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丹丹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TEM8翻译策略的有声思维研究

陶丹丹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采用有声思维实验考察英语专业八级翻译过程的策略使用情况及其与成绩的关系。结果表明：“回译”和“重组译文”策略在英汉互译过程中都未被使用；“释义原文片段”策略在汉译英时明显比在英译汉时使用频繁；优、良、合格组在策略使用量上呈递减趋势，且在“句法重组”、“进行言外判断”、“接受直觉判断”和“筛选备选译文”这四种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它们与语篇、语境和语感有关，并对成绩有显著的预测性。

翻译策略；有声思维；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一、研究背景

翻译策略可以从文化和认知角度加以界定。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策略包含两项基本任务：选择有待翻译的外语文本；发展翻译该文本的方法。这两项任务由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决定。翻译策略总体可分为以译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和以源语文化为导向的异化策略[1]。认知角度下的翻译策略则指“为解决文本翻译时遇到的问题而采取的有意识的一系列步骤[2]”。从本质上看，第一种定义实属翻译作品研究的范畴，第二种定义属于翻译过程研究的范畴①James Holmes(1972)特描述翻译研究分为翻译作品研究、翻译过程研究和功能研究。。近年来，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翻译过程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在此背景下，又鉴于以往多从译文角度研究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简称TEM8）中出现的翻译错误，本研究采用认知角度下的策略定义，试图探索考生解决问题的内在思维过程，并思考其对本科翻译教学的启示。

研究翻译过程的策略最适宜用有声思维方法（think-aloud protocol，简称 TAP）[3]。TAP 指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在完成翻译任务的同时，尽可能地说出大脑中即时的思维意识活动。研究者做好受试者口述报告的录音或录像记录，然后把记录转写为书面文本进行分析。用TAP研究翻译策略在国外已取得了重要成果。早期的研究多以外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归纳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策略如联想、查询、释义等（如Lrscher,1986;Krings,1986;Knigs,1987）[4]。近期的研究则多以职业译员为研究对象，也有将职业译员和翻译专业学生进行对比，探索受试者采用不同的理解策略对译作的影响（如Dancette,1997），分类归纳潜在的翻译策略（如Fraser,2000）[5]。但在国内，用TAP研究翻译过程只有相关的理论介绍[3,5,6]和个案研究[7]。综观国内外研究，发现对同一群体内部的翻译策略使用差异以及策略与成绩的关系尚未考察。再者，国外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英汉互译过程也有待验证。

本研究参考国外有声思维实验的过程，具体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TEM8汉译英和英译汉过程中受试者分别使用了哪些翻译策略？（2）优秀、良好、合格组在翻译策略的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哪些翻译策略对成绩影响较大？

二、研究过程

（一）选取受试者

以往的TAP实验对象通常为1-12人[1]。就受试人数而言，研究者之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有声思维实验规模不宜贪大，以3-5人为宜[5]；有人则认为如果受试人数不能有基本保障的话（30为样本的最小极限），研究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但同时也承认了要同时找到30位以上背景相似的受试者有一定困难，且分析这些受试众多的TAPs数据是一项繁杂的任务[3]。鉴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和以往的常规，最终从本院外语系大四学生中随机选取了16人自愿参加了实验。

（二）选择文本

选择文本时考虑到了以下几点：采用受试者未翻译过的材料；有足够的问题让受试者报告；难度适中以保护受试者的自信；实验时间控制在1.5-2小时之间以保持受试者的注意力[3]。根据这几项参数，选取了两段TEM8真题翻译材料，即2003年的汉译英和2000年的英译汉。按照考试要求，两部分一起须在1小时内完成，但因受试刚刚接受八级辅导，这一时间限制会给他们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口述报告质量，加上实验需要他们边译边说，也会减慢实际翻译速度。为使他们尽可能多地说出翻译过程思路，只要求他们完成原段落一半左右的内容（详见附录）。

（三）确定实验方法

采用即时、无干预有声思维工具收集语料，让受试者边译边说，同时进行录音。主试不能用What did you mean?Why did you render it like this?之类的话对受试进行干预，但可用Keep talking或Speak aloud这样的指令提示实验要求。

（四）预备试验

在进行正式实验前，3位受试者以外的学生自愿参加了预备试验，目的是提前发现实验操作中存在的潜在问题。试验结束后，将原有的口头指令改为口头加书面的形式，且进一步明确了翻译要求，为正式实验做好准备。

（五）培训与实施

培训的目的是让受试者了解实验目的，熟悉语言实验室录音设备的使用和实验步骤。此外，让受试明确了翻译要求，特别强调了根据TEM8要求，整个实验过程不允许使用词典和参考书这一要求。为确保受试者真正明确实验要求和过程，主试先举例演示，然后让受试者进行热身练习，演示和热身练习的文本不用于真正的实验。受试者在进行正式的翻译任务时，报告翻译过程的思维活动，这一过程全程录音。录音结束后，收齐音频资料、书面翻译的草稿和最终译文。

