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 俞樟华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1911年，以辛亥革命爆发与中华民国建立为标志，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具有划时代意义。在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我们谨以编撰和出版《辛亥日志》一书的方式，激情回望百年之前的灿烂星空，以此作为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特殊纪念。

《辛亥日志》为海内外第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本书截取历史上发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为特定研究时段，始于公元1911年元旦，终于辛亥年除夕——相对于阳历而言，往后延伸至公元1912年2月17日;相对于阴历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如此则无论以阳历还是阴历计算，都可构成年份的完整性。然后以日志体的著述体例，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根据历史事实与研究需要，同时适当兼采外国的相关历史事件，分正文条目和按语两部分。按语主要记录历史文献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人物事迹、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和价值等。

百年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论著可谓多矣。《辛亥日志》基于自己独特的学术定位而力图体现以下学术价值:

一、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

“历史场景”是一个经过历史艺术化和艺术历史化了的合成性概念。“场景”本是指电影、戏剧中的各种场面，由人物活动和背景等构成，同时也泛指生活中特定的情景。一部精彩的电影或戏剧必须有赖于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换言之，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则是决定一部电影或戏剧的精彩与否的关键要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为诸多历史人物尽情挥洒的大舞台，无论如何精彩的“历史剧”，也同样都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历史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因而扎实的历史研究，应该首先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进行历史还原。

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刘志琴教授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代序《青史有待垦天荒》中曾提出“借助编年，走进历史场景”的学术理念。同样，日志体在类型归属上也是编年体的一种，但由于日志体的时间节点已从“年”延伸至“月”而重心落在“日”上，所以在史学功能上较之一般的编年体，更能充分展现历史本身的立体性、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更能通过走进“历史场景”实现还原历史的学术宗旨。《辛亥日志》旨在充分注重发挥日志体的固有特长，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逐日重点记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辛亥革命从酝酿、爆发，到成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以及清王朝逐渐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广泛涉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不同层面，以及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的崭新变化，在新旧交替、中外交流的时空坐标中全方位展现和还原辛亥之年的历史场景。

诚然，以日志体还原历史场景，首先应关注时间维度。《辛亥日志》将所收集的诸多为一般史学著作所忽略的史料，按年、月、日三级时间序列著录，若同日中有诸多重要事件发生，则一并予以著录，所以常常在同一日中，相关重要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交互影响。另一方面，历史场景也是一种空间呈现，包括特定事件在特定空间、同一事件在不同空间、不同事件在同一空间的不同呈现方式。因此，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并非单纯的时间延续与空间拓展，而是时空维度两相交融的立体呈现与演绎。以1912年元旦(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案例，此日的重大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是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以及各省代表上印绶，大总统盖印，各省代表致词，海陆军代表致颂词。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件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15人发布联名通电，欲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通告阳夏清军违约进攻致南京临时政府并各省都督电;袁世凯内阁南北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电袁世凯，请允将国会改在上海开会，因未得袁应允，即发电辞职。地方政府方面的重要活动有浙江省临时省议会成立，当即制定和颁布《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苏都督程德全因病不能视事举庄蕴宽代理都督;湘西军政府成立，推周瑞龙为军政长。至于报刊出版及公益事业则有: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雷鸣远在天津意租界小马路(今民权路)创办《益世》(周刊);黄世仲等人在上海《申报》刊登倡议，提议为史坚如烈士造铜像、建纪念堂，并封墓树碑;《民国报》发表《北美合众国宣告檄文》;山东全省红十字会改称中国红十字会山东分会。此外，还有叶圣陶是日日记曰:“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1］如此等等。在此，我们自然首先聚焦于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由南京延伸到北京、武汉、上海以及其他各地地方政府，由政治延伸到军事、文化、新闻、报刊等各个方面，让读者回归于1912年元旦之日的具体历史场景，在深切体验历史的立体性、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与曲折性中逐步接近于对历史本身的还原。

