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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生态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影响

2010-10-19

关键词:要素行政政治

安 亮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生态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影响

安 亮

作为行政生态系统中的三个核心要素,经济生态、政治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系统与行政系统所进行的互动,深刻影响着政治及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良好的行政生态环境愈加显得重要。为此,分析行政生态与行政系统的互动理论及当前我国行政生态建设的实践情况,明确建设和谐行政生态系统的具体措施和重要意义。

行政生态;行政系统;互动影响

一、行政生态研究的发展

(一)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

里格斯将生态行政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行政学分支学科。”[1]他将行政生态学的研究扩大为大系统下对异国行政与其外在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单纯的组织系统内的研究,而是跳出组织之外的大系统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只有以生态学的观点,以及从非行政的因素去观察,才能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和行政。”[2]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的核心在于它结合对传统泰国、现代泰国、菲律宾以及美国等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 “融合-棱柱-衍射的行政模型”。在这一模型中,里格斯提出当今世界存在三种基本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型社会。他认为,农业社会即融合型行政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社会结构是混杂的,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立法、司法、行政更是混为一谈,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工业社会即衍射型行政模式,这一模式下的社会分工明确、层级清晰,各部门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行政效率较高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过渡社会即棱柱型行政模式则处于两者之间,属于过渡状态。此外,里格斯还以光通过棱柱体作比来解析三种不同行政模式下社会形态的差异。

(二)行政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

自行政生态理论提出以来,国内涌现了很多关于这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当前国内关于这一理论的探索主要立足于对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和中国本土化等几个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的《行政生态分析》(1989)、台湾学者彭文贤所著的《生态行政学》(1988)等。但较之其他行政学分支理论,当前国内关于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尚显不足,不仅学界鲜见这一理论的专著问世,关于行政生态理论的文章也大多着力于对理论本身的叙述和分析,本土化的行政生态学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当前各层次的行政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呼唤行政生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尤其是本土化理论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尚浅,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有鉴于此,这一理论的研究对于处于改革期的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行政生态的内构要素系统

里格斯在他的行政生态理论中着重分析了他认为最主要的五种行政生态要素,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构架。他以泰国、菲律宾和美国分别作为融合型行政模式、棱柱形行政模式和衍射型行政模式的典型代表,并结合不同的模式特点对这五种主要行政生态因素与行政系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表1)。综合表1分析,经济要素系统、政治要素系统、文化要素系统是构成行政生态的核心要素系统。

经济要素系统主要指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并能对行政系统产生影响的各种经济要素的集合体。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经济要素系统往往决定着所在社会的政治形态、政治规模、社会发展程度以及未来趋势等。因此,要研究某一社会的行政系统的发展情况,必须了解与该系统相关联的经济生态环境,只有建立在对该系统外在经济要素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够对行政系统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一般地,经济要素系统被划分为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体制等,这些要素共同组成经济要素系统并对行政系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表1 五种主要行政生态因素与行政系统的关系分析

政治要素系统一方面与行政系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行政系统本身而独立成为一个重要的要素系统。一般地,政党政治、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及公民社会等被认为是政治要素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这些组成部分中,政党政治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多表现于执政党的施政方针及与在野党的关系互动。而现代政党体制的建立也被认为是现代与传统政治体系的关键区别[3]。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实际运行情况则更为直接的影响着行政系统的层级模式、科层关系、运行方式等。换言之,行政系统可以看作是执行过程中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两者的关系甚为紧密。

文化要素系统作为一种软性的系统,其对行政系统的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但影响深远的。行政文化是与行政相关的文化,它包含人们行政行为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等。具体来说,包括人们的行政观念、行政意识、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心理、行政原则、行政价值、行政传统等。同时,行政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行政文化系统对于行政行为、行政观念及行政体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官场文化”、“政治酒文化”以及大家所诟病的“吃喝风”、“送礼风”等等,都是行政文化或是政治文化某一方面的表现。这些文化作为行政文化的一部分,对政府的行政方向、行政效率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观念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整肃不良行政文化、养成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不仅对于行政系统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行政体制及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

三、当前我国行政生态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影响

(一)经济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首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存的状况要求行政系统必须同时适应两种类型产业的共同发展。针对当前国内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与人均水平失衡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速度与居民消费能力增速不协调问题等,行政系统一方面要在现有条件下继续推进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必须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等,运用复合型政策工具及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改善这些制约经济发展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不良因素。

其次,国有经济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对行政系统的影响。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也在这一结构和模式下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的经济生态环境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国企改革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对于“非公”经济的认同度和支持度要继续增强,政企分开等举措仍需继续有效实施。这些都需要行政系统的有效配合,特别是在涉及行政系统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必须要坚定改革的立场,扎实推进改革进程。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仍须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但这其中表现出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诸如价格双轨制、国内市场的分割性及垄断行业暴利现象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就要求相关行政系统必须坚定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完善各级各类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同时对于部分行业加大整改力度,使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第四,针对国际方面的经济问题,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应对,增强民族自主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应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积极诉求国际组织,贯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搞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二)政治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其一,政党制度对于一国行政系统的构建、发展、改革以及完善全过程都起着先导性的作用,无论异构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现代政治实践表明:一方面,政党一旦产生,就必然要对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政党也要依靠行政系统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4]。

其二,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程度和社会流通性的发达程度也是衡量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的社会团体,其中既包括官方性质的社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如工会组织、妇联组织、行业协会等),也包括许多非官方性质的民间团体(如民间NGO、NPO等)。这些组织在其所在的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些社会团体甚至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准行政领导机构”。同时,一些因共同的利益需要而组成新的利益集团,也采取多种方式对方针政策、纲要规划、法规制度的制定施加影响,在部分领域则表现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博弈。因此,行政系统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利益团体的力量和影响,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提高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素质,避免出现行政系统演变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使得政府决策的利益代表向度发生偏转。

(三)文化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首先,行政文化生态的建设重点是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大对和谐文化的建设力度,为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行政系统应当在和谐的行政生态文化氛围中发展,对于那些行政改革中出现的许多消极因素,更应该充分利用行政文化生态系统加以改造,使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扎实推进。针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破坏改革和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在大力宣扬和谐文化的同时,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影响,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有利于改革发展的和谐文化氛围。同时,行政系统自身要加强内部建设力度,以身作则地进行组织和谐文化建设,在行政文化生态的和谐建设中做出表率。

其次,行政公共关系文化也是文化生态重要部分。政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领导者和示范者,必须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而公共关系文化在这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本世纪初的SARS危机、松花江水污染危机及其他一些危机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公共关系能力对于危机的处理往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行政系统自身必须加快行政公关文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大政府决策的公民参与力度,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建立健全民众监督机制,真正以人民公仆的形象和心态服务于民,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的目标。

第三,在行政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行政运行文化的作用尤为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道德自律等仍是必须深入解决的影响政府改革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依托于行政文化的正确引导和规范。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包括行政人员自身素质在内的行政运行文化建设,而要真正做到行政运行文化良好和谐,必须使政府部门的依法执政与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相结合,实现依法行政与依德治政的有机融合,从制度层面和个人层面双管齐下,这样就能够避免由于制度漏洞或执行不力带来的行政运行无效率。

[1]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台北:三民书局,1988:19.

[2]里格斯.公共行政比较研究的趋势[J].国际行政科学评论,1962(2).

[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84.

[4]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69.

B822.9

A

1673-1999(2010)08-0004-03

安亮(1984-),男,黑龙江鸡西人,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200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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