（六）评分

为考察翻译策略与成绩的关系，对受试者的最终译文进行评分。依据TEM8翻译部分的评分标准，汉译英和英译汉两部分分开评分。每部分得分为9-10的归为优秀组，7-8分的为良好组，5-6分的为合格组。

（七）转写

把收齐的口头报告录音转写为书面报告，转写时，停顿、话语重复、语气词、语调的变化都体现在书面报告中。16名受试中有1名因停顿过长（停顿时间占了整个口头报告的40%以上），无法进行分析而被剔除，有效报告为汉译英和英译汉各15份。

（八）编码

翻译策略的编码依据Kiraly[8]的论述来确定。K－iraly以德国翻译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出了20种翻译策略，用S1，S2，S3…S20作为编码形式。其中的S8，S12，S13和S20这四种翻译策略都与查词典有关，因本实验要求不使用词典，故在编码时去掉了这些策略。实验中又发现了四种Kiraly策略框架中未包含的翻译策略（表 1中的 S17，S18，S19和S20），将这四种策略与 Kiraly框架中除 S8，S12，S13和S20以外的16种策略合并，重新编号后得到表1中的20种策略。限于篇幅，仅取用受试者的部分语料表明编码过程（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一）翻译策略使用情况的总体描述

对汉译英和英译汉两过程中受试者使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统计，得到了表2所示的频数分布结果。结果显示：汉译英过程中使用的策略总数略高于英译汉过程中使用的策略总数；除了S3（回译）和S11（重组译文）外，Kiraly策略框架中的其它策略都有使用；S12（浓缩语义）在英译汉过程中未被使用；S1（接受初步的译文）和S7（发现问题）在两过程中明显比其它策略使用频繁；S14（释义原文片段）在汉译英时明显比在英译汉时使用更多。

表1 TEM8翻译策略的编码

表2 汉译英和英译汉过程中翻译策略频数分布

上述结果可以做出以下解释：本研究中的汉译英文本比英译汉文本略微难些，使得受试者在汉译英时遇到更多的翻译问题，因而使用了更多的翻译策略。受试者在两过程中都未使用“回译”策略，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翻译课堂教学中很少接触回译练习，在课外翻译时自然也没有回译的习惯。“重组译文”策略也没被采用，或许是因为受试者更多地关注词汇或句法问题，忽视了整体语篇特征，这一点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9]。英译汉过程中受试者未使用“浓缩语义”策略，可以解释为受试者尚未摆脱源语文字结构和思维的影响，受到字词对译的限制，生怕浓缩语义后理解出错。策略1和策略7为使用最为频繁的两种策略，几乎贯穿整个有声思维实验，这似乎说明了“发现问题——找到初步的解决方案”是翻译过程的基本模式。最后，“释义源文片段”在英译汉过程中的使用远远少于汉译英过程中的使用，说明受试者的英英解释能力有待提高，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学习词汇时习惯性地只记中文解释造成的。

（二）各组在翻译策略使用上的差异

由表3可知，优秀、良好、合格组在翻译策略的使用量上呈递减趋势。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翻译水平较高的受试者能发现更多的潜在翻译问题。这一结果与Jaaskelainen和Tirkkonen-Condit[1]的研究结论一致。

除了在量上的区别，表4列出了各组呈显著性差异的策略类型。根据SPSS（15.0）单因素方差分析程序，优秀组与良好、合格组在这四种翻译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S2（试图进行句法重组）、S8（进行言外判断）、S9（接受直觉判断）和S18（筛选备选译文）。这说明优秀组更能优化这四种策略的运用。其中，S2在汉译英和英译汉两过程中都呈极显著差异（p＜0.01），由此推测句法重组策略可能是影响TEM8翻译成绩高低的一项重要策略。良好组与合格组在这些策略的运用上却无显著差异。

表3 各组平均每人使用翻译策略的总数

表4 各组在策略类型选择上的显著性差异

以上四种翻译策略综合来看，实与影响TEM8翻译的三个因素有关，即语篇、语境和语感。S2可被视为微观语篇，句法的重组往往需要注意到句子前后篇章的连贯。S8中的言外语境多指依靠常识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来确保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性；S18多用于解决一词多义时的误译问题，这通常需要依靠上下文语境，即言内语境加以判断。S9则更多地与语感有关，TEM8翻译的文本多为散文，尤其需要考生增强语感，掌握丰富地道的表达法。那么，这三个因素，或是说呈显著性差异的四种翻译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成绩？