二、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年之间无疑仅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历史的价值高低并非由时段的长短所决定的。事实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出现光彩夺目、激动人心的辉煌一幕，可以称之为“巅峰时刻”。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所著《人类群星闪耀时——岁月中的决定时刻》一书(张伟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尽管歌德虔诚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奇作坊”，但在这个作坊里仍然有许许多多平淡无奇、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那些崇高而难忘的时刻都属凤毛麟角。历史仿佛是一位编年史家，漠然而执著地使一段又一段史实彼此相连，就像把一个又一个环扣串联成千年悠久的长链，因为一切激动人心的事物都需要准备，一切重要的事件都要有个过程。一位天才的出现，需要一个国家的泱泱百万之众;千百万无谓流过的时光之后，真正的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才会出现。

世界上一旦有一个重大的时刻出现了，便能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进程，就像大气层的电流都聚到了避雷针的尖端，那些不可胜数的事件全都凑到最短的时间内发作。这些从容不迫按照先后顺序发生或者同时发生的事件被压缩为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决定了一切，一个是或者不是，一个太早或者太迟，都成了几百代人无可挽回的一个关头，它决定着个人、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命运。［2］

这里所说的“崇高而难忘的时刻”、“关键时刻”、“重大的时刻”，都是意指人类历史上那些光彩夺目、激动人心的辉煌一幕，那些迥然有别于平淡无奇、微不足道的“巅峰时刻”。作为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巅峰时刻”。

辛亥革命之以“辛亥”命名，便赋予了辛亥之年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一个除旧布新、新旧交替的特殊年份，是广义的辛亥革命史——19世纪末迄至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乃至整个近代史的一个“历史缩影”，具有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典范意义。《辛亥日志》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知，在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而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彼此的辩证关系是，历史还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历史重构的过程，因为任何历史还原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已经消逝的原生态的历史本身，而只能在充分激活“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努力重建接近于原生态历史本身的历史文本，由此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具体说来，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首先要充分凸显辛亥革命的主流或者说主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的关键节点。概而言之，在辛亥年的“历史缩影”中，又有四大关键节点的起承转合，也可以说四个“巅峰时刻”相互衔接与推进:一是黄花岗起义，二是保路运动，三是武昌起义，四是中华民国成立。其中黄花岗起义是序幕，保路运动是导火线，武昌起义是高潮，中华民国成立是结局。《辛亥日志》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正是围绕这四大关键节点或者说四个“巅峰时刻”而依次展开的。

与此同时，《辛亥日志》同样充分关注历史主流或者说主线之外的多元生态，力图全方位地呈现历史本身的立体性、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与曲折性。即以作为辛亥革命对象、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而论，也同样体现了历史性变革与共时性互动的历史趋势。比如1月5日，批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此为清华大学之前身;1月25日，颁布《新刑律总则》，此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刑法典;1月28日，颁布宣统三年预算案，此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预算案;3月2日，颁布《户籍法》8章184条，此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4月3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此系由中国政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学术大会;4月29日，全国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有关实施军国民教育、统一国语方法、推行义务教育、改良小学教育等方案;5月31日，批准设立中央教育会，颁布中央教育会章程;10月30日，诏开党禁，释放戊戌政变获咎及先后犯政治革命的嫌疑者;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此系清政府第一个由汉人出任总理的责任内阁……以上种种，足以表明社会变革已经成为时代新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也无法阻挡。至于其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变革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带给当时社会的冲击波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进而增加了辛亥年作为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巅峰时刻”的价值含量，1912年3月5日刊发于《时报》的《新陈代谢》一文，曾对辛亥革命带来的新旧对比作了这样总结性的概括:“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这说明变革已经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服饰、历法、礼仪、法律、旅居等各个方面。因此，通过剖析辛亥之年“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既是围绕辛亥革命主线四大关键节点的整体性、立体式、全方位的衔接与推进，又是主流与多元、上层与民间、显性与隐性、量变与质变、偶然与必然的交响与统一。

