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年代，郑君里在其撰写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指出：“土著电影的生长的契机存在于电影的思维性的形象（艺术性）与民族文化间之不可分的关系”。[1]武侠电影的兴起应该说是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和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方面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 ,它奠定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趣味， 另一方面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也为武侠电影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武侠电影在充分展示纯粹中国特色的武术武功，武士侠客的超凡技艺的同时，也顺应了当时民众“英雄崇拜 ”的心理和不满现实,希望侠客降临“除暴安良”的幻想。可以说武侠电影不仅是中国独创的一种影片样式 ,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写照。

从文化传统角度来说。武侠电影所彰显的侠义精神是中国人的文化精髓所在，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民族性格有内在的相似性和接近性。这种“侠义文化”来源于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又反映出以后各代所推崇的‘抑强扶弱’，“轻诺好义”等哲学思想内涵，这已在中国民众的文化传统中形成定势。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从唐、宋传奇到明、清及其以后的话本、戏曲、章回小说——中就有充分的表现:“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见多少关于侠客义士的事迹,那一种慷慨激昂、叱咤风云的气慨,实在令人倾倒,尤其是能引起压迫下弱小者的同情。”[2]这些古代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以及历史传奇中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也为武侠片提供了剧本创作的蓝本。

以胡金铨的《龙门客栈》为例，这部电影所缘引的故事背景，即是中国明代的著名人物于谦遭朝廷内馋人陷害而杀，朝廷特务组织，召集东厂特务在龙门客栈阻截企图杀害于谦家人，斩草除根的故事。从影片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明代忠良大臣于谦忠肝义胆的高尚品质，也看到曾为于谦部下的将士为保护忠良而奋勇杀敌，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这其中也有侠义人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体现。一部电影，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忠良大义通过背景表现出来，正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积淀为武侠电影所提供的可鉴之材。

从社会环境而言。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文化的大繁荣。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文化方面呈现出自由发展的局面，爱国志士都通过各种方式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各意识形态纷纷呈现出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繁局面。1915年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20世纪第一次“文化热”。[3]之所以称之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此运动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本身的改造。先进知识者们看到中国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极为严重的阻碍，他们认识到想要让中国国富民强，文明进步，必须解决思想文化问题。而建立现代中国的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就在于向西方学习，通过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同时对所有传统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彻底的清算和批判。这样一次文化热，主要新在具有新思想，新语言和新文学，新科学新技术和新教育，新摄会关系和新社会风尚，新艺术和新事业。

中国新兴的电影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中，艰辛而曲折的前进着，尽管中国电影遭遇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压力，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浸染，经过一批进步的，优秀的人物参与和浸透，终于在三四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就中国，创造出了电影史上的辉煌业绩，塑造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文化鲜明而独特的精神，气质，性格和形象。郑正秋，张石川，阮玲玉，蝴蝶，周旋等都是中国电影文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

武侠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新文化的创作风潮中轰轰烈烈开始的[4]。

从民众心理而言。在近代民族遇到巨大分裂的局面之下，武侠电影所采取的运用传奇，大侠等具有喜剧色彩的电影情节，采用了一种娱乐性的方式，以分散民众的悲观情绪，使其对局势和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再次，试图通过树立典型的英雄大侠形象，弘扬除暴安良的意识来，鼓舞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封建阶级和外族入侵者，以实现武侠片中所推崇的安民乐业生活，表现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最后，也想要通过共同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团结一致的民族认同感，以团结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在近代中华民族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形成内在的向心力，以共同抵御外敌，联合起来抗争外辱。

天一影片公司1925年出品的我国第一部武侠片《女侠李飞飞》所塑造的就是一个能除暴安良的侠者,影片中的女侠李飞飞像所有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一样寄托着人们的理想,表达了人们的期待:“吁,世路崎岖,人心险恶,安得千百李飞飞,一一平除之耶。”(《天一影片公司特刊》)[5]张彻的《残缺》，也是通过几个遭恶人残害而身体残缺的人，通过努力习武，练就一身绝技，最终除掉恶人的故事。所有中国早期的武侠片基本上都是在“抑强扶弱”、“轻诺好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范畴之内。武侠电影正是通过影视作品的表现形式，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国家危难的关头，想要通过侠义之道所塑造起来的英雄形象，除去暴乱，恢复正义安定生活的愿望。也正是迎合了民众这种心理期待，武侠电影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民众中产生心理共鸣，赢得了巨大的支持和商业收益。

从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来说，近代打破闭关自守的封闭局面后的中国，大批留学学者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在西方社会中，中华民族所处的弱势地位中，企图建立和寻找一种民族自尊心，于是在西方的主流形态的影响下，寻求代表中华特色的文化符号，于是包含有民族特点的侠义被搬上了影响舞台，成为近代电影的中国特色。这批曾留学海外的年轻学者，在结合外国先进技术和中国文化传统之后，在中国掀起了武侠电影创作热潮。早期的武侠电影制作人，如邵氏等主要成员，[6]都是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和经历背景，他们为早期武侠电影的创作贡献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成果。

中国武侠电影的产生，正是在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受到近代电影产业和国家时局的催化，为迎合民众强国御敌心理期待而创作产生的，它的产生也离不开早期电影人的辛勤努力。虽然早期电影也有诸多缺憾，如宣扬封建迷信色彩，一度走上了武侠神怪的创作路线以迎合商业利益，对电影文化产生消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早期武侠电影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中国近代的电影文化，也改变着近代民众的审美观和心理趋势。

注释

[1]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纲》。

[2]封敏 ：《中国电影艺术史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3]吴志峰：《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4]吴志峰：《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5]程季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或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291页。

[6]程季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或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