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农村经济所，湖北 武汉 430077）

论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有限理性及对策

马德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农村经济所，湖北 武汉 430077）

面对农业灾害,人们普遍关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农民心理及行为选择所受的影响则关注极少。研究影响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特征、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有限理性及其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提高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理性程度的对策十分必要。

农民；灾害心理；行为选择；理性；对策

自然灾害在带给农业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给受灾地区广大农民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并由此导致农民非理性的行为选择，进而对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探究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特点,是防灾减灾中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提高防灾减灾水平的客观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能够无限控制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对此，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说则认为：“经济人”最大化行为的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其实，人的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行为除了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以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情绪、心态、立场、感觉，以及对以往决策后果的记忆等。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具有不完全性、人类认识能力具有有限性,人们的理性认识能力要受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因而,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理性,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关于这种有限理性的“度”，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时间是影响人们有限理性程度的最主要变量，通过长时间的深化认知、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完全”理性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上限，而通过瞬间思考所发挥出来的即时有限理性是有限理性的下限，实际有限理性通常介于即时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之间。有限理性说对于解释不同阶段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表现具有重要启示。

农民面临自然灾害时的心理和行为具有显著的“有限理性”特征，生产决策行为表现出短视性。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居住地域的分散性、从事行业面临风险的双重性、防灾减灾知识和手段的有限性等等，使他们承受风险和抵御灾害的能力相对较弱，在面临灾害时心理和行为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结果导致决策行为的短视性：在短期内，由于防灾投入的收益具有滞后性，农户往往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利益，在安排生产和进行防灾减灾活动时，通常只注重成本小、见效快的项目，而低估那些当期投入较大项目的未来收益。

农户的可持续性防灾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关注农民灾害心理和行为选择的有限理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所谓农户可持续性防灾减灾行为的外部性，是指不能用价格来反映的农户可持续性防灾减灾投入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用。农户可持续性防灾减灾行为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社会稳定。可持续性防灾减灾行为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为人民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社会生产其他部门提供最基本的原料。（2）维持生态平衡。通过认识和研究各种自然和人为灾害，掌握其规律，采取最有效的防灾措施，如退耕还林，避免各种灾害对地方的破坏性影响，从而维持地区的生态平衡。（3）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尽管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是其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因此减弱。可持续防灾减灾行为有利于降低未来灾害的发生频率以及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长期发展。（4）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防灾减灾行为所带来的效用不仅可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对于后代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甚至可以产生大于当代的收益。

二、影响因素及特征

（一）影响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

——灾害知识。应付某种灾害的知识越丰富，越有助于个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采取适应性行动。相反，如果人们对某种灾害征兆无所知，灾害突然出现时又对如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一片茫然，就势必加剧心理紧张，产生惊慌或盲目呆滞等消极心理反应。

——灾害经历。个人灾害经历对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如果没有科学的灾害知识及灾后的正确疏导，先前的受灾经历多会导致焦虑和紧张情绪。相反，灾害发生时，个人的灾害经历则有助于个体产生镇定的心理反应，增强应对灾害的能力。因此，灾害经历对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取决于个人的灾害知识、经验是否与灾害经历同步增长。

——防灾减灾手段。防灾减灾手段，如必要的救灾工具等，对人们的灾害心理和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所拥有的防灾减灾手段越多、越先进，训练水平越高，受灾者防灾减灾能力就越强,心理就越趋稳定,行为也更理性；相反，防灾减灾能力就弱,心理和行为的理性程度就低。[1]

——信息和环境的确定性。灾前灾后获得的动态信息越完全、对所处的周边环境越确定，受灾者个人心理及行为选择就显得成熟、乐观而有序。反之，受灾者的个人心理及行为选择就表现出不知所措、浮躁甚至悲观。

——居住的区域分布状况。集中居住有利于人们进行灾害信息交流和团结互助共同抵御灾害，个人的心理及行为选择也会表现更加自信乐观，更趋适应性和有理性。反之，则出现相反的结果。

（二）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主要特征。

由于农民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生产条件，所受的教育以及获得信息的便捷程度，以及所拥有的防灾减灾手段等与城市居民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其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有其自身特征。

第一，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灾时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但自救意识相对较弱。由于农村灾害频发，农民灾害经历和体验多,灾害意识强，面对灾害会更沉着、冷静,应对灾害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强。虽然农民相对城市居民灾害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但是相对缺乏理性。[2]例如，在灾害发生时，自救意识不强，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严重。

