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东

以煤为主的经济模式改变了山西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生态,而要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却不单是改变经济结构就能做到

山西刚刚恢复的经济增长可能再次被暴风骤雨式的“关停”所阻断——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的名单上共有2087家企业,山西以226家位列第二。

这已不是山西第一次和中央出现政策背离。从焦化产业改造遭遇国家环保政策制约,到煤炭产权制度改革遭遇国家大批关停小矿,每次,山西都在煤焦领域跌大跟头。

这一切都源于山西“以煤为主”的经济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其经济最受制于市场之变以及政策之变。

经济大起大落

在一个煤炭、焦化、冶金、电力等与煤相关的行业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80%以上的经济结构之下,调整产业结构谈何容易

2009年,在金融危机以及煤炭资源整合的双重打击之下,山西成为惟一没有“保八”成功的省份——GDP仅增长6%。山西很多退休老领导为此扼腕不已,专门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声称山西是“只要安全,不要发展”。

去年冬天,山西蒲县一位官员直言不讳,现在他们连发工资都困难。政策性关闭的矿井的遗留补偿,也因县里财政困难而无法落实。

陷入财政收入困难的不仅是蒲县。山西91个产煤县,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煤炭,其中36个国家级重点产煤县,财政对煤炭的依赖达到了70%以上。

“以煤为主”的经济模式让山西深深体会到了大起大落的悲喜。

“十五”期间,山西的高速增长来自于煤炭产能的迅速扩张以及煤炭价格的高涨。

从2001年下半年以来,借助整个重工业的拉动,山西以势不可挡的态势位居全国前列,尽享煤炭红利,开悍马、包二奶的山西煤老板形象也不胫而走。

与山西煤老板齐名的是山西的矿难,连绵的矿难让全省一度陷入“一人有病全省吃药”的停产整顿怪圈,从2004年开始,山西煤矿生产基本没有正常过。山西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临汾因频发矿难,成了官员的滑铁卢。

改变“一煤独大”,调整产业结构成了山西的重中之重。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在一个煤炭、焦化、冶金、电力等与煤相关的行业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80%以上的经济结构之下,调整产业结构谈何容易。

“在现有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速越高,结构重型化、不协调、不安全的问题越突出,发展的成本、代价和难度都在增大。”7月29日,刚刚履新的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山西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如此表示。

过去,主政山西的官员大部分是挖煤出身,有一种天生的煤炭情结。“有时产业结构调整好比挖祖坟一样难”。在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山西已经将能源重化工基地等同于山西的发展战略,结果导致发展道路“越跑越窄”。

如何避免受制于人的困境?在山西的逻辑中,掌握定价权、延长产业链成了不二法门。2007年,山西甚至发起了一场内部讨论,究竟山西煤炭产量应该限制在7亿吨还是8.5亿吨。正如学者们指出的,山西的特殊性在于,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初级生产资料的提供者。在周边省份诸如陕西、内蒙古煤炭产量的重压下,控制定价权的想法最终落空。

山西最终还是选择了充当中国锅炉房的角色。

煤炭何以独大

除了那些在这波煤焦行情中大获全胜、原始积累完毕的煤老板,煤炭并未拯救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

山西的能源基地之路与改革开放同步,起始于1979年。此时山西的煤炭产量刚刚超过1亿吨。次年5月,《人民日报》的社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成为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标志。

当时山西省报送国务院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建设规划的草案,规划时长20年(1981年至2000年)。200多个国家机关、省内外部门和1400多名专家、学者,最终给山西出的主意是——“把煤炭资源开发摆在首位”。

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领导号召煤矿建设要“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之时,山西几乎处处挖煤。以晋城市的阳城县为例,各个乡村、个体户联办煤矿纷纷开业,仅1984年、1985年两年,开工新建的矿井就达到了53座。当地一位老资格的煤矿监管官员说,这些煤矿很多都是在没有地质资料、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的。

