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彩玲，张洪杰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保定071001）

1 经济、文化和社会“三种资本”的界定

“资本”（capital）是指对动物的买卖与占有，当时主要指的是物质资本。14世纪时，“资本”一词开始应用于经济学领域。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把资本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两种，即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资金和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资料。这时体现出来的是经济资本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个体通过健康、教育、知识、技能和培训等投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收入。并进一步把人力资本理论扩展到宏观层面。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指出文化资本体现为价值和符号，统治阶级通过学校与家庭教育等把他们的文化与价值合法化为社会的客观文化与价值，以此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布迪厄还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即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与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后来经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社会学家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一个重要理论。

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对资本的类型进行分析时，指出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进一步指出这三种资本形态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例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丰富的社会个体就会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也会更加丰富。

农民工大多来自落后、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程度较低，因此文化资本不足；到城市后进入的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脏、累、差的工作，因此经济资本贫乏；农村地域的封闭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特性，使农村成员的社会网络呈现出封闭性、单一性和同质性特征，进入城市后，一方面与原有的农村社会网络脱离，另一方面与城市居民隔离，使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更显欠缺。同时，这“三种资本”的相互影响又加剧了农民工的不利处境，阻碍着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当中。因此，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农民工的“三种资本”，促进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2 “三种资本”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2.1 文化资本不足，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

农村封闭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在农村成员身上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社会后，由于农村地区与现代城市社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在获得工作，开阔视野的同时，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由于承载着与城市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在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他们成为了城市社会中处于客体、过客地位的边缘者，不利于其融入城市当中。

(1)语言习惯的差异。在城市中，农民工属于外地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形成独特的方言、俗语、俚语等，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而城市中的职业及大众活动场域，大多使用普通话。巴兹尔·伯恩斯坦对语言能力进行阐述时，把语言表达方式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精密型语言和封闭性语言。下层成员掌握的是封闭型语言，适合于有关实际的经验沟通，不利于表达抽象的观念；中上阶层掌握的是精密型语言，更易概括和表达抽象的观念，因此更能适应正规要求。农民工属于社会阶层的下层，其语言表达方式属于封闭性语言，与乡村社会的本土需求相一致，但不符合城市社会活动尤其是职业场域的实际要求，既使农民工到城市后努力尝试改变，但他们的表达中仍带有明显的当地方言的印痕。

(2)教育水平的差异。由于我国长期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城市和农村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层面，无论是学校的硬件还是软件，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还是师资力量，农村的教育都与城市的教育无法相比。由于家庭的贫穷，很多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天津市流动人口与农民工文化程度调查发现，有90%以上农民工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1]。虽然有些政府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民工培训活动，但真正受惠的只有少部分人。由于缺乏教育文凭、学历证书和各种职业技能证书这些提升自身层次和身份的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不仅降低了农民工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

(3)心理层面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由于封闭的地域空间的影响，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成员往往体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和自卑情结。来到城市后，与城市居民的人际交往也体现出明显的封闭性和边缘心理，认为自己是过客，归属感不强。由于长期乡土社会的熏染，农民工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较低，权利意识淡漠，缺乏组织性、自觉性和理性思维。

2.2 经济资本贫乏，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不足，他们在与城市居民的就业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境地，只能进入到待遇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

(1)工资收入较低。在我国城市社会有两种劳动力市场：一是工作条件好、收入高、工作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二是工作条件差、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由于城市就业政策倾向于先城后农，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但却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从事的大多是建筑业、餐饮业、保洁、小商贩等技术含量少、就业门槛低、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不但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而且工资收入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其平均月收入为城镇居民的56%[2]。而且享受不到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和住房等福利。因此，实际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2)居住环境恶劣。由于收入较低，为了节省开支，农民工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的廉价出租屋中，住所简陋、狭窄、混乱，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更不用说高档的电器了。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29.19%住在集体宿舍，20.14%住的房间缺乏厨卫设施，7.88%住在工作地点，6.45%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有12.54%的人在城市无住所，只有往返城郊之间，或回农家居住[3]。由于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下，他们无力承受购房、租住舒适的房屋，只能住在最简陋、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只能是“生存”，而不是“生活”，处于边缘地位。

(3)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学层面常会讲到收支平衡或对等，农民工由于就业的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收入不高，因此，他们会尽力压缩消费支出，尽可能地降低在城市生活的费用，以便节省他们那点很少的收入。有的要补贴家用、有的要供养孩子读书、有的还要寄回农村赡养老人。他们的娱乐休闲，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方式单一，城市的繁华享受，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奢望和遥不可及的梦想。

