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琴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绢本设色，纵147.2cm，横51.3cm。图正中画着一位头戴道冠，身着缁服的长者，他含首正襟，凝神抚琴，有副精力专注，潇洒自如的神情。前面有两个朝士左右对坐，一人乌巾朱袍，身体向后倚斜，右手反支墩上，左手执一团扇，俯首聆听，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另一人头戴纱帽，身着绿裳，身体向前倾，笼袖膝上，仰首凝思，显得若视非视，神驰于千里之外。二人神情悠然入定，仿佛正被这抚动的琴弦拔动着神思，完全陶醉在琴声之中。绿衣朝士旁边侍立着一个蓝衫童子，他也瞪大眼睛，注视着拨弄琴弦的主人公。作者以琴声为主题，巧妙地用笔墨刻画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音乐境界。

此图画面背景简洁，高高的松树，枝叶疏密有致，凌霄花点缀其间，翠竹穿插在树干旁边，衬托出庭园高雅脱俗的环境。而几案上香烟袅袅的薰炉与前面的太湖锦石上栽植着异卉的古瓶与优雅琴声一道，营造出一种清幽的氛围。

画中道冠缁衣者的身份，历来被认为是宋徽宗。因为他笃信道教，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平日在宫中常穿道服。有学者还专门拿此图与《南薰殿历代帝王像》中的宋徽宗相比，认为两者很像。

此图旧为清内府所藏，它的流传只见于《石渠宝笈三编》和《西清札记》里，在清以前美术史著均未见著录过。画面右上角有宋徽宗瘦金体字题：“听琴图”三字，左下另书“天下一人”押，钤“御书”朱文印，于押书上。正中有蔡京的七言诗：“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据《西清札记》所记，说此画是赵佶的自画像，画正中坐着弹琴的就是赵佶，下面右首红袍低头静听的是当时的奸臣蔡京。胡敬的这一说法，不知何据。从原装的题字钤印来看，此图与宣和内府所藏名画的规格相同，可见宋徽宗对这件作品是非常珍视的。当然宋徽宗珍视此图的原因，我以为并不在于它画得好坏，而在于它向天下子民们传达了徽宗皇帝的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他对道教的神往与重视。

在宋代历代皇帝中，宋徽宗最佞道教。他大肆宣扬道教文化，为提高道教的地位，于政和三年（1113年）十二月，下诏示道教仙经于天下；政和四年（1114年），制诏道阶26级，道官26等；政和六年（1116年），立道学，修《道史》；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自称为神宵帝君下凡，令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1]，这样他就把自己集天神、教主、人君于一体。重和元年（1118年）八月，颁布《御注道德经》；九月，诏太学置道教各经博士[2]等等。

由于徽宗的大力崇道，其时道教崇贵无比。据《清波杂志》说：宣和间，黄冠出于宫禁，号“金门羽客”，气焰赫然，林灵素为之宗主。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言，其时待宸有九人，除林灵素外，尚有王允诚、徐知常、董南运、李得柔、王冲道、口若愚、王文卿等人。在赵佶的倡导下，道教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并一度废佛。

正是在这上背景下，《听琴图》才出现，而我以为，此图无论从构图，还是从画面图像的选择上，都有其深刻的道教意味。

一、构图上道教意味

《听琴图》中的蕴涵的空间意味实际也代表了画者所持的道家自然观：松竹布置匀净、疏密相生，画面一尘不染。而画面中人物容貌淡定、心神合一，无声胜有声，这就是道家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观，从中也表现出徽宗皇帝所追求的逍遥虚静、无为自在的生活观。

中国道教盛行四方神之说：“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天之四灵，以正四方”。非常有意味的是《听琴图》的构图上所采用的正是四方之位。宋徽宗背依松树，坐北朝南，居中而坐，是尊贵的“玄武”位，而对着宋徽宗的是几块花岗石上面摆放着一瓶奇花异草，正处于“朱雀”位；左边绿衣朝士所占的就是青龙位，红衣朝士即为白虎位，正好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聚集天地之气尊贵的方位体系，体现了画者典型的道教风水理论的自然观[3]。

