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四章 医事管理

第一节 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药的斗争

19 世纪中叶，西方医学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地传人我国，丰富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内容。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上的结合，本应起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当时医学界的少数人缺乏历史唯物观点，错误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应当取缔”，而当政者又支持这种错误的观点，从而严重地限制了中医药的发展。北平地区中医药界的先辈们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和全国中医药界人士同道一起进行了艰苦的抗争，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这些活动对中医药学延续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北洋政府时期北平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药的斗争

北洋政府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受到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局不稳，经济极度落后；二是受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医学冲击，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观点，而政府当局极力支持“废止中医”的观点。此段时期，中医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本就很少的正规中医教育机构没有了，原有的中医医疗机构停办了。作为受北洋政府统治的最近地区“天子脚下”——北平则是受影响最深重的地区之一，当时的两大中医医疗机构内城官医院、外城官医院以中医为主的医疗逐渐被现代医疗所取代，分布于大街、小巷、家室的诊所开业也受到限制。“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医学是延续、发展还是取消”是当时每个中医从业者和爱好中医的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北平地区的中医先驱们作出了最坚定、最明智的选择：中医学要延续，要发展，国粹坚决不能丢！他们通过联合请愿、坚持用中医药诊疗疾病，与废止中医者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1.北洋政府的中医政策引发的抗争

（1）北洋政府颁布取消中医发展的教育规程

自甲午战争以后，很多人认识到学习先进文化的必要性，中国的留日学生逐渐地增多，思想文化领域也广泛地吸收了经日本译介的西方文化。进入20 世纪，留日学生返国者较以往更是与日俱增，对国内政治生活及中医学的影响也随之增加。此时，中国医学界有人提出了“改良医学”的口号，由此形成了“保存国粹”、“废止中医，全盘西化”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北洋政府则是“废止中医，全盘西化”的支持者。1912 年7 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并于1912～1913 年参照“废止皇汉医学”推行西洋医学的学制，无视祖国医学优秀文化遗产——中医学的存在，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

1912 年7 月10 日～8 月10 日，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到会议员80 余人，提案92 件。同年9 月3 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1912 年11 月22 日，北洋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第25 号令《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该规程强调：“医学专门学校以养成医学专业人才为宗旨。”“本科修业年限为四年。”“凡公立、私立医学专科学校，除遵照专门学校令及公私专门学校外，概以本规程办理。”“医学专门学校应设备各项实习室及应用图书器械标本等。”具体学科安排为：“学科设德语、化学、物理学、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组织学、胎生学、生理学、医化学、卫生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病理解剖学、药物学、诊断学……”基础医学以下并设临床各科及实习科目共48 门。《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第26 号《药学专门规程令》学科共计有德语等31门，医学、药学两学科均缺中医、中药，把中医、中药两门课程完全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

我国教育立法虽取法日本，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各县医学校仍设中医一科，而非完全取缔，而北洋政府所颁布规程则采取取缔的措施。

（2）北平中医界的各种抗议活动

北洋政府的教育政策立即遭到北平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医较多的内城官医院反应尤为强烈。据冯晓华老中医口述，当时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的袁鹤侪中医师曾联合十几人上书教育部表示反对，要求医学专门学校增设中医课程，其老师王可晓曾是联名人之一。但由于影响较小，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北洋政府的错误政策反使北平中医界人士加强了联系，他们到处奔走相告，及时传递信息，相互支持鼓励，并及时把活动情况通报全国各地中医界同仁，希望得到支持，当时恽薇荪、赵文魁、陈春园、易炳如、马绍高、袁鹤侪、王清泉、吴焕臣等中医从业人员是最积极的活动者。