三、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

伟大的历史往往是由伟大人物主导下的伟大事件的激情演绎，尤其是在创造人类历史文化辉煌成果的“巅峰时刻”更是如此。马克思曾借用爱尔维修所言:“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3］恩格斯则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创造了巨人的时代，他在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时这样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4］诚然，当我们聚焦于这些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件之际，切不可忽略汇聚在伟大人物周围的英雄群体，以及凸显伟大人物以及英雄群体的历史丰碑。伟大人物之于伟大时代，本是一个相互创造的双向过程，此即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也，此其一;其二，这一双向过程则是在领袖人物统率下的一种群体行为，而且领袖人物与英雄群体同样也是一个相互创造的双向过程;其三，这一双向过程需要在领袖人物与英雄群体主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而且彼此也是一个相互创造的双向过程。历史既是英雄创造的，也是人民创造的。如果说人民是塑铸英雄“历史群像”的丰碑，那么，英雄便是塑铸于人民丰碑上的“历史群像”，彼此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辛亥之年，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灿若星河!首先最值得重塑的“历史群像”并借以抒发我们的缅怀之情的是革命党人群体，其中又因彼此处于不同时期、发挥不同作用而形成不同的亚群体。一是拉开辛亥革命序幕的黄花岗起义群体，相对比较单纯;二是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线的保路运动群体，相对比较复杂，是革命党人与包括立宪派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组合;三是将辛亥革命推向高潮的武昌起义群体，其主体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以上三大群体在彼此分合中一同汇合成为辛亥革命的巨大洪流。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蒋作宾为次长;黄钟英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魏宸组为次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居正为次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吕志伊为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王鸿猷为次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次长;张謇为实业总长，马君武为次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于右任为次长。同时成立临时参议院，举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各省代表会议又选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临时议长赵士北主持会议。与会者有张蔚森、马步云、赵世钰、袁希洛、许冠尧、王竹怀、林森、王有兰、俞应麓、黄群、潘祖彝、邓宪甫、马君武、章勤士、邹代藩、廖名搢、刘揆一、马伯援、杨时杰、胡瑛、居正、周代本、吴景濂、谷钟秀、李鎜、谢鸿焘、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等。这份任命和与会名单已基本汇集了革命党人的精英，也可以视之为辛亥革命或中华民国的“群英谱”。

《辛亥日志》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的主体对象，就是这些作为发动辛亥革命主角的革命党人，他们以孙中山为旗帜，从四面八方汇入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纪念。而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日志的体例优势，在历史还原与重述中各归其位，不管他们当时出于何种类型，怀有何种动机，也不管他们后来走上了何种道路，都应在重塑“历史群像”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敬。

然而，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并不仅仅是由革命党人独自创造的。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固然应以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孙中山以及汇聚于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党人为主体，但同时必须由此延伸于政界、商界、军界、学界、报界、侨界等各个不同层面，最终完成对于辛亥之年这一“巅峰时刻”整体“历史群像”的重塑。比如商界群体，由于过去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力量薄弱，影响甚微，但至辛亥革命时期，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商业发达的南方地区，这一群体得以快速成长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兴社会群体，在参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上海商界群体表现最为突出，兹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界，发生于此前的重大事件有:3月11日，中国保界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张园集会，到会者约千人。会议公推豆米业资本家、沪南商会委员、同盟会员叶惠钧为临时议长。12日，上海商界成立武装商团。13日，上海商界沈缦云、王一亭、虞洽卿、胡寄梅、周豹元、叶惠钧、顾馨一、袁恒之等联合发表致南北商团启事。当日召开大会，到会者千数百人。4月9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新舞台开会欢迎新会友，选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会后公布简章，规定商团须由各省商会发起，全国凡人烟稠密、商业荟萃之区均应组织商团;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设事务所，各府厅州县等设分事务所。全国商团联合会的成立，不仅有力促进了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商团及其武装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资本家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表明这个阶级已经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正在准备以武装力量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5］而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上海商界群体更是与同盟会一道直接发起和组织了上海起义:10月24日，陈其美与宋教仁、沈缦云、范鸿仙、叶惠钧、叶楚伧、蔡元培等在《民立报》馆开会，决定准备上海起义事宜，议决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起义的工作重点。沈缦云代表同盟会与上海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长谈，说服李平书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率领上海的绅商们转向革命。11月1日，上海各商团在南市九亩地举行检阅典礼，推举李显谟(英石)担任上海商团总司令，指挥上海起义。是日夜，陈其美同李平书、钮永建、叶惠钧等人集议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行动方案。11月3日下午，陈其美率商团进攻沪南清军上海制造局，制造局总办张士衍、管带苏文斌乘夜出逃。……由此可见，上海商团之于上海起义的成功，的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显然不能忘记这一商界群体的历史功绩。