30年间,山西如同吸食煤炭鸦片一样,愈发离不开煤炭。不管是“依托煤、开采煤、延伸煤”,还是发展焦化产业,山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始终是煤炭。也正是这种以煤为纲的策略,山西轻重工业连续失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山西起步发展能源基地之时,其轻重工业的比例基本在7∶3左右,但是到了2006年,能源原材料工业就达到了83.02%。机电、食品、纺织、建材的比例分别萎缩至6%以内,有的甚至不足1%。

可以说,轻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山西的经济也由此走出了一个奇怪的曲线低——高——低——高,这几乎与煤炭价格的轨迹一致。

眼见挖煤并未从根本上强省富民,1999年,山西在运城召开调整产业结构(下称调产)大会。决定“以发展潜力产品为切入点,以培育一增三优(新经济增长点、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优势企业)”。然而2001年下半年开始煤炭高涨,调产迅速让位于煤炭生产。

除了那些在这波煤焦行情中大获全胜、原始积累完毕的煤老板,煤炭并未给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带来更好的回报。2009年,山西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997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244元,分别排全国第23位、22位,数量和增速在中部均排末位。

记者曾以山西一煤老板为例给当地官员算了一笔账,这位煤老板每年煤炭分红有48亿元,如果以山西居民平均年收入1万元计算,一个普通山西人,要48万年才能赚到这位煤老板一年的分红收入,相当于要从“北京猿人时代开始赚钱”。

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滞后,以煤为纲的产业重型化,经济发展的高额代价,山西似乎找不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日前,山西再次在全省范围内提出转型发展。笔者注意到,尽管此次转型要求“由传统产业一枝独大向多元发展转变”,然而在长久以来形成的以煤为主的经济结构下,基本还是在煤焦产业链上延伸。

正如山西一位官员所说的,对于目前的山西而言,山西的优势在煤,山西的潜力和希望也在煤。转型不再仅仅是调整产业结构,而是如何发展。这和上世纪末山西调产又是何等相似。

生存环境代价

水质污染之外,让更多人提心吊胆的是频发的地质灾害

许多人记得这首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现在,这种景象几乎绝迹。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建国60年山西重大成就与思考”的课题研究表明:山西每挖一吨煤损失的水资源为2.48吨。若按这一数据,即便以每年6亿吨的产量计算,山西每年水资源的损失量都在15亿立方米。

以曾经闻名于世的晋祠大米为例,以前晋祠一带稻田连片,“晋水源流汾水曲,荷花世界稻花香”,然而,由于矿产开发以及地下水位直线下降,晋祠大米成了记忆。2000年以后,山西近70%的地表水属于重度和严重污染。

水质污染之外,让更多人提心吊胆的是频发的地质灾害。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有关部门调查,山西煤矿矿区面积累计达8000平方公里,采空区面积就达5000平方公里,其中因采煤引起严重地质灾害的区域近3000平方公里,次生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个自然村,涉及95万人。

今年4月,笔者在大同遇到曾经在场西沟煤矿上班的矿工老王,他说现在煤矿也没了,地也陷了,家里也不敢盖房子。自己的二儿子到现在都没娶媳妇——没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中午的阳光下,老王在山谷间放着牛,不远处是正在钻探的一口探矿井,据说已经打下了300米。老王焦急地寻找着牛,“千万别跌进采煤地陷的窟窿里”。

在汾阳,“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汾酒厂已经在一片焦化厂的包围之中。焦化厂周围刺鼻的硫磺味令人窒息。更甚者,矿区里小狗的颜色都分不清楚,厚厚的粉尘让这些动物尽丧其本来面目。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主持人问临汾的一个小孩,“你见过星星吗”,对方摇摇头。污染最严重的临汾,晨练的老人们甚至带着口罩。临汾曾位列全球九大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空气污染使山西各类呼吸道疾病、肺癌、哮喘等发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走出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创新发展的路子》一书援引的数据显示,山西新生婴儿的缺陷率为181人/万人,矿区则高达400人/万人,大大高于全国水平。同时近年来山西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20世纪70年代上升了30%-50%。

以生存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以一辆辆拉煤车耗费的石油换取另外一种资源——煤炭,山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缓慢增长。2006年,中科院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将山西的区域环境水平排在全国倒数第五,区域环境支持系统排在全国倒数第二。