以上是从观赏者的角度去分析《听琴图》的方位。如果从画中宋徽宗主人公的角度去分析，那么宋徽宗所居乃是南方位，居其左边为红衣朝士，右为绿衣朝士。从这个角度分析，它同样能说明宋徽宗与道教有关。宋徽宗有一段时间最宠爱道士林灵素，并于政和六年“春正月，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据《纲鑑易知录》载：“灵素大言：‘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又有仙官八百余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使，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己即仙乡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甚加宠信。”[4]以林灵素的方位观来分析，那么正好宋徽宗主的是南方，号为“长生帝君”。其左手边为所谓的“左元仙伯”，“蔡京”是也！右即是“文华君”，王黼是也！以此观之，胡敬说坐在宋徽宗两边的乃为蔡京、王黼，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无论是从观看者的角度，还是从参予者的角度来看，此图都具有道教的方位意识，它的四方四角的方位安排乃是画家刻意而为之，并不是随意性的，而其中宋徽宗都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道教圣仙的地位。在宋代绘画图像史上，把皇帝放在与道教天帝同等地位的事件其实早已有之，据《图画见闻志》载：“武宗元，字总之，河南白波人，官至虞曹外郎。善画佛道人物，笔术精高，曹、吴具备。尝于雒都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其间赤明阳和天帝，潜写太宗御容，以赵氏火德王天下故也。”[5]

二、图像景物选择的道家意味

在以祈福求祥，辟邪为主的道教思潮的影响下，道教艺术中形成了一些具象征意义的吉祥图案。比如龙、凤、太极八卦等吉祥图案都是在道教文化模式下影响形成的。还有寓意光明普照、坚固永生、山海年长的日、月、星辰、山、水、岩石；代表善、裕、仙、福、禄的扇、鱼、水仙、蝙蝠、鹿等；表征友情、长生、不老、君子、辟邪、祥瑞的莺、松柏、灵芝、龟鹤、竹子、狮、麒麟、龙、凤等。是所谓的“图必有意，言必吉祥”。

《听琴图》在图像景物的选择上其实也具有极深的道教意味，现分而论之。

（一）“听琴”之道家意味

此图名为《听琴图》，画面中宋徽宗抚琴默运，其他三人仿佛都被这琴声陶醉了。把“琴”引入画面，并以无声之“琴声”统领画面，其意味也很深长。

道家对古琴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 而中国古琴音乐正是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以“淡”为宗的艺术思想。宋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就竭力赞扬古琴“希微”、“寥寥”之风格，

中国的古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文人们进世时讲求“修身，齐家，平天下”，而当他退隐时就把道家文化奉为圭宝。于是乎“携琴访友”之类的雅事便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同样“弹琴”“听琴”也成为他们所谓修心养性的隐喻。他们认为，在那种以“淡”为宗的琴曲中最能洗涤人的身心，梳洗人的灵魂。而受道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中国古典绘画则更喜欢把“听琴”之类的题材纳入画中，南宋夏圭有《临流抚琴图》，元朱德润有《松下听琴图》，明仇英亦有《柳下眠琴图》，等等。

（二）松之道家意味

松树四季常青，树龄很长，而且经冬不凋，所以自古就被视为是仙物，用以祝寿考、喻长生。因此在道教中，它被赋予了延年益寿，长青不老的吉祥寓意。松经常与鹤相伴出现，构成“松鹤”图，所谓“松鹤同龄”乃是祝人之长寿。

在道教，“松”作为吉祥物，还能预兆国政之祥瑞。若人梦见松树，则预兆着此人能见到仁君。若君德政清民和，则松树能枝繁叶茂。《听琴图》中宋徽宗背靠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松树而坐，其枝繁叶茂，我想他是以此向人们宣扬他的德政清明吧。