再如报界群体，与辛亥革命以及各项社会变革互动更为密切，影响更为巨大。辛亥年新创办的报刊杂志主要有:《常报》在常州创刊，《云南政治公报》创刊，《震旦日报》在广州创刊，《国学丛刊》双月刊在北京创刊，《人权报》在广州创刊，《粤路丛报》在广州创刊，《中国青年粹》创刊，《暾社学谈》在陕西西安创刊，《法政杂志》由上海法政杂志社创刊，《新佛教》创刊，《法政浅说报》创刊，《梧江日报》在广西梧州创刊，《梦花杂志》在南京创刊，《湖南通俗报》创刊，《启民爱国报》在上海创刊，《爱国报》在山东青岛创刊，《法学会杂志》由北京法学会创刊，《医学新报》在上海创刊，《天民报》在广州创刊，《时事新报星期画报》在上海创刊，《时事新报月刊》在上海创刊，《社会星》在上海创刊，《锐进学报》在上海创刊，《新中华报》创刊，《醒报》在天津创刊，《国光新闻》创刊，《武风鼓歙》创刊，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刊，《中州日报》在河南开封创刊，《新民日报》在江苏常州创刊，《武风鼓吹》(又名《尚武会旬报》)创刊，《京报》在北京创刊，《近事画报》在上海创刊，《警报》在上海创刊，《新事报》创刊，《国民晚报》在上海创刊，《湘省大汉报》创刊，《国民军事报》在上海创刊，《国民日报》在上海创刊，《黄汉新闻》在湖南长沙创刊，《改良婚嫁会月报》在广东番禺创刊，《新职羡报》在辛亥武昌起义时创刊，《滨江画报》在哈尔滨创刊，《大汉报晚报》在上海创刊，《新汉报》在上海创刊，《新世界》创刊，《新汉民报》创刊，《快报》在上海创刊，《机关急报》在上海创刊，《大汉报》在上海创刊，《大风晚报》(原名《大风》)在上海创刊，《大汉公报》在上海创刊。概而言之，一是以政论为主体，内容丰富;二是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三是配合革命活动，导向鲜明;四是推动社会变革，与时俱进。因此，这一报人群体在“历史群像”的重塑中也应占据重要地位。

至于海外与国内辛亥革命以及社会变革的遥相呼应，则以华侨与留学生群体出力最多，贡献最著。孙中山先生曾题写“华侨为革命之母”，因为华侨始终是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支持孙中山建立革命组织，制造革命舆论，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武装。具体而言，一是为辛亥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基地;二是为辛亥革命运动捐助了大量经费;三是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革命志士。再如海外留学生群体，丁石孙在《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留学生》一文中强调指出:“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大批思想先进的留学生紧紧追随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为反帝、反封建奔走呼号。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名烈士中，就有八名留学人员。辛亥革命期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积极投入于这场推翻帝制的伟大斗争，他们组织革命组织和爱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方案，回国发动革命斗争，举行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

