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近代以来，当西方列强挟现代文明之势侵凌东方各国之时，东方各国便有民族危亡之忧，便有被西方强势文化湮没之虞。因此，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际遇东西方文明碰撞，就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理性思考。可是，西学传播一度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命运。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潮，有其突破旧的藩篱，在思想文化上破旧立新的启蒙意义。可是，冷静地分析，也应当看到，其中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可见，时人将民主和科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并不一定都是本意，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只是一种激进的策略性的举措，算不上理性的思想方法。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及至近代，儒学遭遇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但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文化哪能被轻易否定呢？在现代化语境下，儒学的命运也是不可能被终结的。儒学的因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实际上早已积淀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心理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核心理念同现代文明的发展走向并不矛盾。譬如“和”的理念，完全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对于当今竞争激烈、你争我夺的社会而言，更是一帖清醒剂。如何协调人际关系，如何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如何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的理念中都可以得到智慧的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师法自然”的观念，绘画艺术如此，工程技术也如此。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中始终强调：东方自然观是现代科技的重要思想来源。古代都江堰“鱼嘴”分流，无坝引水的工程，就是这种自然观在工程技术上的运用。仅从技术水平上看，都江堰恐怕也胜过许多炸山筑坝，堵水引流的现代水利工程。

如果说，“西方”意指新式或现代，“东方”意指老式或传统，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完全可能出现东西方混搭的局面。因为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所谓“老式”或“传统”，常常更符合人性之需，更符合自然之势。

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原本来自西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等就是现代化的实际内容。但是，如果真的全盘照搬西方那些“化”，又常常会水土不服。人们常说的“要符合国情”，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些“化”的过程中传承中国文化。因为，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国情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这些“化”的结合点，就能使现代化顺利地推进。如市场化，讲自由竞争，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缺乏市场主体和规范，缺乏资本实力和监控，传统文化所重视的政府调控就该起较大的作用。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双重结构，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家庭手工业同国际市场的接轨；现代大工业同中小企业并举；国家资本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等等都是如此。

晚清搞洋务运动，其官督商办的方针颇遭诟病。但是历史地看问题，官督商办有客观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因为在中国新式企业兴起之初，如舍此方针而全由商办，实无法承受来自封建官府、外国资本和社会习惯势力的重重压力。

孙中山是“民生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主张“节制资本”，即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大资本，符合中国国情，在民主革命中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晚清政府一度开放民间资本投资川汉铁路，由于监控不力、经营不善，出现巨资虚耗而铁路未建一里的低效率局面。而后清政府又改变政策，企图收回民资的筑路权，于是激起地方士绅和广大民众的反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并没有反清政府之道而行之，他是铁路国有的积极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1912年孙中山在同《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端纳的谈话中，详述了他10年筑路20万里的铁路建设规划，雄心勃勃，气势恢宏。端纳质疑孙中山的规划，认为“满清即因铁路国有而致覆亡，今何能采相同方式？”其实，清朝倒台并不能归因于采取铁路国有政策，研读辛亥革命史，应能明了其中的道理。

经历近现代的种种革命和运动，传统文化所遭受的冲击是十分严重的，可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是由于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有很多优点是无法用时髦来替代的。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决不能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届时，中华文明仍然是中华文明，但是她是现代化强国的新型文明，既吸纳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又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所有优秀成就和丰厚的历史积累。届时，也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刻。我们翘首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