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1 词典编纂之于词典学与词汇学

语音、语法、词汇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三者的权重在不同语言的研究中并不一样。传统的汉语研究，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是没有语法这个概念的。但这并不是说，汉语就没有语法研究。由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围绕“字”进行的研究，特别是虚词研究，包含了大量的语法问题。至于传统的训诂研究，可以毫不勉强地归入词汇研究的范畴。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语言学，不承认词是一个语言单位，认为词不过是“词素的组合”，因此，对词汇疏于研究。俄国的语言学史著述说，语法研究是它的发展主线。不过，由于他们把词看作人类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重视。词汇研究的相关学科，包括词汇学、词典学、词汇语义学直至术语学，一直是他们的语言学研究的优势学科。

这里也许没有必要花很多笔墨，论述词典编纂实践与词典学理论研究以至词汇研究的关系。但必须指出，无论就俄国语言研究的实际状况而言，还是就我们自身的体验来说，词典编纂实践都堪称是词典学理论研究以至词汇学研究的材料源泉与认识支撑。在前苏联时期，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不管是 Щерба Л.В.，还是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Л.，不仅有重要的词典学理论建树，还参与过大量的词典编纂实践。这类俄国学者的名字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以其中的 Ахманова О.С.为例，至1957 年她撰写《一般词汇学与俄语词汇学简论》一书时为止，她已经有15年的词典编纂经验。期间由她主编或参与编纂的词典共有20个版本。其中有英俄词典10个版本，俄英词典10个版本。而她的英俄词典编纂工作又是在Смирницкий А.К.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后者也撰有词汇学的经典著述《英语词汇学》。类似这样的师承关系，在俄国词典编纂活动中屡见不鲜。这有助于俄国的上述传统得以保持与发扬。

脱离开词典编纂实践，词典学理论研究与词汇学研究，很容易沦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反之，有了词典编纂实践作基础，相关的理论研究则可能不断地得到丰富的滋养，从而保持“常绿”的样态，避免陷于“灰色”。Смирницкий 认为:就实质而言，词典是最有价值、最严肃的词汇学著作。不过，词典实际上只是按某种方式排列的，并多少加工过的材料，而不是对其对象按计划实施的、概括性的描写与阐释。斯氏对词典工作的看法是客观的，也是一分为二的。他突出了词典工作的价值与严肃性，也意识到对它还有待归纳、概括与提升。

2 一脉相承 编研结合

从哈尔滨外专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再到黑龙江大学，这里的俄语语言学研究，情况也与上述俄国的语言研究走向大体相仿。俄语语法常常成为人们的首选研究方向，围绕苏联科学院不同时期的两部《俄语语法》的翻译与引介活动，大大带动了俄语语言研究与语言理论教学，在国内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语法的研究强势一样，黑大的词汇研究也同样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与更大的社会影响。这也许与前苏联与俄罗斯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与走势不无关系。

前辈学人曾说过:“学者不可无宗主”。如果把这里说的“宗主”理解为学者的师承关系，那么，黑龙江大学的词汇研究，其宗师应该是前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副院长赵洵同志。赵洵是1934年入党的老干部。她首先是革命者与领导者，但同时又不脱离具体的业务工作。早在1952年，她已经开始主编《俄语成语词典》，并于1959年出版。1956年，她又提出编写《俄汉搭配词典》，但最终未能如愿。1958年，她赴莫斯科大学进修，选定的攻读方向则是词典学，并最终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3年，她开始组织编写《俄汉教学词典》，后因故未能完成。1982年，她又组织《苏联百科词典》中译本的译审工作。该词典于1986年出版。1986年，赵洵担任《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第一主编，该词典于1998年出版。

师承赵洵从事词典编写的有她的一大批学生，其中包括李锡胤、潘国民以及后来参与领导词典修订工作的陈楚祥等。李锡胤、陈楚祥教授不仅多年主持词典编纂实践工作，而且还有许多有理论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词典学界影响较大。但坚持词典工作最长的应该是潘国民先生。自打50年代参加工作不久，他就与词典结缘。退休前的三十多年他一直从事词典工作，退休后的十多年期间，甚至直到现在，他还在从事词典编写，由他任主编的多部词典不断问世。潘国民先生见诸于正式出版物的词典学著述并不多，可是他针对词典编写实践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等撰写的各种“细则”、“须知”、“通报”之类的“工作著述”，至少也有几十万字以上。这类偏向于实践工作总结的文字，是实际工作经验的上升，对词典工作的指导意义更大，也更直接。由他自费编辑出版的《＜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的》一书便充当了前不久进行的《大俄汉词典》修订人员培训上岗的主要教材。李锡胤、陈楚祥、潘国民三人都先后获得中国辞书学会颁发的“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迄今全国范围内获得这一荣誉的学者仅二十多位。从一个地处边远的学校，从这样的学校里一个不起眼的单位，竟走出3位终身献给辞书事业的人物，这三位人物又都出自一位宗师门下，这是很值得夸耀的事情。更重要的，这里可能还蕴含着一股值得挖掘与继承的“文脉”。同时，由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编纂的《大俄汉词典》与《俄汉详解大词典》分别获得国家辞书奖一等奖。一所学校两次获得这样的殊荣，这在国内高校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自己的实践感受也证明，词典编纂实践应该在词典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编纂实践经验也有待进一步朝理论高度上升。倘若我们只局限于Щерба所讨厌的那个意义上的“编词典”，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是不会成为国内同行所赞誉的那个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北方重镇”的。前面提到的《俄汉成语词典》，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多少会显得怪异。硬纸板的封面下署“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出版”，内里的扉页上却注明是“黑龙江大学出版 ，1959年哈尔滨”。据前言可知，本词典由赵洵同志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有:佟轲、刘耀武、李锡胤。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署名仅见于或者说“淹没”在序言的行文之中，封面却没有。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十几个人。参加搜集资料工作的却清一色都是一排外国人的名字。书中没有注明参考书目。看来，极有可能，本词典的条目，是由这些外籍人员直接从相关文献中搜集而后编辑得来的。初版序言的最后落款为“哈尔滨外语学院，1958年9月”。同一页之下仅隔几行的“再版序言”落款却是“黑龙江大学，1959年1月8日”。这些细节显露出，这是一部“跨时代”的著作。它横跨了黑大校史上由“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华丽转身为“黑龙江大学”这两个时代的交汇点。顺便说说，按1975年广州词典会议规划出版的《俄汉成语词典》是198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作为主要蓝本的 Молотков А.И.主编的俄语成语词典则是 1962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上述赵洵主编的成语词典也进入了该书的主要参考书目。