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还要借助日志体充分关注和展示“历史群像”不断分化组合的历史进程与多元生态。比如就政界而言，呈现为清政府、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之势。在清政府、革命派的两相对垒中，立宪派先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但在路矿主权得失及其经济利益的争执上，尤其是在保路运动中因遭清政府残酷镇压而与之关系迅速恶化，于是立宪派转而附从革命，一同走上联合反清之路。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又重新从联合走向分裂，尤其在南北议和过程中，立宪派旗帜鲜明地站到袁世凯一边，为孙中山的被迫退让、袁世凯最终如愿攫取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7］对于立宪派群体“历史群像”的重塑，同样需要基于实事求是精神而回归历史本位，这正如在革命派内部也免不了出现一些变节、转向、动摇分子，而在清政府中也有一些力求变革之士一样。历史本然就是如此，无需虚情矫饰，也无需人为贬抑。总之，凡是有助于社会变革与进步者，都一样值得重塑，值得缅怀。

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而反思历史

历史是一种经验，一种教训，也是一种智慧。历史既不可预演，也不可重演，所以历史可能相似而永远不会重复，这是历史的内在魅力所在。因为历史可能相似，所以后人可以通过对先前发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从人类逐步累积而成并具有某种普适性的历史智慧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然而又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所以这种借鉴与启示具有某种先天的局限，切不可无限放大，更不能寻求普遍适用。

百年以来，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始终以辛亥革命的性质、成功与失败及其原因的探讨为核心问题。周恩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8］这一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大陆主流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成功与失败以及何以成功与失败的问题的回答，而与台湾官方与学者的主流观点迥然不同。当然，从海内外学界主要观点的演进来看，日益呈现为多元化态势。尤其到了百年之后的今天，学界自然可以更从容、更客观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和解读这一核心问题。比如郭世佑在新近发表的《辛亥祭——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一文中主张从革命的具体目标与实际效果为依据，重新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或实质，认为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及其原因的探讨，郭文提出了“破坏”—“建设”的两点论:就“破坏”的情况而言，反满的民族主义任务可谓大功告成。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革命志士宣传得最多也最无歧义的无疑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即革命排满。随着清帝宣告退位，清朝的历史命运由此终结。若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革命先驱们大致完成了国内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就“建设”的层面而论，民权主义的任务虽然不是那么十分令人满意，但还不能说革命只意味着失败。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在革命的武力与民主素养均未完全到位时所发生的辛亥革命尽管不曾为建设者彻底摧毁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但它毕竟给建设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胜利。既然民权政治的诸多条件尚未具备，就不应苛求和指望当时的革命者除了誓死捍卫《军政府宣言》的原则外，还能做更多的事情。至于这场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恰恰需要为数更多的建设者用劳动和智慧去证实和充实。这是因为，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以往发生的事情，但是，“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关于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该文主要从政党政治与革命党人本身加以探讨:一是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常见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抗衡立法机关的权力和程序(如解散议会的权力和程序)，这种偏向于扩大立法机关权力的做法，不合乎西方民主政治中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制衡原则，不利于政治对抗的合法化，给专制独裁者与帝制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无论就武力反满而言，还是就创建民国而论，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都并不理想。如果说在完成反满任务的层面上，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不够成熟但客观条件已相对成熟，那么，欲期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基础的国度里创建优质高效的民国大厦，快速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三是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满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9］诸如此类的分析与见解，多能拓展学界的新视野，引发学者的新思考，然后一同提升有关辛亥革命学术反思与研究的整体水平。