2.3 社会资本欠缺，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

正如布迪厄所言，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农民工文化资本的不足、经济资本的贫乏导致其社会资本的单一和欠缺，不但被排斥在正式组织之外，享受不到组织内的社会资源，而且也被城市居民群体排斥，加上自身的封闭性，从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1)制度组织隔离。农民工是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应当享有相应的合法权利，但现实是他们承担了过多的义务而很少享受权利。这与他们被排斥在工会组织外有一定关系。由于农民工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不是工会组织的成员，得不到组织内的社会资源和支持。因此，当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很难靠正式组织的力量去维护和支撑。这时他们只有依靠自身或地缘、血缘基础上的非正式组织来解决。一是忍气吞声，可能会带来权益的更大侵害；二是离开单位，造成农民工流动性的加强；三是采取极端的私力救济方式，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

(2)城市群体排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城市居民的群体排斥使他们很难在城市拓展新的、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我国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里人”那种特权意识和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意志中积淀成了一种社会惯习[4]。农民工被贴上了素质低、不文明等标签，日益被污名化，加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这两个群体在居住区域上的差异，更进一步拉开了二者的社会距离。据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在回答“您觉得当地人对您怎样?”时，认为“很友好”的只有12.2%，而选择“一般”的则高达54%，有24.9%的人选择“说不清”，4.2%的人没有回答，4.7%的人选择“不友好”[5]。这些现实使得农民工的边缘身份得到了持续的认同和固化，不利于他们向新市民转化。

(3)农民工个体封闭。在居住上的空间隔离、城市居民的群体隔离、制度上的组织隔离等因素不断交织作用下，农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倾向明显。在相关调查中，只有3%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4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定位，还有20%的人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6]。从制度层面，他们不争取也不清楚如何加入工会组织；从心理层面，他们依然认定自己的农民身份；从社会交往层面，他们更倾向于内群体交往，交往对象限于来自于同一地域的亲戚、老乡等。这种“内卷化”的交往和认同，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工的边缘处境。

3 提升农民工的“三种资本”，促进其社会融入

3.1 制度保障提升农民工的经济资本

由于与城市居民不同的身份，农民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低下、甚至欠薪、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导致其经济资本的贫乏。因此，提高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一是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虽然，目前一些城市已经作出一系列的行动，原有刚性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农民工的尴尬处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摆脱户籍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使户籍仅是人口统计的工具，不再附加更多具体价值，才能促进社会成员自由、平等以及合理的流动。二是加强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应该是他们的技术、能力等人力资本要素，而不是他们的身份。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大对农民工用工单位的监督，建立弹性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加大公租房、保障房建设，使农民工享受城市社会发展的成果。

3.2 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文化资本

农村地域的封闭、农村教育的落后、农民经济资本的贫乏，使很多农村孩子小学或初中就辍学，游荡、务农、务工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文化资本的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使他们在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要改变这种不利状况，首先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注意解决进入城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缩小对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的差别性对待，逐渐消除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成员个体发展的影响，避免城市边缘人的代际传递，实现教育公平的价值诉求。其次要加强进城农民工的培训。不但要提高农民工的操作技能，还要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生存竞争能力，促进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最后农民工要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要积极走出自我封闭的旧有樊篱，努力学习城市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规则要求以便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3.3 参与互动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进城后，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城市当中，一方面进入不了正式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体现出明显的同质性，不利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要想拓展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①要把进城的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改变其弱势地位，通过工会维权协调机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一是把工会组织建设推进到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不规范的私营企业。二是监督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尤其是有关的社会保险条款。②要发挥社区在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作用，动员农民工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增强他们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③农民工自己要重塑自我，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拓展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自身的社会资本，努力实现由农民工向新市民的转变。

[1] 赵芳,黄润龙.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法制与社会,2008(5上):192-193.

[2] 朱杰堂.农民工的边缘化状况及其融入城市对策[J].中州学刊,2010(2):138-141.

[3]国家统计局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第二篇：城市农民工生活与教育状况[EB/OL].http://www.mingong123.com/news/7/2006-11-29-cs/A3K25II60F40.html,2006-11-29.

[4]史柏年.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9.

[5]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6] 牛喜霞.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的负面作用探析[J].求实,2007(8):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