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顾 农

一

小说《西游记》里有着大量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林庚先生认为乃是一部童话。孙悟空固然大有顽童气，书中的那些小妖，并不可怕，几乎都是些很好玩的小朋友。此书老幼咸宜，深得人心，所以“里巷细人乐道之”。（阮葵生《茶余客话》）

由于此书的现存明刻本均不署作者姓名，而到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出来以后，作者开始被署为长春真人邱处机（1148～1235），其人乃是元朝初年道教全真派的领袖，《元史》有传，李志常记载乃师邱处机西行经历的那部两卷本的书名曰《西游记》，小说恰与之同名，于是就很容易混为一谈了。

既然小说被看成是邱处机的著作，那么其中必有道教的内容，于是《西游记》也就被看成是论道之书，其中又可分为两说：一说此书“推衍五行之旨”（陆以恬《冷庐杂识》），一说此书“演金丹奥旨”（纪昀《如是我闻》）。清朝出现的几部解释《西游记》的书，如汪象旭《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记正旨》等等，都采取这种追寻原书微言大义的路数，满纸捕风捉影之谈；或用儒家哲学、佛教教义来套释这部小说的，同样牵强附会，令读者坠入五里雾中。

到“五四”时代，胡适研究古代章回小说，将种种旧说一举推倒，他在著名的《〈西游记〉考证》一文中写道：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 《西游记》的大仇敌……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们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

胡适痛快淋漓地把强加给小说的这三件袍子统统扒下来，单从小说的文本出发指出其中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自然大有道理；不过此书的主题何在，他却未作明白的说明。

追寻古代小说的微言大义具有深厚的传统，于是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在1949年以后又出现了两种新的结论。

先行出现的一种，是张天翼先生的阶级斗争说。他指出，小说中写的虽然是神和魔的故事，“但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浅或深，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具体地说，《西游记》中的神魔之争乃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神是统治阶级，是地主，魔是被统治阶级，是农民；孙悟空大闹天宫乃是农民起义，起义失败被压在五行山下；后来孙悟空皈依佛教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则是受了招安，向统治阶级投降。“胜利总是在统治阶级的神那一方面，连孙悟空那样一个有本领的魔头，终于也投降了神——叫着‘皈依正道’；他保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同他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恶斗，立了功，结果连自己也成了神——叫着‘成了正果’。”（《〈西游记〉札记》，《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

《西游记》里有大量的妖魔，他们阻挠唐僧一行去取经，要吃唐僧的肉让自己长生不老，这同农民有什么关系呢？各路魔头明明是坏家伙，白骨精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先前孙悟空大闹天宫原是嫌“弼马温”这官太小而且称呼很不好听，后来虽升格为“齐天大圣”，却有官无禄，没有资格参加蟠桃会，只不过得了一个好听的空名；于是他就闹腾起来。这与农民起义毫无共同之处。去西天路上的孙悟空同各路妖魔斗争，智勇双全，大家都很喜欢他，又怎么会是农民阶级的叛徒呢？孙悟空始终乐观进取、活泼好动，顽皮性急、神通广大、所向无敌，小朋友最喜欢他了。

《水浒传》里写到宋江等人被招安以后，故事毫不精彩，生气勃勃的情节全在前面，所以七十回的本子看的人最多；而《西游记》里的大闹天宫只不过是一个序幕，大批好玩的故事还在后面，大家要看的。张天翼先生的分析同普通读者的意见出入太大了，同儿童的想法相去太远了，尽管他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说愿意接受的人很少，学术界也是如此。

给神和魔划阶级成分，在当时就显得很勉强，现在看去更近于一大笑话。太简单化地往阶级斗争上靠显然行不通，于是两个主题或主题转化说代之而起。李希凡先生在《〈西游记〉的主题与孙悟空的形象》（《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一文中提出，前七回中的孙悟空是一个战斗的叛逆的英雄，“孙悟空和天上世界的所谓神仙的斗争，分明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升华。神的统治者，神的统治机构，不过是中国的富有特色的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机构的幻化，而孙悟空也恰恰是人的叛逆的英雄和理想化”。这里仍然强调大闹天宫是阶级斗争，看法略近于张天翼，但他的重点不在这里；接下来他对书中主体部分作出了全新的诠释，指出到这时候，“不仅是孙悟空的形象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就是《西游记》的神魔斗争的主题，也不能再从表面上来理解。这里的魔是真正意义上的魔，它们分明是象征着西行路上的自然险阻和重重困难。小说通过唐僧四众九九八十一难的艰苦奋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征服自然、征服困难的伟大理想，表现了中国许多历史人物献身于理想和事业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信心，而这种精神突出地渗透在孙悟空的形象和性格里”。作品这时已经由“反抗的主题”转化为“歌颂人的征服困难的主题”了。按照这样的分析，后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不再是一个业已向统治阶级投降、专门与本阶级同伴恶斗的异己分子，而是一位献身于理想和事业，勇于克服困难的英雄。这一看法较之张说显然要合理得多了，曾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李希凡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重申其两个主题说，略云“在这种主题转化的情况下，神魔斗争的现实性内容，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反映封建社会关系的神魔对立、‘正统’与‘邪统’的矛盾，而是神魔英雄孙悟空和阻碍他完成取经伟业的一切恶势力的矛盾”。（《〈西游记〉的演化及其神话浪漫精神的特色》，《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45期）

