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童伟,张锦华,吴方卫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200433)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增加;从迁移的空间角度看,我国人口迁移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城乡之间迁移;二是从内地省、自治区到东部沿海城市的迁移。人口迁移目的主要是务工和经商;同时,因学习、培训和工作的迁移人数也逐步增多。国内外不少学者从迁移的制度因素以及收益与成本、迁移的距离、年龄结构等因素来分析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而在影响迁移的因素当中教育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教育是公共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地区教育水平越高,教育资源越丰富,预示着该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对于人口迁入影响越大,通过升学尤其是大学升学途径实现迁移的人数不断增加。(2)从个人角度看,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就业的期望值与收益、信息搜寻与处理的能力、迁移成本的承受能力;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迁移的距离更远。无论是城乡迁移,还是区域间迁移,我国目前迁移人口相对于留守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农村劳动力迁移为例,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盛来运,2008)。可以看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对人口迁入与迁出都会产生影响,而受教育水平较高人口的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教育发展水平也会产生影响。一般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迁出与迁出地的教育水平呈负相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与迁入地的教育水平呈正相关。

二、文献综述

相对于从制度因素以及收益与成本、迁移的距离、年龄结构等因素来分析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文献而言,直接以“教育与迁移”为对象的研究并不多。国外关于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迁移的代表性文献有:Ham ilton(1959)分析了美国南方的净迁出与教育之间的联系,说明了美国南方非白人的净迁出者都是受过良好教育者;Sjaastad(1962)运用人力资本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教育程度较高地区间人口迁移增加;Shryock与Nam(1965)的研究表明人口迁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而且在年龄、性别和肤色不变的情况下,跨地区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高于迁出地或迁入地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而Sahota(1968)应用引力模型对巴西州际迁移的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人口迁移的直接影响不是很显著;Greenwood(1969)同样应用引力模型对埃及省际迁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迁出地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每上升1%,迁出的人数减少0.744%,而迁入地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每上升1%,迁入人数就增加0.638%;Schw artz (1976)的研究指出,迁移距离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Borsch-Supan(1990)的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的提高,跨县、跨市和跨州人口迁移的次数明显上升,教育与人口迁移存在正相关关系; Go rdon(2002)认为教育回报率高会促进人口迁移;Claudio和Silke(2003)指出受教育程度提高将使年轻一代倾向于迁移。而国内关于教育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方面,Zhao(1997)的研究说明教育程度升高提高了迁移的概率;赵耀辉(1997)以四川为例的分析结果显示,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比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流动倾向更大;Zhao(2001)的研究也支持了该观点,并且说明教育年限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为正;蔡昉(2003)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发现,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全体人口,并且县间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城乡间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胡士华(2005)使用Logit模型来检验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盛来运(2008)、王广慧与张世伟(2008)的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作用;盛来运(2008)、吴克明(2009)等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迁移存在正相关关系。

可以看出,大多数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说明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迁移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差异,主要取决于模型、数据以及研究对象的选取,即以整个区域教育水平或者以个人教育水平为研究对象。教育对迁移的影响,如果以地区教育水平提高为对象,则研究结果就可能得出与迁入和迁出均呈现正相关的结果;而如果以个人受教育水平提高为对象,则研究结果就倾向于得出与迁出呈正相关的结果。就所阅文献看,从教育与迁移相互影响角度分析的文献甚少,因此,本文利用除了港、澳、台外31个省份2004-2008年的人口迁移数据与测算出的各省平均教育年限数据,建立省级面板数据,对教育与人口迁移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

三、概念界定、数据来源与测算

1.概念界定

依据《中国人口年鉴》,各省迁移率包括了省内和省外的迁移,即在省内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的迁出和迁入,省外人口迁入和省内人口迁出省外;因此,迁出率为省内与省外迁出率之和,迁入率为省内与省外迁入率之和。那么人口总迁移率与净迁移率分别为:

总迁移率=一定时期迁入迁出人口之和/该时期的平均人口×100%

净迁移率=一定时期迁入迁出人口之差/该时期的平均人口×100%

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某一群体人均接受教育的年数,这里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个不同学历层次。

2.数据来源与测算

历年各省迁出率、迁入率、总迁移率、净迁移率的数据直接来源于2004-2009年《中国人口年鉴》;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则需要用历年各省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比重的数据进行测算,而历年各省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比重的数据来源于2004-2009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关于平均受教育年限测算,本文定义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并定义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学公式如下:

其中,AEY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为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则2004-2008年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如表1。

表1 2004-2008年31个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

四、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分别以各省迁出率、迁入率、总迁移率为因变量,以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经过豪斯曼检验,选择混合效应变系数模型并消除截面异方差;以各省净迁移率为因变量,以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经过豪斯曼检验,判断应用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同样消除截面异方差。分别得到各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表。