《辛亥日志》鉴于百年以来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与不足，在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而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力求借助日志体的叙述功能，让历史本身透过现象而本质、形态而规律、偶然而必然，昭示各种历史经验和教训，尽可能地避免过度化或不到位的两种倾向与局限。有鉴于此，《辛亥日志》尽管主要从革命党人的视角展开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由此我们发现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的角度来看，在革命党内部的确存在着种种致命的缺陷:革命党人基于排满反清的政治目标，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将来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各界汇聚在一起，这一政治大杂烩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即使在革命党人的高层，也是矛盾不断，倾轧不已。从广州起义失败，到武昌起义后汉阳保卫战的失利，固然主要是因为敌强我弱，但也和革命党内部号令不一，黄兴指挥不动有关。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已经开始;另一方面，章炳麟反对孙中山，直至公开决裂，也对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日，章炳麟就脱离同盟会，在上海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5日，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主持人林宗素专程至南京谒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面交该会会章，要求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蒙孙中山面谕: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但章炳麟等却对孙中山接见林宗素面谕“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借题发挥、反复辩难，孙中山为了革命内部的团结，被迫让步，表示与林宗素会见“不过是个人闲谈”。还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安排部长等官员时，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大多没有得到重用与合理安排，这也是一个重大失误。再就孙中山本人领袖素养而论，在政治品格与政治远见上的确卓然而立，无与伦比，但在政治谋略与手腕方面的欠缺，却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致命弱项。而就清政府一方观之，不仅没有认真吸取戊戌变法的深刻教训，而且面对势不可挡的时代变革新潮，未能作出及时的回应。比如1月17日，宪政编查馆奏定修正之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清单规定:宣统二年厘定内阁官制，颁布新刑律;宣统三年颁布内阁官制，设内阁;宣统四年颁布宪法、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举行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实行新刑律、民律、商律、刑事民葬诉讼律;宣统五年开设议院;等等，皆与社会期待相距甚远，结果致使朝野矛盾日益尖锐，乃至一发而不可收。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有诸多政策失误，比如铁路收回国有的错误决策，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线。清政府草率而仓促提出此项国策，既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也没有考虑到执行的困难和阻力，更没有准备切实可行的预案。出了问题之后，不仅没有主动及时进行对话沟通，而是粗暴地采取武力镇压，结果激发了大规模的民变。而后到了无法收拾之时，朝廷又手足无措，派不出善理危机之人，想不出善理危机之策，最后便把责任全部归之于始作俑者盛宣怀。这项错误决策的实施与连锁反应，竟然导致清政府最终走向灭亡，这是为其所始料未及的。如此以不断换位与异位的视角加以观察和思考，便能超越站在革命党人的单一立场，从而更全面也更客观地展示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的成果。

五、通过分享“历史遗产”而续写历史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遗产。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海峡两岸隔海对话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助于彼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史为机、以史为鉴，弘扬光荣传统，重绘辉煌历史，努力推动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通过分享“历史遗产”而续写历史，正是我们编撰《辛亥日志》的学术宗旨之所在，也是所有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然而，在经历百年历史沧桑尤其是60年的历史分隔之后，海峡两岸对于辛亥革命意义的认知互有异同，在由历史通向现实与未来的时间坐标上呈逐步分化趋势，这是需要加以认真辨析的。

一是通过分享“历史遗产”续写历史，需要辨析彼此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认知的异同。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历史功绩的共同肯定，在台湾突出表现为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重在凸显其中华民国的政治统绪与“三民主义”的思想统绪;大陆则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直高度肯定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重在凸显中共1949年之民主革命与中山先生毕生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的延续性，凸显孙中山有关“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思想。此外，台湾有“国父纪念馆”、中山楼、中山堂、中山史迹纪念馆以及中山路、中山医院、中山学校等;大陆则有南京中山陵以及中山路、中山街、中山公园等，每年“十一”国庆节，还在天安门广场上悬挂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由此可见，在海峡两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牢固确立了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崇高地位，但彼此又有不同的定位与解读。