这样的分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曾得到局部的修正。王俊年先生在一本专著中写道：“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总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某些本质的东西……《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则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和歌颂了劳动人民藐视神权、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揭露和抨击了作者所处的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同时也表达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征服自然和战胜困难的伟大理想和信心。”（《吴承恩与〈西游记〉》，北京出版社1973年版）所谓“同时”云云，就是指《西游记》有两个主题，与李说所见略同。但这里也有新的意见，在李先生那里，孙悟空先反抗统治阶级，后征服自然，前后形象似乎断为两截；而王俊年先生则指出，孙悟空前后是一致的，因为“小说中的神魔本是一体，因此孙悟空的抗魔斗争，可以说是大闹天宫的继续，不过一是直接反抗最高统治者，一是横扫他们的爪牙，清除他们的统治基础”。照这么说，去西天取经途中孙悟空的抗魔斗争乃是在基层清理阶级队伍，继续进行革命；可是这样一来，西行途中的斗争也就不再是什么征服自然、战胜困难了——这同作者先前所总结的《西游记》主题又不免互相龃龉。

张、李、王都是水平很高的学者，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要按主流意识形态来分析研究小说，特别是像《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费了很大力气，动足了或者说伤透了脑筋，而仍然难以自圆其说。追寻这一段学术史，不能不归咎于当时那条“纲”。

二

一般来说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只有一个主题，而不会同时有两个，或者其前后有绝大的转化。事实上《西游记》以取经故事为主要内容，前七回介绍孙悟空参与取经事业的前史，乃是小说的序幕之一，第八回至第十三回交代唐僧取经的前史则是其序幕之二，先把这两个主要人物准备好了，然后才可以上路，去战胜那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小说的主题其实很明显，这就是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取经自然是“正”，破坏取经则是“邪”；这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关系——吴承恩大约不懂阶级斗争，更不懂什么是高层统治者的阶级基础，他只是根据民间传说和先前业已存在之取经题材的小说、戏剧，进一步综合加工，推陈出新，创作一套好玩的故事，讲不管多么困难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孙悟空的主要战绩是在取经过程中建立的；能走到西天取到真经，主要靠他的神通广大、英勇善战，猪八戒、沙僧两位师弟也各有贡献；单靠慈悲为怀一片好心的唐三藏自己，是行不了路取不到经的。

至于先前的大闹天宫一事，不管研究者给予多高的政治评价，其实不过是孙猴子一时的闹腾，作者吴承恩是不赞成的，斥称之为“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乱大伦”（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并有诗云：

妖猴大胆反天宫，却被如来伏手降……

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

在吴承恩的心目中，孙悟空是一个犯有前科的英雄，尽管他自认为大闹天宫乃是自己的光荣历史，而作者认为这只是他早年的一段弯路；只有到他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才算走上正路，并得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作者的思路一贯到底，前后并无变化。中国的传统是英雄可以不问出身，也不计较历史旧账，只看当下的作为和业绩。孙悟空是一位有个性有能力的大英雄，先前犯过错误，改了就好。

当然，作者在展开丰富的想象细细描写虚幻世界的正邪之争时，并没有完全忘记现实生活，小说中多处涉及明代的时弊，主要采取随手点染的方式，而且颇有点玩世不恭的意思，但并不影响作品的主线和主题——这就是鲁迅总结过的“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涉笔成趣，足以让成人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例如猪八戒是贪食的，吃相难看，第九十三回《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里沙僧劝他放斯文些，不要这样满盘通吃，“馒头、素食、粉汤一搅直下”，八戒嚷道：“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沙僧笑道：“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呢。”忽然为穷书生吐一口恶气。穿插两句，故事仍按原先的路径继续写下去。后来鲁迅本人写《故事新编》诸作时，自称有若干“油滑之处”（《故事新编·序言》），其取法的榜样正是《西游记》。其中各篇除了《补天》之外，零星的穿插点染都不影响作品的主线和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孙悟空从“妖猴”进步到取经路上的英雄并且能坚持到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头上有一道约束他的“箍”，什么时候他妖性复发了，唐僧就念起“紧箍咒”来，叫他痛不欲生，马上变得老老实实，死心塌地地回到正轨上来。“紧箍咒”本名“定心真言”，意思是说，孙悟空本心是好的，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他迷失了本心，被压在五行山下以后，本心失而复得，为了防止他本心得而再失，如来佛通过观音菩萨交给唐僧一个“箍”，给套在孙悟空头上；一旦孙悟空有什么越轨之处就念起这一套“定心真言”来，让他复回正轨。正是这个戴着“箍”的孙悟空不断建功立业，终于成了“正果”。

在作者的思路中，序幕阶段的孙悟空处于某种异化状态，后来才本性复归，而能够长期制约他的法宝就是“紧箍咒”。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小读者也许不赞成这个“紧箍咒”，但我们在分析作品的时候却不得不充分尊重这个东西，不得不按照吴承恩的思路去理解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孙悟空，理解作品的主题。

明朝人谢肇淛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猪为意之弛，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五杂俎》卷十五）他到底是当时的高人，所以对吴承恩安排这紧箍一咒体会特深。鲁迅相当赞赏谢氏的这一观察，他在西安讲《西游记》时有云：

《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所说的……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阶级斗争一说，鲁迅未及看到，当亦可纳入“议论很纷纷”之列。鲁迅但觉此书好玩。

吴承恩当然是反对妖魔的，而又主张反妖魔的英雄自己也要有外力的约束。这样的意思，在作者当时固然非有不可，而就在今天看去，也并不错，还可以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来。这就是因为世界上真有唐僧那种内在定力的人大约相当少，完全靠自觉而不讲任何约束是行不通或不能持久的，大家头上都得有一副“箍”——只是念“紧箍咒”的最好不仅仅是师父或其他什么具体的人，而应当是纪律、法律、道义和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