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演化视角下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研究

2011-01-15焦雨生王春娟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1年6期

关键词：宏观集群动力

焦雨生，王春娟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0；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湖北武汉430060；3.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0）

协同演化视角下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研究

焦雨生1，2，王春娟3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0；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湖北武汉430060；3.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0）

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是产业集群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框架下研究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机制，构建一个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一般模型，从而研究产业集群内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可以揭示和不断强化产业集群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进而不断强化产业集群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外生性动力至少包括了外部竞争的推动、吸收外部异质生产要素的能力和政府的支持；而内生性动力至少包括了交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间的竞合作用和创新集群内的知识溢出。

协同演化；产业集群；动力机制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也是人类社会向高阶演化的两大动力源泉，因此经济学对于技术与制度的关注贯穿了整个经济学说史，同时制度演化和技术创新也是演化经济学的两大根基。在演化经济学的视域里，协同演化现象除了发生在生物演化中，也存在于社会经济系统中（Eisenhardt，Galunic，2000）。此后越来越多的演化经济学家（Pelikan 2003，Mokyr 2002，Helpman 1998）认同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观点。［1－3］

一、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一般模型

1.协同演化的内在机理。Mokyr（1990）在分析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中，把技术划分为宏观发明和微观发明，认为宏观发明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创造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技术，它类似于生物学中新物种的出现。从生物学的概念来说，宏观发明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新物种”的出现。在宏观发明出现后，总是会伴随着一系列的主动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宏观发明基础上的改进和提高可以称之为微观发明。区分微观发明和宏观发明的原因是他们的驱动力不同。由于微观发明是宏观发明下有意识的主动的提高和探寻的结果，因此，他们是被社会经济所驱动的，简单的说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原理下驱动的（Mokyr 1990），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微观发明的演化更像是一个拉马克过程。然而，宏观发明却更像是来自于灵感和运气（Mokyr 1990）以及那些天才的洞见。宏观发明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范式的出现，微观发明是在同样技术范式下的增量创新。由于宏观发明超出了现行制度的吸收能力（Pelikan 2003），所以它迟早会引起制度的显著改变。当新的技术不能适应原有技术范式下的制度安排时，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就会越来越深入。［4］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力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这种失配的恶化，社会制度框架迟早会发生根本性的重构（Perez 1983，2004，Freeman and Louca 2001）。［5－7］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由于微观发明是宏观发明基础上的增量创新，因此宏观发明决定了微观发明的方向，但是由于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它无法决定这些微观发明的结果。反过来，微观发明在宏观发明的技术锁定下，对宏观发明的影响力就弱了很多，甚至没有影响，这个作用过程是一个近似单向的过程。

对于制度的分类，Williamson（2000）提出了一个制度层级的划分方法。Williamson将制度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级指对内嵌于各种习俗、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非正式制度；第二层级是指各种诸如宪政、法律和产权等正式的制度环境；第三层级是指针对各种具体交易形成的治理制度；第四层级是指在上述三个层级下的资源配置制度。按照 Williamson（2000）的解释，每一制度层次都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制约着下一层次的制度，然而，Williamson（2000）也指出，在各种制度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反馈机制，而这种反馈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8］

协同演化理论强调研究主体的多层级性和嵌入性，因此对制度的分层来说是很必要的。在Williamson的框架里把制度和社会技术等同起来，在Nelson、Sampat（2001）和 Nelson（2002）的论述里，社会技术包括了所有的社会层级。［9－10］在Nelson和Sampat（2001）的描述中，社会技术和物质技术是不同的，物质技术就是那些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们所提到的传统的技术，也就是生产技术。［9］前面所讲到的技术进步当然都是指物质技术。

在制度的层级中，高一层次的制度制约着低一层次的制度，也就是说，非正式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正式制度，同时也制约着第三和第四层次的制度。同时，低层级的制度也会影响高层级的制度，但是这种影响也会弱很多。在Williamson的框架里，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关系比第一层级和其他各层级的关系要明显得多。

从社会技术对物质技术的影响来说，微观发明作为宏观发明的增量创新，可以经由合适的制度安排得以增进和发展，比如说，交易成本的降低、专利制度的完善、市场机制的高效。同时，合适的制度不仅仅影响微观发明的产生，而且影响这些经济体使用和扩散这些技术进步的能力，比如说有效的激励制度、显性和隐性知识的溢出。［11］总的来说，正式制度影响着微观发明出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影响他们的使用和扩散。

