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顺斌 江素素

“朱氏风格”不单是指朱镕基总理讲话的风格，更是包含朱镕基总理为人治学的风范与从政处世的风格。

20 11年9月8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书店甚至出现脱销现象。

“朱氏风格”席卷而来，其迷人魅力因何恒久？有人归结为朱镕基总理简单、直接、深刻、真实的讲话风格。此话有一定道理，但在笔者看来，“朱氏风格”不单是指朱镕基总理讲话的风格，更是包含朱镕基总理为人治学的风范与从政处世的风格，具体讲，有做人的正直坦率、做官的清廉爱民、做事的严谨求实等三个方面。

“只讲真话，没有套话”

朱总理自言《实录》的特点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对于国人习惯于说好话实际上都是空话、套话、假话的行为不以为然。“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为此，哪怕是得罪亲戚朋友，他也直言不讳：

“朱氏风格”席卷而来，其迷人魅力因何恒久？有人归结为朱镕基总理简单、直接、深刻、真实的讲话风格。

“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一句话是一个官员的本分，通报检查情况。可是后两句话，点出了“老朋友”三个字，并严厉诘问对方，这表明：朱总理嫉恶如仇，看不得干部特殊化，看不得官员作风不正派；直言不讳，不偏亲不徇私不留情，即便是自己的老朋友在作风上有问题，朱总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而且是大庭广众之下，真真正正的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

朱总理不仅自己说真话，也鼓励同事或者下属说真话：“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总理说自己气量不大，可是从中可以看出总理的气量是大的——告诉人家自己气量不大，容易发脾气，当面可以面红耳赤，自曝自己的缺点，直言不讳，试问一个没有气量的人可以做到么？还说，要重用敢于当面顶撞自己甚至让自己下不来台的人，这显然是一种对自身人格魅力的笃定与自信，只有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才能做到。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公”

在《实录》里，朱总理多次说到，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从政，才能建设廉洁政府。他将“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公”，“公生明，廉生威”等格言来告诫自己和下属，并把“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充分表现了他“清正廉明，从严治政”的从政风格。

对于腐败问题，朱总理更是毫不讳言，多次严正表态，“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对于交通领域的腐败问题，他严厉斥责：“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并要求“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为官的清廉往往与爱民相联系。为官之道，先存百姓；执政之要，合乎民心。在朱总理看来，将人民始终挂在心头是为政者的责任和义务，老百姓的福祉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事情。

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20年的“右派”经历使朱镕基最大限度的接触到底层民众，培养了深刻浓厚的平民情结。无论是在做上海市长还是作为人民政府总理时，他始终把百姓挂在心上，关心底层民众，表现出始终如一爱民亲民的作风。

例如，他给同志们提出的五条要求里面第一条就是“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将人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1998年3月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就任讲话中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

在《实录》里，朱总理说到拆迁时这样要求：“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

然而，总有部分腐败官员为满足个人私欲，欺上瞒下，甚至利用一切手段阻止人民上访，“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朱总理因此非常重视信访工作，这实质上就是为百姓说话，为百姓撑腰。他说：“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渠道，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要认真地对待。”不仅如此，他还充分肯定群众来信来访的作用“说老实话，我也确实从这些信件里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通过人民来信，我们对干部增加了了解，也处分了很多人。”

朱总理在位期间，任劳任怨，在他的心里，百姓的权益与百姓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2000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即将卸任的总理还动情地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其中的亲民爱民之情，溢于言表。

不“难得糊涂”

不知道是不是传统文化之过，中国人做事不仅缺乏严谨的习惯，而且，常常以“难得糊涂”来自诩。

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场合、有些事情，是绝不可以糊涂的。比如，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朱总理就曾经说：

“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从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在一九九五年村山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但是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里，总理强调了一点，“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这个事实，字字严谨，掷地有声，实事求是，坚决有效地捍卫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尊严。

作为中国的大管家，朱总理在花钱办事上，也是精打细算，不能糊涂的：

“我这样讲不是无的放矢，二滩水电站原来报预算48亿元，现在250亿元还下不来呀。如果按这个小数字来做计划，财政不破产才怪，银行也得破产。风险相当大，现在好多因素搞不清楚。我拜托你们在目前可以预见的范围里把资金算够，这样才是真心实意地想让三峡工程上马，而且把它建好。如果不实事求是，算出来的投资听起来很小，就赶快上马，到时候投资大了我们承受不了。”

中国人好大喜功，爱讲面子，举世闻名。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莫不如此。朱总理却能打破这一常态。他不仅正直做人，也能实实在在做事，实在难得。

他曾经提出，政府部门的所有大小官员要“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有人戏称，中国官员的政绩是靠开会开出来的和陪领导陪出来的，此话虽然有点过，却大致反映了中国形式主义盛行的实情。能够看出这样的问题并对各地官员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看出总理对干部借会议考察之名行吃喝玩乐之实、办事效率十分低下的问题不仅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有非常严格的措施办法来对付。

朱总理做事的实实在在，不仅有对上述形式主义的反对，更有对弄虚作假的唾弃。“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

对另外一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假”，他的态度是严厉查处：“如何解决假冒伪劣商品流向国外的问题？我想无非就两条。一是海关要从严把关，严格检查制度。……一旦发现问题，要从严处理，成倍或几倍地罚款，把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的人罚得倾家荡产。”

在中国，面对“产值论官阶、速度定职绩、数字出干部”的诱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攫官位、保乌纱、争荣誉，铤而走险，胡吹乱侃、虚报浮夸。由此，我们更加感觉到朱总理做实事的难得。也正是因为朱总理实实在在的做事，才能有足够的冷静和理性，统领大局，临危而不乱，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特大洪灾等等考验，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办了大量举世公认的实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就。

总之，研读《朱镕基讲话实录》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被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炽热的情感、清廉的风范、直率的语言风格所吸引，“朱氏风格”代表的不只是一种讲话风格，亦是一种为人做官的风格，彰显的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境界和永久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