社会生态之变

以煤为主的经济让曾经风行的“重商立业、艰苦奋斗、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迅速陨落,只留下一个个深宅大院

很难想像,在一个文化底蕴如此之深的地方,煤炭如毒液一样浸入到骨头里。这种毒液,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环境生态,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这种改变首先从公权力开始。今年2月,记者在山西原平采访时,一个“挖明煤”的老板说,一个地方的私挖乱采要想表面合法化,必须摆平派出所、国土所、乡政府、市公安局“打黑队”、矿区农民和诸多假记者。

要摆平这些,有的要让这些单位入干股,有的则要用钱开道。最为可笑的是,记者在原平大牛店的神山村发现,该村村民多姓贾,大家见面都以“贾(假)记者”调侃。这个村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假记者村。

很少有人发现,当资源成为一地的主导产业之后,这里的社会秩序也在改变。

2009年,发生在吕梁白家峁的“10·12”血腥冲突就是矛盾集中化爆发的一个体现:煤矿“护矿队”围殴了当地林家坪镇白家峁村村民,致4人死亡、14人受伤。最终煤老板在巨大压力之下自杀。在白家峁村民的眼中,讨要煤矿产权身亡的村民就是“新吕梁英雄”。谁曾想到,当年作家马烽、西戎合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的吕梁气概会以这样的方式被继承。

在煤老板们的眼中,煤挖出来,并不意味着一切大吉。只要煤车一上路,一切与煤相关的部门都会出现,以致拉煤大车司机瞬间陷入“天罗地网”之中。

以治理超载为例,在山西煤炭外运最火爆的时间,纪检委、纠风办、交通局、公路局、交警队、运管所都在涉足路政。原大同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长郭亮曾公开称,“交警支队一年给财政交了4000万。”郭亮2006年7月落马后,大同交警支队门口聚集了许多司机集体燃放鞭炮,宣称“送瘟神”。

民间曾流传一个故事,山西省一位省级领导,在一次视察中,被拉煤的大车堵在公路上动弹不得,于是号令全省治超。在晋煤外运中,38万辆货运车辆弥补着铁路运力的不足。这场发轫于2007年12月的治超行动,有400多名干部因治超不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一名县长也被免职。

在山西的二级公路上,你会发现一个独特现象,一般拉煤车会三五结伴而行,谙熟内情的人说,这是为了在面对交警队时,大家被统一罚款,可以降低“处罚成本”。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煤炭运销火爆期间,村民和交警们在临汾市的一煤检站甚至上演了一场“交换俘虏”的大戏。村民用三轮车拉黑煤,交警予以查处,结果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拦扣交警队自己入股的大型黑煤车。双方都扣了大量煤车,最终协商的办法就是,“相互放行,互不干涉。”

为了节省成本,有的煤老板、焦老板选择火车皮运输,结果他们发现陷入了更大的漩涡之中。

在焦炭的铁路运输中,首先困扰焦化企业的是“户口”。据焦化企业透露,开户要经过地方部门、铁路部门七八道手续。一个“户口”办理下来需要费时1年到2年,一套手续需要花费巨额“灰色支出”。

在取得“户口”之后,企业才根据每个月的运量申请车皮计划。在市场行情不太好的时候,要取得一列裝载3000吨的火车需要支付的“黑钱”大致在几万元,车皮紧张的时候,需要支付十多万元。

在车皮的获取中,还存在大量的中间环节。比如,中小型焦化厂如果要走火车皮必须要通过铁路部门指定的代理公司,他们负责联系车皮、计划。这些代理服务公司收取延伸服务费每吨十几元。

权力寻租无处不在的商业化,让曾经风行的“重商立业、艰苦奋斗、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迅速陨落,只留下一个个深宅大院。

山西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感叹,目前新晋商没有核心价值观,无领军人物,无群体形象。“只要挖出煤就是钱,煤老板已取代了晋商形象。”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没有人能说得清,在这条畸形的煤炭产业链上有多少寄生虫,只要煤矿一开,这些寄生虫都会蜂拥而来。而在这场煤炭盛宴中,社会公共秩序正在发生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