就宏观发明而言，制度对其的影响相对较弱。如前所述，宏观发明部分依靠机会，或者至少说是外生因素的结果。相应的，由于激励机制在微观发明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包括激励机制的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环境可以部分的影响宏观发明。由于是部分外生的，宏观发明就有了启动和维持整个协同演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宏观发明是整个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过程中的驱动力。相应的，他们能引起社会技术的巨大变化，比如说，新的法律、政府组织和新型的厂商组织。

2.协同演化的驱动力。总的来说，技术和制度协同演化的驱动力是宏观发明，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外生的，而且能够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显著的变化。［12］一旦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协同演化无数的反馈环节下，社会技术中的特定元素和微观发明也跟着发生变革。［13］那么这个过程是新达尔文过程还是一个拉马克过程呢？整个演化过程如下图所示（图中实线为强影响关系，虚线为弱影响关系）：

图1 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理论模型

如前所述，宏观发明不是一些动机的反应，更像是来自于灵感和运气（Mokyr 1990）。但在现实社会中灵感和运气是常有的，然而宏观发明却不常有，这是因为那些外生的天才的洞见必须和内生的社会技术相合才能转变成现实的宏观发明，这样看来，协同演化的驱动过程更像是一个达尔文过程。在宏观发明的演化中，那些天才的洞见就像是遗传中的变异，在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后，在社会选择的作用下顽强地承继了下来。就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脚文化一样，最初是偶然事件后引发了人们的效仿，然而，这种现象正好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审美相合，于是便承继了下来，成了一种固定的安排。而对于技术的扩散和与此过程紧密相关的增量创新，也就是微观发明，它带有更多的拉马克性质，带有明显的确定性和方向性，能够被预测。

二、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外生动力

从前文的研究中，通过模型发现，在一个产业集群内部，其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动力是宏观发明，而宏观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是靠我们称之为灵感或运气的东西，因此这种动力是外生的。但是灵感与运气并不总是仅仅靠心灵的内省和天才的思维，总是需要一定的外界刺激，因此，严格来说宏观发明的动力可以科学地归结为外界的有益激励，这种激励通过产业集群系统推动了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这种外界的激励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部竞争的推动。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将集群内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转化成新的价值，才能维护整个集群的生存发展，这就要求该集群必须对外界保持较高的开放程度。从耗散结构的观点来看，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吸引负熵的过程，使产业集群呈现出有序性发展。外部的竞争对整个产业集群是一个有益的刺激，在这样的整体刺激下，集群内企业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和关系的紧密，必然带来思维的激荡、创新冲动的扩散和创新的模仿，在市场的优胜劣汰下，新的技术范式便更加容易产生。

第二，吸收外部异质生产要素的能力。产业集群生产力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劳动者的从业技能和区域社会群体的知识积累，更多的还表现为吸引外部的异质生产要素向产业集群的集聚。外部异质生产要素的引入使产业集群系统远离平衡态，同时，产业集群又是一个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这样，产业集群就成了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通过内部的涨落最终可以导致有序结构的出现。此外，这些外部异质生产要素的引入必然会带来创新的冲动和创新的压力。

第三，政府支持。在我国，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很难直接通过市场力量自发演进，这就需要政府在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产业集群，不管是自发产生的还是政府权力的产物，必然要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动荡，因而难免出现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现象，集群企业就会产生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政府的作用就是处理市场和系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避免它们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造成过多的时间和能量损失，以弥补市场和系统的不足。

首先是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从集群创新主体来看，地方政府对创新中心的前期经营和投入是必要的，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区域的竞争是以非流动要素吸引流动要素的过程。改善基础设施、区位、环境等非流动要素状况，可以吸引更多的流动要素。地方政府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区位优势、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首先对集群要有一个大致的定位，避免集群成为一块“飞地”，前期经营的重点就在于硬件环境（当然软件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集群初步发展之后，地方政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软件环境的构建，因为在这个时候，创新的主体已经转移到了集群本身。这时政府要致力于引导企业战略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提高企业家、经营管理者和产业工人乃至劳动力后备军的素质，开发有助于资源流动的产业集群。

其次是鼓励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升集群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主动吸引外部负熵的流入，在刺激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刺激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资源以满足规模化大生产。此外，还可以解决集群发展的资金“瓶颈”，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利用国外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和产业转移接受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提升集群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强化市场竞争，从而提高集群的生产效率。

最后是产业引导。政府在对集群的发展进行产业引导时，要科学规划，以形成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现状下，政府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引导和扶持更是必要的。

