名人访谈栏目捷足先登。人物的选取是节目的开始，也是成功与否的第一步关键所在。

显然，叙事类文学中的报告文学、人物速写与人物专题片有着主旨与内容上的接近甚至契合，前者选取典型人物的经验可供借鉴。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指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某些规律和本质的人物形象。把握这一点，就能沉下心来，梳理、寻找值得关注的目标，而非盲目追寻热点人物。作家梁晓声、红旗渠建设的领导者杨贵、江南猴王世家代表人物章宗义、“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妇产科专家张丽珠、“中国藏獒之父”河南农民王占奎等的选取与节目制作成功可为例证。

梁晓声，伴随着共和国诞生、成长的见证者，始终关注底层生活的平民作家。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尖锐的批判主义激情，使其作品独特而有着广泛的影响，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中国的巴尔扎克”。作为民族中的思考者，作家本身以文学角度去观察、认识生活原就比普通人更准确、深刻得多。采访中，我们借助作家的文学发现之眼、文学表达能力，去深度认识、发掘、呈现人性，反映社会，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节目播出后，受到一致好评。对蒋子龙、叶永烈等作家的访谈亦是如此。

杨贵，他的名字或许鲜为人知，他的业绩却几乎无人不晓。从1957年26岁担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他为解决林县人民极度缺水问题殚精竭虑，从三年自然灾害的上世纪60年代初至60年代末，他率领全县人民凭借原始的生产力凿山开渠，在太行山区建成了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几十年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宝贵财富。无私忘我、一心为民，因而深受人民爱戴的杨贵，也通过节目，成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最好阐释。

章宗义，乍听这名字或许陌生，若说起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章金莱的父亲，很多人会恍然大悟。作为江南猴王世家的第三代传人，六岁登台、十二岁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章宗义，是猴王世家承上启下的人物。红遍江南，演出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获成功，被誉为“江南美猴王”。他将家传的绍剧猴戏发扬光大，在两个儿子学猴戏早亡的痛苦纠结后，仍让小儿子走上这条艰难的艺术之路，培养出了新一代“猴王”，对艺术的痴迷成就了猴戏事业的辉煌，耄耋之年仍致力于绍剧猴戏的传承。他不仅是“猴王世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戏曲界发展、变革的一个缩影。

张丽珠，优秀的妇产科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她以功成名就之身，在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的上世纪80年代，提出在有些人看来不大合时宜的“试管婴儿”试验课题，并身体力行，历尽艰难，终获成功。观众通过节目看到的，是被鲁迅称为“民族脊梁”的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是妇科医生为不孕不育患者解除痛苦的良知。她所秉持的，乃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道信念。

王占奎，中原河南一名普通又不普通的农民。从最初为了利益买藏獒的养狗专业户，到爱上藏獒，以保护、优化、繁育为己任的藏獒专家、“中原藏獒研究中心主任”，王占奎在藏獒的优化繁育、代代提纯、扩大种群三方面做出了惊人成绩，把藏獒做成了令人瞩目的事业。成就事业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身精神与人格的升华。

人物确定了，事业与成就主线清晰了，再围绕事业去框定主题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事实证明，栏目人物的选取和主题确定对节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二、叙事的策略、视角和语言

叙事与抒情，是文学的两大手段，也是影视作品常常借鉴的手段。文学的叙事通过语言展开，人物专题片则是通过语言加镜头共同进行。对妇产科专家张丽珠、导盲犬培育者等科学工作者，以时间顺序叙事为主，更多地体现理性；对作家梁晓声、表演艺术家章宗义等，则以空间变化叙事为主，偏重感性；对红旗渠建设者杨贵，则兼而有之。叙事重点放在主人公的主要事业和成就上，由主人公在相应环境下的自叙完成，如杨贵在红旗渠现场对当时开凿建设的叙述，使人对这一工程的前因后果、艰难过程有了最直接的了解。张丽珠试管婴儿试验的主要过程，王占奎从购买到驯养藏獒的经历，无不是由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述，带给观众的是生动的真切感；而其他相关人员以多侧面的不同视角叙述作为补充，使整体叙事更加客观、立体，进一步增强感染力。

《中国人》栏目采取隐去采访者、由主人公自叙、身边人插叙、画外解说音补充说明间或抒情的方式完成整个叙事过程。有点类似于文学中的白描手法。由于隐去了采访者，叙述者的语言更接近原生态，多视角呈现的人物更客观展示，加上场景环境摇移中的镜头语言，真实而自然。根据主人公和题材不同，画外音的补充叙述适度增减。如培育导盲犬的《光明使者》因为培育者和盲人使用者与导盲犬动作交流多而话语少，编导便加大画外音解说的分量；古琴大师李祥霆的专题片，则基本取消画外音，必要的叙述文字以字幕形式在荧屏滑过，使观众能更好地聆听片中随处流淌的优美的古琴乐声。

三、细节，还是细节

文学是人学。叙事类文学作品强调要生动地刻画人物，再现故事，离不开扎实的细节。以人为拍摄对象的人物专题片同样需要真实、具体、生动的细节。在《中国人》节目制作中，我们充分注意了细节的运用。

细节一：央视原著名主持人沈力的专题片。一次编导给主持人沈力做的主持词有“一位观众认出了我”的句子，沈力改为“我遇到了一位观众”，这一细节的采撷，使沈力平和诚挚、以观众为朋友的谦逊品质跃然而出；她保存多年的观众寄来的精工细作的马甲，使一位深受观众爱戴的著名主持人与观众结下的珍贵情谊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细节二：《杨贵与红旗渠》。红旗渠建设中，因为爆破后的山体可能掉下石块伤人，成立了以任羊成为队长的除险队，每天吊在山崖上清除活动石块，在鹦鹉崖，下落的石块打掉了任羊成的门牙。被采访者、当年林县的中学生说，红旗渠通水时，他们一直追着水往前跑。两个细节，道出了开凿红旗渠的艰难和百姓终于盼来救命水的欢欣，揭示了红旗渠建设的巨大意义。

细节三：由购藏獒获利到为保护、优化、繁育藏獒而不惜付出一切的王占奎，初到西藏寻购藏獒时，见到边防站被铁链子拴着看守弹药库的藏獒，因为见有生人就向前扑，脖子被铁链磨得皮开肉绽，却仍忠于职守，不顾疼痛向前扑。这个细节，很好地说明了王占奎何以从购藏獒获利到爱上藏獒，并不顾一切把保护、优化、繁育藏獒当成了后半生的事业。这个不被家人理解的人，通过节目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理解。

几年来的拍摄实践使我感到：文学，确实像一双隐形的翅膀，对提升人物专题片的制作水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物专题片领域的不断拓展，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对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一名编导，更多地从多种艺术、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汲取养分，将大大有助于节目制作水准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