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楠，万 芳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浅谈中医“火神派”

李 楠，万 芳△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火神派”注重人体阳气，以阴阳为辨证纲领，以辨证结论为用药依据，临证善辨阳虚，用药长于温热，但绝非如许多医家所批评的那样理论偏颇，临证只见阳虚，用药惟知温热，而是在辨识寒热真假方面有独到见解，能够勘破假热，独识真寒。

火神派;阴阳;寒热

近年来“火神派”逐渐为中医界所重视，相关书籍、文章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集中阐释“扶阳”思想，探讨姜、桂、附等温热药物的应用。这些文章突出“火神派”学术特点，发扬其学术精髓，同时也令许多人产生误解，认为“火神派”理论偏颇，临证只见阳虚，用药惟知温热，现针对这些误解阐释如下。

1 “重阳”思想始于《易》见于《内经》，火神派推而广之

《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强调阴阳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强调《内经》提出的“阴平阳秘”这一阴阳平衡状态，“火神派”却独谈阳气之重要性，因而许多医家认为“火神派”理论违背传统精神，具有局限性。事实上这是对“重阳”思想的误解，也是对“阴阳平衡”理念的误解。

阳主动而阴主静，“阴阳平衡”是动态的，在这一动态平衡中，阳是推动变化的动力，阴则随阳而动，因而称为“阳主阴从”。阴阳概念最初为“日光的向背”，日光所及为阳，所不及为阴。将之运用于人体，则是阳气推动生命过程，阳气所到之处，生理功能正常;阳气不及之处，生理机能减退;阳气过多之处，生理机能亢进，所以各种“阴”象实质是阳气所不及的表现。如果疾病是“乱”的状态，治疗就要拨乱反正。在阴阳当中，显然“阳”是推动变化的力量，所以我们更有理由关注“阳”。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阳思想可以追溯到《易经》，《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卦为开端。孔子在《彖辞》中说:“大哉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盛赞“阳”作为万物滋始的重要意义。暂不探讨该思想之流变，这些哲学思想对中医理论产生影响是可以肯定的。《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探讨阴阳理论的重要篇章，中医界强调的“阴平阳秘”思想也出自本篇。从上下文关系看，本篇的作者在探讨“阴平阳秘”时，更加重视阳气的主导作用，因而“火神派”理论是有根据的。

《内经》以后，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肾阳，特别是明代温补学派诸家，尤为强调肾命学说，“火神派”则继承了这一观念。《医理真传》:“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1］”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本，阳虚诸证多与之有关。但“火神派”探讨阳虚病证不仅仅局限于肾阳，指出一身阳气亏虚各有不同表现，从而扩大了阳虚病证范畴。临床中如牙痛、咳血喘促、喉痹等症，通常认为火热上炎所致，虽然有虚实之分，但对于虚火多从阴虚考虑，认为“阴虚生内热”。而事实上，这类病证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阳虚，是由于虚阳上浮引起的真寒假热证。“火神派”独具慧眼，将重阳思想运用于临床，以扶阳为法取效。

2 辨证以阴阳为纲，“重阳”并非“废阴”

有医家批评“火神派”眼中只有阳虚证，临床不论证候如何，虽舌红苔黄脉数亦认为是阳虚。这里的误区有两方面，一是辨证论治不是机械的对应症状，舌红苔黄脉数乃至大便干燥、小便黄赤、口臭气粗，便一定是实热证吗?中医辨证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分析其内在的病理变化本质，而非见到某一症状便一定对应什么证;二是“火神派”是以阴阳为辨证总纲。郑钦安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这里的“症”是指临床中的各种表象，都可纳入“阴阳”总纲，怎能说其“只知阳虚”呢?

“火神派”的“阴阳辨证”是以“寒热”为依据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据此凡寒象证候皆属水，郑氏谓之阳虚病;热象证候皆属火，郑氏谓之阴虚病。进而从错综复杂的证候中，提炼出辨别阴阳的要点:“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1］”又说“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1］”有关寒热阴阳辨识要点的论述，在“火神派”医家著作中广泛出现，且均为阴阳对举，足以证明“火神派”重视人体阳气，辨证以阴阳为总纲，但重阳而不废阴。

