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仵 埂

我想谈的是文学文本和文本作者之间的关联。当然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要说的问题还不在这儿，我想探讨的是作者本人的非文学行为对文学作品影响力扩展的问题。同时，我想将美术中的“行为艺术”这一概念借用过来，言说文学中的与之相关的现象。先从美术界曾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说起。

1989年2月5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发生了一个枪击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行为艺术”由此拉开了大幕。那一天，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肖鲁制作了一个名叫《对话》的装置作品，观众看到电话亭里两个人在打电话，作者意在表现男女情感的困惑。展出时，肖鲁用枪瞄向自己的作品，真枪实弹打了两枪。此一事件，顿时构成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使美术馆展出的所有其它现代作品，黯然失色。这一枪，也使肖鲁和策划人唐宋名满天下。这件装置作品，展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敏感时期，以“枪击”这种形式，做了出人意料的完成。这个事件的延伸故事还包括，策划人唐宋当场被便衣警察带走，肖鲁自首，他们被关了5天后被放了出来。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事件，从此成为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这是现代艺术在将静态作品与当下的动态行为相交相融的尝试，人的行为也参与到了作品中，构成作品一部分。现在我们看看文学作品，文本和文本的作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我所说的关联，是指文本的社会影响力和作者本人生活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引起我深思的是，特别是在当代——网络时代，一个作家，假若其生活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即使写出了一部优秀的上乘之作，这部作品能否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特别是读者能否腾出他的宝贵时间来阅读，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一个读者来说，现在要占用他业余时间的东西实在太多，有电视、广播、网络计算机；有歌厅舞会、酒吧茶社；有桑拿足浴、按摩推拿；有爬山旅行、打球游泳等等，要消磨时间的玩意儿实在太多，他选还选不过来呢，他实在须得为自己寻找到一个读这部作品的理由。他没有理由泡进一大堆书中，耗时费神挑选，吃了半筐子虫眼苹果，然后才吃出一个好苹果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他凭什么决定自己的阅读选择？回答是，媒体。媒体凭什么说这部作品好与不好？媒体在本质上具有取悦大众的冲动，具有强烈的媚俗性的一面。它喜欢离奇故事，喜欢作品中有吊人胃口的东西。更喜欢作家本人爆出什么引人入胜的秘闻，然后才有取悦大众的看点。作家仅仅凭一本书，很难在公众心目中留下鲜亮的印记。

仔细检讨起来，文学作品的流布传播，其实从古到今，一直有着作家本人的奇特遭际暗藏其中，作为推动力。作家倚仗奇特遭际而文名腾达之事，屡屡发生，只是在古代文人眼里，看到的只是妙文华章，忽略了作家本人的奇特际遇，以为美文使他流传千古。细细考究起来，在他的行为方式里，也同样传递着他的作品本身有时无法达到的力量和作用。我将一个人身体行为所带有的惊世呈现的方式，借用美术中的概念，指称为“行为艺术”。尽管这种文学中行为艺术的指称，可能存有异议。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屈原，本来是楚王近旁的重臣，却遭谗言构陷，几起几落，最后竟至于投江而死，殉了自己的理想。我想，他的遭际本身，已经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被刘小枫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位(因形而上)自杀的大诗人”。将屈原这种悲壮的殉国说成是“行为艺术”，似乎显得浮漂和不敬。在这儿，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的自杀行为和他的作品文本之间，特别是对于文本的传布，构成了一种内外关联。他的行为强化并有力地扩散传播了他的作品。当然，我们也无意说他的死亡方式就是为了他的作品之传布，实际上，屈原的诗作，在诗人心中的排序，是放在次一等的，是政治理想的副产品。但在客观上，他的死亡，他对楚国无保留的挚爱，他拥有高洁的人格却遭际到的诬陷，这些因素，对屈原的作品的传播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离骚》乃至他的一系列作品，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学遗产。