北洋政府不但在教育方面反对中医药的传播，还多方面限制中医药的发展。1913 年10 月，北平开业中医派易炳如、全诚斋等为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准予北平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等以“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为由，决定废止中医开业和废除中草药，不予准许。北平政府这一决定立即遭到北平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代表们立即行动起来，先传告中医、中药从业人员较多的内城官医院，再将这一消息通报各大小中医医疗诊所，中医界群情激奋，他们纷纷表示抗议，并联合了中药界北平同仁堂、西鹤年堂、长春堂、乐仁堂、万全堂、千芝堂、德寿堂等在北平地区影响较大的中药机构。中医界历来门派林立，各执己见。而此时，中医界多年的门户之见消除了，彼此间的沟壑好像很快填平了，多年的异己开始了联系继而又变成了朋友，中医、中药界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他们一致表示要上书抗议、请愿，联名上书请愿签名的中医、中药从业人员达到100 多人，当时所有联络上的知名中医（如赵文魁、刘惟一、易赞庭、袁鹤侪、萧龙友）都签了名。

北平中医药界人士不但在北平举行抗议活动，还迅速地将教育部漏列中医事件传布到全国其他地区中医药界同道。全国中医药界人士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地作出了与北平地区相同的反应：“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课目，弃圣经若敝屣，视吾辈若赘施，是可忍，孰不可忍。”北平地区中医药界和全国各地中医药界联系，准备举行联合抗议行动。

2.北平中医药界对北洋政府的请愿活动

北平中药医界的抗议行动后来融入了全国的抗议活动之中。1913 年10 月，上海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联合19 个省、市的中医药界同业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北平市中医代表占主要代表7 人中的3 人，他们是恽薇荪、陈春园、易炳如，药业代表则主要是北平药业同仁堂、西鹤年堂的代表。

1913 年11 月23 日，全 国19 个 省市的中医药界请愿代表到京，北平中医药界人士除派代表参加外，还积极地与代表团配合，组织中医界联合请愿签名、张贴海报，参与编写审定请愿书（具体秉笔人为李晋臣太史暨徐相宸），组织接待各地来京请愿代表，负责请愿活动中与各地的联络，直接递交请愿书向北洋政府当局请愿……

请愿书由上海代表余伯陶最后审定。其标题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中医、药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请愿书大意为：中医药数千年的历史功绩人所共睹。民国建元以来各项事业多援西方以自强，但政府所订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并非我国“医学之不善”，实由当局者之偏见和立法失误。医药健身乃强民的要素，关系国计民生。政府如欲迅速整顿中医药则可，取缔中医药则万万不可。

请愿书从五个方面说明必须提倡中医药的理由：一是从学理上中医、西医各有短长，应相互淬沥，不可废除中医的经验。二是从体质上中、西两方人种族不同，禀赋悬殊，疾病的防治也不尽相同，不可一味照搬西方医学。三是从心理上民间相信中医者多，求治于中医者多于西医十倍，“政策决策，当视民心之向背”。四是从国情考虑，若重西医、西药，则需要十万以上的西医及年数亿元的西医费，此项巨款，按我国当时的状况绝难筹措。五是从当时国家财政状况考虑，中药资源丰富，每年外销至少四亿元。若倚重西医，则所有西药全部依赖进口，中药弃而不用，商民及国家利益受损。

请愿书呼吁政府统筹全局，除已颁布西法学校规程外，再制定中医药科目，另颁中（医）学医、中药专门学校规程。“一方以西法补助中学，一方以中学补助西法，相辅而行，互为砥砺，可以富国，可以强种，实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请愿书最后列举了8 条具体措施：①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②开设中西医并重的医院，以便中医、西医交流；③分设补习学校，培养预科人才；④制定诊疗程序，常规，删补丸、散、膏、丹各种药品，收藏常规中药；⑤设立医药藏书楼；⑥建立国药药品陈列所；⑦建立药品化验所，实验室；⑧编辑医学报刊等。

“医药救亡请愿团”的请愿书由北平代表恽薇荪递交给当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但汪大燮坚拒不纳，代表们义愤填膺，只得重抄一份，送交北洋政府国务院。

“医药救亡请愿团”在北平请愿期间，北平中医药界人士积极地配合行动，把请愿的有关情况及时地向全国中医界人士通报。这些抗议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广州九善堂七十二行商、香港“药材商行”均致电北洋政府表示抗议。

民国政府政局不稳，教育总长汪大燮任职时虽执政不足两年的时间，已接连换几届教育总长。1912 年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教育次长，1913年9 月1 日任命汪大燮为教育总长。