二是通过分享“历史遗产”续写历史，需要辨析彼此对辛亥革命现实意义认知的异同。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正在筹划和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大陆相继在辛亥起义及与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有关的武汉、南京与广州等地大兴土木，修缮胜地，先后召开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共同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思想，筹划出版系列学术著作，拍摄历史电影及电视剧，还率先倡议海峡两岸联合举办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在台湾，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相关活动也正在有序展开，许多学者纷纷表达了对两岸共同举办辛亥百年纪念活动的衷心期待，认为这既是两岸关系的起点，也是未来发展的一种指针。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岛内民间团体和重要人士相继表示愿意到大陆来参加纪念活动，以共同缅怀历史、认识历史。但在台湾当局，则对大陆关于两岸联合举办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倡议予以回绝。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在《辛亥革命百年值得两岸中国人同庆》(香港中评社11月24日评论)中提到，据出席2010年APEC会议的连战返台后透露，在“连胡会”上，他与胡锦涛主席提及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胡主席向他表示，大陆对此会有隆重的纪念活动。而他认为这是大家应该共同缅怀的百年纪念，虽然不可能一起举办，但殊途同归，归于中山先生的精神、思想、主义与事功。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将重心定位于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并成立了由111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成员囊括来自政界、商界、学界以及演艺圈等众多名家。其中重大工程是拍摄《国父传》，撰写《中华民国百年发展史》等。正如学者所言，究其目的还在于凸显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有意在政治论述上更加强化“中华民国在地化”，其中既有现实政治的考量，也有基本认知上的差异。

三是通过分享“历史遗产”续写历史，需要辨析彼此对辛亥革命未来意义认知的异同。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而言，纪念辛亥革命，莫过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以及华人共荣的历史使命之重要。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鲜明口号，后又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期盼:“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而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则特别强调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革命成功。”“振兴中华、统一中国”作为孙中山思想和精神的核心，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也是维护和保障全球华人共荣的根基所在。然而，在从现实走向未来的进程中，台湾正在而且将会延续分割“振兴中华、统一中国”的核心精神，即只承认前者而回绝后者。因此，通过回溯辛亥革命的“原典”精神，不仅具有警示现实而且具有启思未来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在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之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对辛亥革命及其精神与意义达成完全的共识，彼此都有各自不同的“辛亥革命”，但毕竟都共享着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都拥有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记忆和历史共鸣，这是彼此的最大公约数。诚如2010年12月16日台湾《旺报》在召开“2010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之际刊登的一篇社论中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与奋斗目标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所同分享、共追求的。60年来，即使民进党执政，也不敢对中山先生加以践踏、排斥。当前两岸已经有了不少共识，我们要继续共同奋斗，以最大的善意、诚意与耐心来化异求同，让两岸‘命运共同体’更紧密、更进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当我们共同面对如何分享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而续写历史的理性思考，最关键的即在于如何让海峡两岸携手全球华人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山精神”，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以及华人共荣的神圣使命而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上述由编撰《辛亥日志》所引发的几点思考和感想，同时蕴含着我们对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价值期待。我们之所以选择日志体而编撰《辛亥日志》，一是缘于我们拥有主编《中国学术编年》的经历;二是缘于既有辛亥革命研究中尚无同类著作问世;三是缘于日志体具有不同于其他著述体例的优势与特点。然以辩证的眼光来看，日志体须按年、月、日的时间轴线展开著述构架，以正文条目与编者按语的相互配合展开历史叙述，毕竟有诸多局限，至少不能如独立著作那样自由挥洒，此即得失相生、长短互见之谓也。由于研究对象史料繁富，著述时间比较仓促，门外窥堂，偏失固多，祈请方家不啬指教。

［1］叶圣陶集:第19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75.

［2］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岁月中的决定时刻［M］.张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5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45.

［5］杨天石.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5):27-38.

［6］丁石孙.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留学生［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0-10(5).

［7］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N］.人民日报，1981-10-05(5).

［8］周恩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1-10-10(1).

［9］日本孙文研究会.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C］//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京:汲古书院，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