李白的诗歌，在中国的知名度和传播范围大概算是最大的了，几乎是无人不晓。李白诗歌的传播，也更多地掺杂着他的行为方式，他的行为里也更多地具有艺术化特征。我们说，当李白依持自己奔放洒脱的个性行事时，就构成了某种围观效应。他的好友魏颢说他：“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抚（舞）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自乐。”李白的行为方式，他的狂放和达观，形成了巨大的人格魅力。我们可以想象，李白在一个极为重视科举的时代，能够自己放弃科举考试而希图一朝被大用，这在唐代是第一人，而且最后果然待诏翰林。还有他一生漂泊，五岳寻仙不道远，又是炼丹又是寻仙。既才华横溢，又乐善好施，“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东游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周济落魄公子。游洞庭时，为客死途中的友人营穴迁葬”。据说他还让朝廷宠臣高力士为他脱靴，又写出“可怜飞燕依新装”暗喻杨玉环，真是才情和个性同时张扬，连杜甫也对他推崇有加，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多么自由洒脱的一幅图画。这些都构成了李白的诗歌传播效应。所以，我以为作者的行为里，已经很鲜明地包含某种艺术要素，我将这种个性作派称之为行为艺术。诗人个性做派已经有着表演的成分，艺术的成分。

唐代还有一例个性极为鲜亮的人物——陈子昂。陈子昂也和李白一样，怀揣远大理想，北漂到长安谋求人生的发展，尽管在家乡四川射洪时他已是个人物了，但是到了京城长安，却自然地被淹没了，“不为人知”，长安人才济济。陈子昂渴望出人头地，想得头疼，忽然有了妙思。他看到长安街市有人在卖胡琴，价高百万，豪贵之人传看，无人辨其真假。他不懂，却以高价买下。众人惊问其故，他说，我善拉此琴，大家请求他拉一曲。他说，大家明日可集合到宣扬里这地方，我拉给大家听听。第二天众人如期而来，陈子昂备酒肴款待众人，将胡琴置于案前。吃完饭后，他捧着胡琴给大家说：我陈子昂有诗文百篇，奔走京城，淹没浮尘之中，不为人知。此胡琴乃是贱工所操持的玩意儿，我岂肯花费心思？于是，举胡琴而摔之。然后将其诗文遍赠与会者。一时之内，陈子昂声誉大振。这一闹腾，长安城里没有人不知道陈子昂的。陈的此一行迹，记载在《唐诗纪事》卷八《独异记》中。陈子昂的行为，现在叫炒作，也可叫行为艺术。他的行为方式和他的诗文之间构成特定关联，而陈子昂此行为，目的恰恰就是要让公众知道他的诗文，而他的诗文也的确依仗着他的奇特行为，而走向大众走向高端接受者。

当代诗人海子，诗写得不错，但是，在海子成为海子之前，他的诗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已经写出了《面朝大海》等等作品，写出了他所有的诗歌。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海子，知道他的只是他身边圈子的朋友。海子的公众影响力，海子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海子，那是在那件终极事件发生之后。是的，海子卧轨自杀了，他以自己的奇特方式，将圈子化的海子，变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公众化的海子。在只有25岁的年龄，热血方刚的诗人，以自己的死亡，完成了自己。这是多么奇特的一次行旅。人们记住了海子，记住了他的诗作。我将行为艺术外延扩展，想尽力阐明的是诗人本身事件，也构成诗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诗人，他所创作的不仅仅是划在纸上的诗行，还包括他用身体语言所写成的诗句。并且，在扩展他用笔写成的诗行方面，身体语言、个人生命传达的信息更为有力。我们接受的规范化教育向来是，只要作品写得好，是真好，就自然而然会流芳百世。其实不然，在作品之外，还有一个和作品互动的人，他也在影响着那个静止的不动的纸质化的客观之物，他也可能使它落寞无闻，也可能使它炙手可热。