第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生存需求下遵守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心理相对较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类需求层次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是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灾害发生，农民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受到破坏，农作物受灾减产或绝收将威胁到日后生活和农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完成。农民会因灾害而面临贫困，农业生产再投资受阻，农民稳定收入无望。此时，农民遵守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心理会大大弱化。这一点与城市居民因有相对完善的救助服务体系,并能得到相对及时的救助有所不同。

第三，相对城市居民,农民因常年封闭于土地，遭遇灾害时易取信于迷信。当灾害超出农民们的经验范围，目前的科学手段也无法很好地预测时，就会产生特殊的农事信仰：农民将灾害发生的原因神秘化。这可以说是农民认识客观灾害发生原因和应对手段不足时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安慰，是他们将自己害怕、无助的情感向大自然所谓的神力宣泄，将大自然人格化，呼唤如土神、田神、河神、山神等“神灵”的保佑，期望能得到救助的虚构幻想。

三、有限理性分析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不同阶段的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

1.灾时的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

灾害刚发生时，个人的心理反应是个人在自身安全、财产受到农业灾害威胁时产生的情绪状态，灾害的危险性和突发性要求个人立即做出某种反应，因而对个体的心理构成巨大压力，使个体被迫进入心理应急状态。再加上我国农村现实的情况，农户通常表现为灾害发生瞬间因强刺激而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恐惧、紧张、焦虑的心理和悲伤、抑郁、消极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即时理性,他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自己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通常表现为过度行为、情绪化行为、自私行为、迷信行为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致使部分灾民沉沦在愚昧昏迷的境域之中，对周围事物的认知程度极其有限，尤其是地处偏远的乡村，民众对许多自然现象暂时无法解释，认为在人世之外，还存在“自然神灵”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对基本伦理与社会规范的破坏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构成了灾民意识的基本特征。

2.灾后的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

当灾害结束后，农户的防灾行为逐步趋向理性。由于农户劳动力有限、经济力量单薄，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防灾工程建设，但是，农户会根据自身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禀赋情况进行最优化决策，以获取收益最大化。假定：农户用既定的收入I购买两种商品：防灾消费品Y和非防灾消费品N，Y的价格为PY，N的价格PN，XY、XN分别表示Y和N的数量，MRY、MRN 分别表示 Y和 N 的边际收益，R（Y，N）为农户的总收益函数，MRSYN为商品Y与N的边际替代率，则：PYxXY+PNxXN=I

农户灾后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取得MAX R（Y，N）值的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上式表示，农户在货币收入固定情况下实现灾后收益最大化的条件是：防灾投入和非防灾投入的边际收益之比等于其价格比，等于其边际替代率。此时各个变量的均衡值为：MRY、MRN、I1、I2、XY、XN，其中 I1、I2分别是均衡时用于购买Y和N的资本量，满足I1+I2=I。

（二）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有限理性程度分析。

虽然灾后农民心理及行为选择逐步趋向理性，但是正如前述，由于影响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变量较多，因此，其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必然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结果。根据影响的因素，其有限理性程度可以用灾害知识（U）、灾害经历（V）、信息的完全性（W）、环境的确定性（X）、防灾减灾手段（Y）、居住的区域分布集中度（Z）等变量来衡量（见*式）。

上式可以作为衡量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有限理性程度的一般函数形式。系数 a、b、c、d、e、f表示各个变量影响农户有限理性程度的权重，虽然很难得到其具体数值，但通常会随人力资本质量、信息、市场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而变动。至于随机变量ε,则是泛指那些决定或影响农户心理和行为有限理性程度的其他不确定性变量,如体制和政策变动、权威观念、社会习俗等等。

在（*）式中，F的值随U、W、X、Y、Z的值增大而增大。基于前述，V对F的影响会因人而异：对防灾减灾知识随灾害经历的增加而增加的人来说，F的值随V的值增加而增加；反之，F的值随V的值增加而减小。但F的值始终介于其最大值完全理性和最小值即时理性之间。

由于农业灾害爆发具有突发性、严重破坏性，农户在灾害发生到结束的短时间内通常是即时理性行为，此时F值一般较小。在灾害结束后的较长时期内，政府会做出较大的努力以协助灾后重建和恢复，比如防灾基础设施建设、灾害知识和防灾减灾能力培训、信息披露和资金支持等；同时,农户在灾后有更多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来认识和应对灾害。因此，农户灾后心理及行为选择理性程度会逐步提高，即F值逐步增大,到一定程度则可以看成是完全理性行为。

