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宾塞

为了在适应新兴经济体需求的同时兼顾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汇率并非自由浮动,而是根据平衡国内增长和全球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

2008年危机爆发前,IMF的境况可谓江河日下。低迷的贷款需求使IMF银根颇紧。亚洲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对IMF失去了信任,十年过去了仍然如此。IMF研究团队仍属高端,但IMF银根收紧使它们也面临着被裁撤的风险。

危机一来,形势一下子倒转了。很显然,在应对危机导致的不稳定上,IMF仍起着关键作用。不但如此,由于IMF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专业经验,其一举一动在全球合作解决经济和金融问题时显得至关重要。

如果各国不能精诚合作,全球金融体系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不稳定,走上不可持续、最终趋于毁灭的道路。眼下,我们就在经历这种不稳定。在最近的全球金融激变中,资本流发生了迅猛剧烈的变化,导致信贷、融资和国际收支问题频出,汇率也变得极易波动。如果坐视这种情形不管,许多国家都将受到严重冲击。

金融体系需要贷款和资本流的断路器,把波动性降下来,使整个系统融资渠道畅通。资金充沛的IMF应成为中流砥柱,防止信贷冻结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大面积经济伤害。

IMF的灵活信贷安排项目起到了这一作用,但该项目目前仅对信用评级为AAA级的国家适用。

与此同时,虽然合理应对危机的机制非常重要,但仅凭这一项还不够。在大规模全球合作这一问题上,IMF也扮演着中心角色。

全球经济日程上最重要的事件——再平衡和重振全球需求——也是合作问题。危机导致美国过度消费突然减少,使得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大大增加。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再平衡计划,经济增长不可能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就业状况也不可能获得持续性地改善。

政府刺激计划提振需求的能力有限。全球经济需要盈余国家持续增长、削减过度储蓄,两者都不太容易。同时,也需要赤字国家开展和实施可信的包括结构调整和财政整合在内的增长战略。

目前,G20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主要目标设置和决策机构。危机清楚地显示,主要发展中国家已经崛起,不可能在寻求全球合作结果时将它们排除在外。危机也使大多数人相信,非合作结果对增长、稳定和可持续性来说,可能并非最优选择,其效果远次于合作结果。G20可以弄清楚什么是合作所需要的东西。但要行使这一功能,IMF是不二之选。

G20推出了一个“相互评估程序”,这是再平衡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这一程序,增长合作战略的各个部分得以被识别、评估和组装。

再平衡并不是合作的惟一目标。国际汇率体系至少已经部分地解体了。老机制——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和资本开发,而发展中国家将通过资本管制限制汇率波动并囤积外汇储备作为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只有在新兴市场系统影响力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运行。

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主要新兴经济体由于实现了快速增长,规模和影响力已逐渐扩大,而发达经济体则经历了长期的增长放缓,这使得扭曲和分配问题日渐突出。

为了在适应新兴经济体需求的同时兼顾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汇率并非自由浮动,而是根据平衡国内增长和全球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IMF有威望又专业,理应在新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在欧洲,IMF已经在与欧盟展开合作方面起到了建设性作用。在亚洲,IMF领导层也在努力修复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IMF的资金要比危机前充沛得多,其治理结构也在改变,新兴市场成员将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IMF所需要的。惟其如此,它才可以其独一无二的地位支持全球合作。如果没有IMF,G20将沦为茶话会,徒有美好的愿望而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实现它们。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