“火神派”重阳，但并非无原则地将一切证候视为阳虚，而是能够堪破证候之假象，从纷乱的临床表现中辨别寒热真假。《医理真传》“阳虚证，有面赤如硃而似实火者(元阳外越也，定有以上病情可凭)……阴虚证，有脉伏不见，或细如丝，而若阳虚极者(热极则脉伏也，定有以上病形可凭)。［1］”这里的“定有以上病形可凭”实为辨证之眼目，“以上病形”指前面阴阳总纲里面提到的证候。也就是说，在看到如舌红苔黄脉数等表现时，并不盲目地认定为热证，而是仔细推敲有无矛盾证候出现，进而找到寒热阴阳的实据，这正是辨证论治的高层境界，反映出火神派医家对于真寒假热证的独到认知。

3 处方寒温皆用，以证候为据

“火神派”最为人诟病的便是姜附等温热药物的应用，尤其是附子，由于其毒性猛烈，临床运用较为谨慎，而火神派医家却重用、广用附子，许多人被冠以“某附子”的称号。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一种理论的优劣要通过临床实践评价，而非个人好恶。火神派并非滥用附子，而是在准确辨证后放手应用，反之如果没有使用温热药物的依据，便不会贸然妄投。事实上火神派医家也广泛运用寒凉药物，试举例证之。

《御药院方》记载的封髓丹，方由由黄柏、砂仁、甘草组成，其中重用黄柏，当属寒凉之剂，而郑钦安对此方尤为推崇。他说:“夫黄柏味苦入心，禀天冬寒水之气而入于肾，色黄而入脾，脾也者，调和水火之枢也，独此一味，三才之义已具……余常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痛、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余仔细揣摩，而始知其治(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至平至常，至神至妙，余经试之，愿诸公亦试之。［1］”

吴佩衡为“火神派”代表医家，在他的医案中有不少运用寒凉药物治疗瘟疫的记载。如谢某之妻，患瘟疫邪伏膜原，并有化燥伤津之势，大便不通，与达原饮加生石膏、大黄治之。病家粗通医理，以为患者体虚不耐攻伐，私自撤去石膏、大黄，致使燥热内结，症见舌苔转黄而燥，胃实胸满，拒按呼痛，烦渴饮冷，小便短赤，大便燥结，壮热不解，时发谵语。诊时突发鼻衄不止，血色鲜红量多，稍顷，衄血即凝而成块。某医以热证血必不至凝结成块，断为阳虚亡血之证，主以四逆汤。吴氏认为此乃邪热亢极灼阴之证，急宜大剂凉下以救真阴，力主白虎加承气汤合方:生石膏60g(碎，布包)，生大黄30g(泡水兑入)，枳实 20g(捣)，厚朴 20g，芒硝 13g，知母 20g，生地黄16g，甘草6g。日夜连进，次日脉静身凉转危为安，复与生脉散加味善后［2］。

危难之际，吴氏力主寒凉并告病家曰:“余素谙于用姜附者，尚不敢以温热之剂妄投，当此证情，苦寒泻下犹恐不及，倘若误服温热之剂，有如火上浇油，危亡立至。”此论一语道破“火神派”用药以证情为据的要点，且方中药量甚重，又日夜连进，此等用法便是温病学家亦属罕见，可见吴氏认证准确，用药有胆有识。不难看出，这些医家并非以“火神派”自居而一味使用姜附，而是以证候为据，合理运用寒凉药与温热药，这正是辨证论治精神的体现。

4 小结

“火神派”重阳思想有其理论渊源，在广泛深入探讨各类病证基础上，以阴阳为辨证纲领，以辨证结论为用药依据，在阳虚病证诊疗方面提出独特观点。“火神派”并非只识阳虚证，只知用温热药，而是在辨识寒热真假方面有深刻见解，能够从“火热”假象中辨别“虚寒”本质。因而学习“火神派”理论，不宜贸然批评，也不能只将眼光放在用多少克附子和治疗什么样的疾病上，关键在于探寻“火神派”如何从复杂病证中发现虚寒本质的辨证要点。

［1］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M］．四川:巴蜀书社，2006:10．34-37．80-81．

［2］吴佩衡．吴佩衡医案［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6-7．

R222．15

A

1006-3250(2011)10-1066-02

2009-10-15

李 楠(1980-)，男，医师，医学硕士，从事近现代文献研究，E-mail:tyss-6@163．com。

△通讯作者:万 芳，女，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近现代文献研究，E-mail:wanfanghm@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