（三）有限理性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由于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灾害对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影响，最终会反映在农业生产上。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有限理性特征，决定了其对农业生产负面影响不可避免性。

一是预期收入降低，农业生产性投入减少，影响农村市场供需平衡。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入缺乏保障，部分农民不愿追加农业生产投资，或者转而从事非农投资。由于在农民的支出结构中，生产性支出占突出位置，农民消极对待农业生产的悲观心理，将会导致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供求失衡，加剧农村市场经济的波动，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消费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是短视性突出，增加了农业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灾害频发，使农民投入获得回报的风险增加，农民开始选择低投入或见效快的生产方式。例如，他们选择烧山垦荒，广种薄收，而不愿意增加投入用于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治理荒山，保护水土流失等。再如，不愿选择有利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永续利用的科学种养方式，而是大量使用化肥和有毒农药等，不但降低了农产品质量，同时，也会减少生物的多样性，甚至会杀死害虫的天敌及其他有益昆虫，破坏了生物链，加剧了来年病虫害的发病几率。[3]

三是在灾害的推动下，农民非理性弃农外迁现象加剧。在灾害影响下，农业生产风险增大，农民对从事农业生产失去信心；同时，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恢复正常生产的资金不足等，进一步刺激了农民弃农务工的心理。其中，有不少则是农村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这种自然灾害推力作用下的农民非理性外迁，导致农业生产人力资源更为匮乏。

四、提高有限理性程度增强农民防灾减灾能力的对策

（一）强化各级政府对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规律的认识。

各级政府在农业防灾减灾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不但要重视农业灾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要把了解农民灾害心理和行为选择的动态变化作为重要任务来对待，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正确引导，尽力研之所需、之所欲，更好地在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4]针对农户短期防灾行为的短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防灾减灾行为的正的外部性，政府应该采取合理的政策纠正农户短视行为和引导农户增加可持续性防灾减灾投入。

（二）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灾害意识。

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树立灾害意识，提高农民的自我防灾能力，千方百计地减少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一是通过新闻媒体，专题讲座和举办专栏等广泛宣传突发性农业灾害知识；二是通过防灾减灾培训和教育，让农民从心理上认识灾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引导其树立科学的灾害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三是让农民认识到农业生产与环境息息相关，引导农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四是让农民科学理解农业灾害，认识灾害的“双刃性”，树立新的防灾减灾观。

（三）搞好灾时心理救助。

针对灾害发生后短期内农户的非理性心理及行为，应该采取适当的心理应急措施：心理救援人员要及时地到达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一系列心理疏导，鼓励受灾者表达出自己的痛苦之情，让灾难引发的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得到充分宣泄，抚慰受灾者的创伤心理，唤起农民积极抗灾救灾意识，提高救灾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心理伤害，减轻受灾者的痛苦，控制灾害心理的进一步扩大和扩散，为灾后的心理恢复、心理重建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防灾减灾中的积极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灾害防御过程中可以起到组织、带头、示范作用。例如，通过鼓励农民采用抗病良种，推广控氨增钾技术，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和栽培管理，从源头上防控生物灾害，让农民认识到科学防虫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其防灾行为更为理性。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可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优势，适时组织农民投入到防灾减灾活动中去。

（五）将防灾减灾行为正外部性内部化，激励农户加大投入。

农民的可持续性防灾减灾行为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对此，政府要针对农民灾害心理及行为选择的有限理性，利用法律、政策、管理、经济等手段，引导和支持农户加大可持续性防灾减灾的投入。如在经济上对农户可持续性防灾减灾投入进行补贴，在法律上对农民可持续性防灾减灾投入形成的物权予以保护等。通过将农户的可持续性防灾减灾投入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为对农户的补偿，提高农户增加防灾减灾投入的积极性。

[1]朱晓华.我国农业气象灾害减灾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3，（4）.

[2]刘荣茂，冯荣伟.农民对农业自然灾害和农业保险认知情况的调查分析[J].灾害学，2006，（3）.

[3]叶正伟.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影响的态势分析及对策研究—以苏浙皖旱涝灾害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6，（4）.

[4]马德富，刘秀清.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及防灾减灾对策——兼论发展防灾减灾农业的新视角[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9）.

F325.15

A

1003-8477（2010）03-0076-03

马德富（1971—），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所助理研究员。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7（160）

责任编辑 郁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