请愿书递交一个月，1913 年12 月29 日，汪大燮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平医学会代表时对代表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汪大燮的发言立即遭到北平及全国中医人士的更强烈抗议，当时上海的中医杂志《神州医药学报》记述了这方面的部分信息，中医人士沈智民在《论教育部废弃中医，不用中药之谬妄》一文中，谈及中医界人士得此消息后“不觉仰天跄地，呼号大叫，骛心动魄，若病若狂”。痛斥汪大燮把我国历代医药家所发明的精深医理悉数废弃，并指责政府把医药看成“小道”，不加重视，听任庸流混杂，阻挠中医的进步。北平中药界有署名顽铁的发表感言：追溯我国民族自古至今，传衍数千年，岂非中医保存之力？如说中医、中药不符合潮流，则为什么洋人搜罗吾古医学书籍，不惜巨资且携以回国？若谓大黄无效力，则为什么每岁输出大黄数百万？该文章也表明：中医药界确实存在较深的旧习惯势力，政府若能“考选之，改革之，取缔之，此政府之责也，吾侪之所乐从耳！”但现在却不论是非，将全部中医、中药废弃，这是因噎废食。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不知汪总长抱何种方针，何种计划？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洋洋之尤者’。这不仅使医药界受害，且有损于国人的健康。”

3.中医药界请愿活动的胜利

1913 年1 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类分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之科目，共计51 门；药学之科目，共计有52 科，仍没有把中医中药学科列入。这更激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广东、南京等地纷纷发电表示抗议，并利用报纸杂志进行宣传，抗议活动在不断地扩大。

全国的抗议活动像一股股激流在各地涌动，北平则是这一股股激流中的漩涡，北平地区中医药界人士又是这些激流中的主流之一。一股股激流形成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虽然水势不大，没有形成波澜壮阔的宏伟局面，但持续不断地向前流动，推动着当时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执政轴心——北洋政府，要求北洋政府：中医中药不能废弃，中医教育仍要延续。

在北平等19 个省、市中医、中药界人士的请愿和抗议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了让步。1941 年1 月汪大燮的一段议论已有了部分松动：“按日本明治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

1914 年1 月8 日，北洋政府在北平及各地中医、中药界人士抗议活动的压力下，函复了“医药救亡请愿团”的请愿书：中国医药学自黄帝、神农以来，历代都有许多名医，治疗过许多重病，活人不少。如能沟通中西，以科学方法研究古代医书，在医界必将有更大造诣。你团研究之心，用心甚善，惟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是讲课的都要以最新学说为标准。故本部所定医学专业学校课程，从解剖、化验入手。此项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公决，并延聘医学专家详细讨论，始行颁布。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合乎世界化之趋势，使检疫卫生诸政，可以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各节，事关内务行政，须候内务部指示。国务院于1 月26 日也发了正式复文，开始一段与教育部复函大致相同，接着陈述：部定的医学课程，专取西法，可以不至于走歧路，所以只能先其所急，不能兼采中西两法，并无废弃中医的意见。“来呈陈述理由五点，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事也具有条理。除限制中医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准予分别筹办。望随时呈明当地行政长官，俾资考查，而便维护。”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基本答应了“医药代表请愿团”的要求，虽则对中医药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并肯定了中医药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

以后，教育总长又几易其人，“1941年2 月20 日汪大燮免职，特任严修为教育总长。严修未到任之前由蔡儒楷暂行署理，同年5 月1 日又特任汤化龙为教育总长。1916 年4 月23 日特任张国淦为教育总长，同年7 月12 日特任范耀濂教育总长。1921 年12 月25 日特任黄炎培为教育总长，黄未到任之前，特任齐耀珊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虽经连续改换，但在北平及全国各地中医药界的强烈呼吁下已逐步向中医界让步，1915年上海丁甘仁设立上海中医药专门学校呈文内务部立案获准，1917 年广东卢乃潼赴北平递交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立案申请书亦获照准。上海、广州两地申请办学的立案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各地中医药界人士继续作不懈努力。1922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医改进社等民间教育组织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后人评述：“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11 年至民国15 年（1922～1926）之交，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1925 年10 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长沙决议：将中医划入学校系统。这些均不同程度地表明，中医药界的请愿和抗议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