表2 各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依据模型1,教育对人口迁出影响最小的地区是上海和北京,平均教育年限提高1%,人口迁出分别增长0.000319%、0.000590%;也就是每百万人中大致迁出人数分别为3个、6个。如前所定义,这里所说的迁出包括省内不同地区间的迁出和迁往省外。教育对人口迁出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天津、重庆、宁夏、青海,每百万人中因教育水平提高大致迁出人数分别为31个、33个、35个、41个。每百万人中因教育水平提高大致迁出人数在10-20人的有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西藏、陕西、新疆;在20-30人的有贵州、云南、甘肃。

依据模型2,教育对人口迁入影响最小的地区是上海,平均教育年限提高1%,每百万人中大致迁入人数为11个。同样迁入包括省内不同地区间的迁入和省外人口迁入。教育对人口迁入影响最大的地区是青海,每百万人中因教育水平提高大致迁入人数为48个。每百万人中因教育水平提高大致迁入人数在20人以下的有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陕西;在20-30人的有山西、江西、河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新疆;在30-40人的有天津、重庆、宁夏。

模型3实际是反应人口流动受教育水平影响的总体效应,因此估计的系数等于迁出与迁入的模型系数之和。教育对人口流动影响最小的地区是上海,平均教育年限提高1%,每百万人中大致迁入人数为14个。教育对人口流动影响最大的是青海,每百万人中因教育水平提高人口流动人数约为89个。每百万人中因教育水平提高大致人口流动人数在30人以下的有北京、河北、辽宁、上海、、山东、湖北;在30-40人的有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西藏、陕西;在40-50人的有山西、江西、贵州、云南、新疆;在50人以上的有天津、重庆、甘肃、青海、宁夏。

依据模型 4,从全国总体来看,教育对人口迁入影响要超过对迁出的影响,系数为0.001130;即平均教育年限提高1%,每百万人中迁入人数约为11个;这也可以从模型1的迁出系数与模型2的迁入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省份教育对人口迁入的影响超过对人口迁出的影响,只有辽宁和黑龙江两省教育对人口迁出的影响超过对人口迁入的影响。而自发性的人口流动则呈现出迁出多于迁入的特点,系数为-0.006444,每百万人中迁入人数约为64个。这里将除教育外的其他因素视为影响自发性流动的因素。各省的自发性的人口流动,呈现自发性迁入状态的是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广东、重庆、四川、西藏、青海、宁夏、新疆;而呈现自发性迁出状态的是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因此,教育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人口的迁出与迁入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仅仅呈现与迁出呈正相关。除辽宁、黑龙江外,全国其他省份教育对人口迁入的影响超过对人口迁出的影响;从全国来看,平均教育年限每提高1%,每百万人中迁入人数约为11个;但是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有限,影响程度小于除教育以外的因素诱发的迁移。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也跟其他因素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较低,比如上海、北京的人口迁出受教育影响最低;除了天津外,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迁入率和人口总迁移率受教育影响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也较低。这是因为经济越发达,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就越高,因此东部地区省内迁出省外的人口和省外迁入省内的人口就多;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因为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而教育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大。不过,天津比较特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但是人口流动数量是东部沿海最大的。

五、人口迁移对教育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知,教育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文化教育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人们为了寻求更高的教育回报率,以及为自己或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总是从文化水平低、教育设施落后的地区迁往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而移入地区也愿意接受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迁入,这往往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外流。人口迁移,特别是高素质人口的迁移将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迁出与迁出地的教育水平呈负相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迁入与迁入地的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如表3)。

表3 人口迁移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模型5,以各省迁出率、迁入率为自变量,以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用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滞后一期表示各省原有的教育基础,经过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并消除截面异方差。结果显示教育基础、迁出和迁入的系数分别为0.469434、-0.059697和0.048324。从全国整体来看,迁出人数增加1%,将使教育水平下降约0.06%;迁入人数增加1%,将使教育水平上升约0.05%;迁出对教育的负面影响超过迁入对教育的正面影响。这是因为迁出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我国目前“孔雀东南飞”现象正是如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迁移到东部发达地区、从普通城市迁移到发达城市。该地区迁入者较该地区迁出者受教育水平低些,典型的例子就是因升学而迁移的情况。

另一方面,模型5中迁出对教育的负面影响超过迁入对教育的正面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波浪式的迁移情况,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再到更发达地区,逐级递进。这种迁移模式,也自然倾向于表现出某一地区迁出者较迁入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现象。再者,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市再到大城市,人口迁移实质上就是城市化的进程的表现,因而教育对于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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