“陕军东征”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个极为偶然的事件。1993年5月，《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在参加完《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后，联想到会上评论家所提出的陕西作家近一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而写了《陕军东征，火爆京城》的报道。这篇报道后来被《陕西日报》等媒体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想说的是，这场在全国形成了较大动静的文学事件，所暗含的对文学影响力的扩散和推动。陕西五位作家在同一年出版了五部长篇。我说这是一个偶然性的文学事件，是因为“东征”的五位作家，并没有相约在1993年同时一起出版长篇，但却不约而同碰巧了。这样一个事件，加上作品出版后所产生的广泛的争议性，就更使作品具有了公众性影响。《白鹿原》在政治上的争议，《废都》在性描写上的争议，都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动静，这些要素加在一起，使作品的魅惑力迅速蹿升，并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事件。陈忠实贾平凹也成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作家。上面我是想借助于这样一个事件，来说明外在因素对作品本身的影响，事件所具有的一波三折的戏剧性要素，成为作品影响力不断递增的边缘效应，由此大大逸出作品的本原状态。

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一个具有普遍影响的作家，会发现作家自身做派同作品的走向紧密扭结在一起。不是说作家的性格气质和阅历影响了作品的内容（那是自然的），而是说作家本人在作品之外的行为方式，活动能力，也参与构成了作品生存传播的依据和条件。尽管我们总是坚信，是金子总会闪光。但是我想，这样的话放在知识信息短缺的年代，人们尚且有理由相信，但是假如放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潮涌般的信息海浪，可能会淹没那些仅凭默默无闻埋头书案的作家。谁有能耐在浩如烟海的信息里，大浪淘沙般地淘出金子来？这是我们在全民写作的博客时代的忧虑。所以，善于通过自身行为的演绎，将文本延伸的作家，将有助于其作品寿命的扩展，但在未来历史的筛选中，行为艺术是不是也还依旧成为吸引选择者眼球的要素，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品质极其恶劣的作品“瓦釜雷鸣”，但却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却遭际悄无声息的境遇，真是“黄金毁弃”。这些品质恶劣的作品能够登堂入室，大受重视和欢呼，作家本身的表演与能量，和作品之间，头重脚轻。所以，在历史的选择中，我们常常看到，并不必然就是所有好东西都能自然放在佛龛里，放在佛龛里的并不见得都是真佛。

类似的文学事件还有，广西的“三剑客”之类，“三剑客”，是指东西、鬼子、李冯的写作。这也是一个在地域性意义上的所指，其实和他们三人的写作毫不搭界。他们三人既不是一个流派，也没有相同的美学风格。陈晓明说，“鬼子瘦硬奇崛；东西诡秘灵巧；李冯清峻隽永”，“三人风格大不相同，也从未有过共同的组织纲领和行动准则，甚至他们的人事关系如何可能都有疑问。但‘三剑客’这种说法很好听，很适合各类组织机构和刊物的操作，也很能给理论的虚张声势提供素材”。我觉得将这种提法归之于文学上的行为艺术是大体不差的。

很有意思的是，许多作家，也摸到了作品和个人行为之间的门径，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艺术化”。上世纪1990年代初期，我们常常遇到，作家们夸耀自己如何玩儿似的写了一部作品出来，这方面的代表是王朔，他曾说那部具有轰动效应的电视剧《渴望》，就是他们一帮哥们儿瞎侃侃出来的。谁还敢说自己的是三年磨一剑，更别说十年了，那只能是愚蠢的代名词。都说自己在玩，玩文学，那个轻松和洒脱，真是够让人眼红让人莫测高远。但是到了近些年，所有人都说自己的作品是耗费了多少精力，用了多少时间，倾心打磨制造的。再也没有人说自己是玩儿似的写出长篇来。社会风尚里包含着作家的行为取向，至少是外在的行为取向。他们多少会受到时代气流的影响，他的行为本身也为时尚添加进一些要素。个体行为的推广里，就包含着信息的凝聚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