（三）翻译策略对成绩的影响

多元回归分析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自变量来预测某个因变量。通过对相关系数平方的计算，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变量或某几个变量综合起来对另一个变量起多大作用。把受试者的译文成绩作为因变量，统计翻译策略对其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成绩有较大影响的还是S2，S8，S9和S18这四种策略（见表5）。

表5显示，汉译英过程中对成绩影响最大的是句法重组策略，能够解释翻译成绩51.8%的变异，其次是进行言外判断（49.6%）和接受直觉判断策略(41.9%)。英译汉时对成绩影响最显著的是筛选备选译文策略，能够解释成绩59.5%的变异，其次是句法重组策略（51%）和接受直觉判断策略（42%）。这与上述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其它翻译策略对成绩也有影响，但不显著。这似乎说明，如果考生注重语篇逻辑，明确英汉句式差异，结合语境进行理解和表达，增强语感，就能得高分。事实上，在受试者的有声思维报告中发现了较多因没有把握语篇、语境和语感这三因素造成的翻译失误。比如，语篇层面，英译汉中那句“Writers cannot bear the fact…”，合格和部分良好组的受试未能打破原文语序，没有将同位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的位置进行调整，致使译文逻辑不清，上下文不连贯。相反，优秀组受试大多明确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重主语、汉语重主题的不同篇章特点，并能根据这些区别灵活地进行句法重组。此外，因忽视语境造成的一词多义误译的现象也很常见，如将“with the passing of a young person”译成“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过”，将“拘禁”译为“be taken into custody”。对言外语境的理解也是影响成绩的一个因素。一些受试者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不了解英译汉中的三位名人，造成翻译失误。最后，语感也是影响译文地道与否的一大因素。汉译英时断句不明确，主从不明，并列句一统译文的情况和受试者的英语语感密切相关。

表5 对成绩产生显著影响的翻译策略

四、教学启示

威尔斯(Wilss)认为，译者能力可分为三种：第一语言能力（L1 competence），第二语言能力（L2 competence）和超语言能力（super-competence），即在第一和第二语言之间转换的能力[10]。考生不仅要强化双语能力，而且要不断提高超语言能力。这种转换能力可以理解为灵活运用、优化翻译策略的能力。因此，在TEM8辅导课和翻译课堂教学中，要避免以教师为中心，将原文和参考译文静态对照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交流比较翻译的思维过程和策略运用情况，适当安排回译、改译练习，提高策略意识，优化策略运用能力。

加强超语言能力也离不开巩固双语基础，深化双语能力。这就需要教师优化翻译实践内容，注重与语篇、语境和语感这三个因素的互动。为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用自上而下的语篇分析方法，先把握原文的宏观结构和主旨要义，浓缩基本语义，再对词句进行微观分析。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英汉语篇对比意识。这些都有利于学生摆脱源语结构和思维习惯的影响，有助于理清语篇逻辑。语境则是确保理解和表达准确的基础。语篇分析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关注上下文语境，明确重难点词句的搭配意义、修辞意义、逻辑意义和主题意义等。课外加强阅读指导，帮助学生积累人文常识，有助于他们正确把握言外语境。最后，推荐一些经典的名篇佳作，鼓励他们多读多背，反复练习英英释义能力，以增强他们的英语语感。

[1]Baker,M.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240-241,268.

[2]Lörscher,W.Translation Performance,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M].Tübingen:Gunter Narr,1991.76.

[3]李德超.TAPs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5):385-391.

[4]Kussmaul,P.,S.Tirkkonen-Condit.Think-aloud protocol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TR,1995,(1):177-199.

[5]苗菊.有声思维——翻译内在过程探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6):43-46.

[6]文军,孙三军.论使用出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J].外语学刊,2006,(3):93-97.

[7]蔡寒松.心理学口语报告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J].上海科技翻译,2000,(1):1-4.

[8]Kiraly,D.Think-aloud protocols and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self-concept[A].In Joseph H.Danks et al(eds.).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1997.

[9]Lörscher,W.A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J].Meta,1996,(1):26-32.

[10]林克难.翻译教学在国外[J].中国翻译,2000,(2):56-59.

（责任编辑：朱 彬）

A TAP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EM8

TAO Dan-dan
(Yuanpei College,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China)

TAP method i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subjects’us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translation performances in TEM8.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strategies,i.e.“back translate”and“recontextualize”,are not used in CE or EC translation,and that“rephrase”is more frequently applied in CE than in EC.Besides,strategies used by participants of higher scores outnumber those of lower scores.Moreover,these four strategies,i.e.“attempt syntactic reconstruction”,“make extra-linguistic judgment”,“make intuitive acceptability judgment”and“filter options”,which are related to discourse and context analysis as well as language sense,are strong predictors of students’translation performanc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TAP;TEM8

H315.9

A

1009-3583（2010）-06-0109－04

2010-09-15

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j10003）

陶丹丹，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实证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