松在道家还是圣贤的象征，《庄子•德充符》曰：“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这里庄子把松柏与尧舜来并称。尧舜是中国古代的圣贤，他们治国之策在于顺天而治，无为而治，因而庄子特别崇拜他们，把他们当作圣贤之典范。《听琴图》中宋徽宗背靠参天大松，不知是否想把自己喻为能顺天而治的“尧舜”？也许当时的那些道士是这样的吹捧他吧。只是很可惜这个晚年只顾佞道，又爱艺术的皇帝根本没有“尧舜”那样高尚的道德，他并没有顺天而治，而是顺“奸臣”而治，最终没能守住赵氏江山，最后被金人捋走，还被辱封为“昏德公”[6]，寿亦不永，仅五十四岁便客死于异乡-黑龙江。死后其尸体还被金人用来做灯油！

（三）花石纲、钧瓷与艮岳寿山

《听琴图》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三位主要人物所坐之物，看上去乃是一石头，只是样式有些怪异，石之纹理很有趣味，此乃徽宗时最有名的“花石纲”（如图1）。

此图前景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前面有几块花石纲，其上竖一双直耳鼎状花盆，其器型仿古青铜器状，外面为古青铜色，里面为天青色，因此有些专家认为它是一件青铜器。实乃误！迄今为止尚未听说有人拿青铜器去栽花呢！实际上这是一件瓷器，并且是宋代赫赫有名钧瓷。钧瓷为北宋官窑之一，古来就有“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窑的瓷器造型除了少数的碗，盘等日用生活器皿外大多为宫廷摆设的各式花盆和盆奁，以及尊、瓶、洗等。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此图之瓶外为古铜色，里面为典型的天青色，这也是钧瓷的主要特征。

参天松树、摇曳竹影、花石纲、钧瓷等，奇花异石聚于一图，难道这是画家想象出来的么。其实非也，这是实景的写照，而这一景便是北宋末年有名的“艮岳寿山”之一角。艮岳寿山起于宋徽宗的增广子嗣的念头，成于道教思想。据《纲鑑易知录》曰：“初，帝以未得嗣子为念。道士刘混康以法录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师西北隅地协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冈阜。已而后宫生子渐多，帝喜甚，始信道教。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录宫东筑山，以像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7]

后来万岁山在佞臣蔡京、蔡攸、王黼，内臣童贯、杨戬、贾详以及一些道士的怂恿下，不断扩建，积十年之功， “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8]”都搜求进去，遂成艮岳。艮岳得名乃是因为万岁山在宋国之艮位，故名之。此事宋史记载最详，我们且以《宋史》原文看看史家笔下的艮岳。

“万岁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有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北直绛霄楼。……自政和讫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赐号‘昭功敷庆神运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指从金朝获取了燕京等数座废墟空城）。（朱）勔缘此授节度使。”[9]

从以上描述来看，艮岳寿山简直就是一神仙之境，其园之美堪与后世之圆明园相媲美。而此山之始乃缘于增广子嗣，实现道教洞天福地的景观理想才是皇帝竭力营造艮岳寿山最大的原因。

《听琴图》作为徽宗时的一件不可多得的人物画作品，其风格代表了当时画院的典型特征。而从其构图和取景多方面来分析，它是一件最完美地表现宋徽宗的崇道精神的作品。因此，它深受宋徽宗的喜爱，自已用瘦金体题词，画押，并叫宠臣蔡京跋诗其上。可见其钟爱的程度。

注释

[1]吴乘权《纲鑑易知录》中华书局P2045

[2]参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P511-516

[3]以上参考张荣《宋徽宗与“听琴图”》，《贵州政协报》网络版，2007年11月14日版

[4]吴乘权《纲鑑易知录》中华书局P2044

[5]（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P61

[6]（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P602

[7]吴乘权《纲鑑易知录》中华书局P2045

[8]（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P507

[9]《宋史》八五《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