三、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内生动力

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宏观发明更多的是靠外界的有益刺激，因此是一个达尔文过程；而内生性的动力机制，也就是集群内部社会技术和物质技术的协同演化的机制带有既定的目的性，因此是一个拉马克过程，可以被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集群发展更重要的是内生性的动力机制。而这种内生性动力由于在一个集群系统内部，随着各个主体联系的加强，这种协同演化表现更为明显。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能有效强化产业集群内部技术与制度的共演。

第一，交易成本的节约。交易成本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来的。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较高的交易成本会增加企业试错成本，减少企业对于新产品的实验数量，降低企业的创新激励（黄凯南2010）。［14］

当把交易费用这个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放入产业集群中进行探讨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地理上的含义意味着集群内企业拥有共同的制度、文化、社会环境，这种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相似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地理上的集中自然意味着知识和信息的有效扩散，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三，交易成本的降低通过企业间内部的竞争和合作，既克服了单个大企业等级制组织的弊病，又避免了完全通过市场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履行合约的执行成本；第四，集群内企业长期合作，内部信誉体系比较完善，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易环境，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15］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社会系统存在着多层次的、互为因果的、正负反馈效应，这样的协同演化过程从理论上来讲，也存在一个协同演化的成本，协同演化成本和交易成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但是至少可以说，交易成本的节约直接带来协同演化成本的节约，这就直接导致协同演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利的演化分叉的减少。

第二，集群内企业间的竞合作用。产业集群内集中了大量有密切联系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相对于地理上分散的企业而言，集群内企业面临着更强烈的竞争、更密切的合作。［16－17］

面对市场与消费者的比较选择，大量相同与相近企业往往面对同样的市场，使用相似的技术，因此，企业之间这种异常激烈的竞争就会有力地促进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并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当创新在某一企业率先实现时，原来的竞争格局和利益格局就会被打破，集群内其他企业就面临新的挑战。后发的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避免被兼并、淘汰，就必须不断进行创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同时，率先创新成功的企业也给集群内其他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处于落后地位的企业就可以获得后发优势，在发展中避免更多的试错、研发成本和交易成本。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处于落后地位的企业能够获得关于创新的信息，从而降低创新风险、提高经营绩效、明确新的发展路径。在较清晰的发展路径、较低的创新风险以及创新初期较高的创新收益等因素的激励下，落后企业会努力成为创新企业的模仿者和追随者。［18－19］

这样的竞合过程，加快了信息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扩大了个体的行为边界，增强了个体间互动的频率和幅度，进而增进了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体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知识（黄凯南2010）。［14］

第三，创新集群内的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知识的本质特征之一，这种特征源于知识本身的稀缺性、流动性和扩散性。在产业集群内部，一个企业或科研机构一般会延续原有的“惯例”，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但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或企业为追逐更多利润时，原有的均衡就会被打破，企业会调整惯例，产生新的知识。［20］企业的创新与研发活动就是这种探索性行为，这个行为类似于一个拉马克过程，是一个主动变异——选择——扩散的过程。产业集群是个自组织系统，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作用，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状态，但当新结构形成后，自增强又会启动，新的惯例进入扩散阶段。

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集群内企业间以及企业和服务机构间的人力资源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知识被动或主动的实现流动和转移。2.人员间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交流和沟通，能促进不同属性知识间的流动和转化，特别是带来难以外部化的缄默知识的传递；3.企业间的合作互动。在这种合作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流动和转移，也会带来思想的激荡和灵感的凸显，最终促进创新的萌发。

四、结论

从一般性上来讲，考虑到技术与制度的分层之后，技术与制度存在着一种多层级的协同演化。协同演化的过程由于带有更多的主观方向性，因此带有更多的拉马克性质，而协同演化的驱动力，即宏观发明，带有更多的达尔文性质。当把这种协同演化的视角应用到产业集群的发展中时，由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内部竞争的加强、知识的溢出等因素，这种协同演化会变现得更为明显。在一个产业集群内部，其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动力是宏观发明，这种动力是外生的。但是这种外生性的动力总是需要一定的外界刺激，严格地说宏观发明的动力可以科学的归结为外界的有益激励，这种激励通过产业集群系统推动了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这种外界的激励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外部竞争的推动、吸收外部异质生产要素的能力和政府的支持。虽然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宏观发明，但是它更多的是靠外界的有益刺激，因此是一个达尔文过程，而内生性的动力机制，也就是集群内部社会技术和物质技术的协同演化的演化机制带有既定的目的性，因此是一个拉马克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集群发展更重要的是内生性的动力机制。在一个产业集群内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能强化技术与制度的内生性共演：交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间的竞合作用和创新集群内的知识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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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