如果再仔细阅读一下这篇序言里边的内容，可能更会令人赞叹。序言全篇都是对 Виноградов 的成语理论的阐述。与许多“例行公事”的词典前言相比，这个序言耐读多了。从中可以看出:前辈学者所走过的路，一直都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对此，作为后辈人，我们从心底里发出由衷的敬佩。

时隔三十多年以后，原属于黑大俄语系的词典编辑室更名为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在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期间，以及在后来编写《俄汉详解大词典》与编辑定稿《苏联百科词典》期间，这个研究所不仅出版了以《词典学论文选译》为代表的理论词典学译著，还发表了百篇以上的词典学、词汇学著述。现在已为国内词典学界所熟知的Щерба那篇著名的《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即为该文集的首篇。这里还要透露一个轶闻。这本以介绍国外词典学理论为主的译著，本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潘安荣与李锡胤两位先生发起并组织的，但出版时李先生却执意不肯署主编的名，最后以参与翻译的14人的谐音“石肆壬”署名。这种做法，让人想起前面提到的成语词典的署名处理办法。它多少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早已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为了避免“追求个人名利”的罪名，甚至不想堂堂正正地公开承认自己的著作成果。今天说来真是令人感慨。好在，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这种做法再也不会为今人所效仿。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当今的学风日下，许多学术不端的事实骇人听闻，许多为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行为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实或“潜规则”甚至“明规则”。两相对照，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还真的让人费心思量。

为什么要把编词典说成是“坚守”?这与词典工作本身的性质分不开。任何认真的词典工作，总是投入大、要求高、周期长、组织难的学术活动。当年的赵洵，纵然有她那样的资历、地位、影响与人格魅力，但没有一部词典是一帆风顺完成的，更不用说半道流产的了。遇到的阻力来自各个方面，有的甚至牵涉到“路线问题”。这当然有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印迹。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当下，在量化管理大行其道的今天，像辞书编纂这种周期长、投入大、要求高的科研工作，已经更不招人待见。人们等不及费这样的慢工夫来打造这样的细活儿。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如果还有人有志于从事词典工作，那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精神与追求的。当年陈原先生说过:“词典不是人编的，词典是圣人编的。”“圣”在哪里?可能包括两点。第一，词典工作要求太高了，又容不得出现错误，不论有多少知识总是不够用。这是凡人无法胜任愉快的事。第二，词典是为众人答疑解惑的，人人都离不开它。词典应该属于公益性的基础文化建设工程。无法按量化原则去统计使用率或引用率，更不会因此纳入个人的社会反响。即使放在案头天天查阅的词典，使用者也未必能说出编者的名字。编词典是要讲点奉献精神的。天下圣人能有几个?当然还是凡人多。仅仅靠个人的精神与境界，不仅难以持久，更不能形成词典工作所需要的规模。说到底，还得有领导的支持，组织的支持。值得庆幸的是:黑龙江大学的历届领导，总的来说，还是支持词典工作的。没有前任校长的支持，不可能完成《俄汉详解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没有现任学校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在当今的情势下，也不可能组建起《大俄汉词典》的修订班子。针对目前通行的管理办法对词典工作之不利，前不久主管校长甚至表示要对词典工作这类周期长、投入大、要求高的研究工作，坚持采取“特区政策”。这真的是有利于词典工作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宣示，实属难能可贵。

3 从词典学到术语学

十多年前，辞书研究所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术语学研究。这无疑是基于词典编纂所开展的词汇研究的一个新拓展。迄今为止已经按时顺利完成了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具有实效的国际合作。在国内外得到了较好的反响。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但静下心来，当我们翻阅俄国的语言学经典著述，例如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А.的《语言学引论》时，我们发现，该书在词汇学的专章之下，就分明有关于术语的章节。可以说，按俄国的语言学传统，术语研究本来就是广义的词汇研究的应有之义。当年，在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时，就是按普通词汇与专业词汇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大组，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别开展工作的。可惜后来没有来得及及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现在我们所做的术语学研究，在国内算是率先，但就我们二十多年前进行过的大型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的编辑工作来说，这个总结已经大大滞后。不过，它依然是沿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迈出的新的一步，只不过步伐间隔的时间长了一点。

坚守词典编纂，拓展词汇研究——这也许是对黑龙江大学俄语学科从赵洵开始至少四辈学人所走过的学术经历的一个概括，也是一个正面的经验总结。对于词汇研究来说，没有什么其他工作比从事词典工作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更严格地与词汇打交道。倘若不想放弃词汇研究，就不该否定或拒绝词典工作。当然，无可讳言，也不要指望通过词典工作获取立竿见影的好处与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会不会还有人沿着这条路坚持走下去?能否薪火相传?随着正在进行的《大俄汉词典》修订工作的顺利展开，对此，我们有理由持乐观的态度。

在黑龙江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谨以此告慰所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前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