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峰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屯垦专题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期社会精神风貌探析＊
——以农八师一四三团为例

崔卫峰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期非常突出而又重要的社会精神体现,军垦人不怕困难、大公无私、艰苦朴素、互帮互助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是这一时期社会精神风貌的基本特征。该文认为,卓有成效的起义部队改造工作、扎实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长期实施的供给制等是形成良好精神风貌的主要原因。

兵团;精神风貌;特征;成因

精神风貌是一定时期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具体体现,良好的精神风貌能反映特定时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是我们审视一个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特别是先进文化建设成就最直接、最有效的参照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初期良好的精神风貌,就是那个时代兵团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具体体现。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驻军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在南北疆各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兵团成立后,上至司令员和政委,下至普通士兵集体转业,各部门、各机构在名称上仍沿用了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建制,管理方式、政治工作也延续着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为何长期以来研究兵团历史的学者及兵团部分单位都把1950年当作兵团成立时间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所说的兵团初期在时间段上涵盖了兵团成立前四年的大生产时期,特指从1950年到1960年这一段时间。在此,笔者将以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为例,深入剖析兵团初期社会精神风貌的基本特点和形成原因。

一、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初期社会精神风貌的基本特征

农八师一四三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在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起义,新疆和平解放。同年12月30日,起义部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兵团下辖第九军、骑七师、骑八师,第九军又下辖步兵第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和二十七师。新疆解放初期,四百万各族群众长期经受战乱的侵扰,生活极度贫困,无力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21万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当时内地通往新疆的公路状况极差,无法及时从内地往新疆运送粮食,为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新疆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保障部队供给,尽量减少地方各族群众的经济负担。1950年3月,第二十二兵团整建制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第二十六师被分派到玛纳斯河流域垦荒,其中七十七团的生产地在今沙湾县东湾、乌兰乌苏和金沟河三地接壤一带(今新疆石河子市花园镇)。1952年2月,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军区命令,将所属部队分别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第二十六师被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八师[1]。1954年兵团成立时,七十七团被改编为农八师二十三团场,1969年又改名为农八师一四三团。最初组建时,一四三团全团有2 099人,除从一野十六师教导大队派来的56名政工干部、7名战士外[2],其余都是国民党新疆驻军起义人员。该团建团初期良好的精神风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坚持进行生产活动

1950年3月,该团根据上级命令准时到达指定的生产地。当时气温在-20℃以下,大地尚未解冻,除曹家坡(今一四三中心团二十二连、二十三连所在地)有原“三区”革命政府的民族军遗留的地窝子可居住外,其他地方根本就无屋可住,干部战士们只能在冰冻的地面刨挖地窝子。在一些地下水位很高,挖不成地窝子的地方,干脆就住在芦苇扎的小草棚里。由于粮食、蔬菜严重不足,咸菜疙瘩都成了奢侈品,肉食只能在偶尔打到野味时才有机会吃上。生产物资极度缺乏,干部战士们只得用汽油桶、庙里的铁器和木头、柳条等自制劳动工具。经过不懈努力,该团在年终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二)在生产劳动极其繁重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

高昂的工作热情是该团创建初期精神风貌最显著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人人都争着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认为在越艰苦的地方工作越光荣;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拼命干、比着干,深怕自己落后。当时每天早晨七点半开工,晚上十点钟收工,工作时间达15个小时左右。在各个单位的生产工地上,战士们从早到晚都在组织劳动竞赛,进一步加大劳动强度。即使这样,很多战士仍在起床号吹响前一两个小时就偷偷溜到工地上,当大家按上班时间赶到工地时,他们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因此,几乎所有的连队都有干部为了防止一些战士提前出工,不得不彻夜守在连队门口。

(三)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时始终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精神

该团干部、战士的大公无私,不仅表现在用实际行动支持各项勤俭节约的倡议,年年捐钱为公家购买粮食、种子、种畜和生产工具,许多官兵甚至捐献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表现在该团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无论是小家、集体宿舍,还是办公室和库房,既没有门窗也没有人看守(武器库除外)。在集体宿舍里,每个人的津贴都放在墙上贴有自己名字的开口的纸袋内,其他私人物品大都放在宿舍前的露天台子上。时常有装着现金或粮票的衣服被长时间(有时长达几天)放在路边或地头,而衣服的主人却在远离衣服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地方干活。冬天,大多数连队贮存的猪、牛、羊肉就放置在库房的房顶上(防鼠),从来没有丢过。据至今仍健在的一些起义老兵及其家属反映,当时人们都很自觉,没有私心,根本想不到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或占公家的便宜,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不是因为外在监督和管束的结果,而是出自于人们内心的无私与自觉。

(四)在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互帮互助的作风

艰苦朴素、互帮互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这一传统在七十七团也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扬。主要表现为:第一,大家的穿着都很简单,基本穿工作制服。由于体力劳动非常繁重,一般这些制服很快就会破损,但衣服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没有人会为穿满身补丁的衣服而感到羞愧。第二,住房都很简单。地窝子、集体宿舍都可以安家,家里除了床以外,一般没有其他家具,也没有人觉得需要别的家具。第三,在工作中互帮互助、相互关照。当时每人每天都有固定的生产指标,在收工前完成的干部战士一般都要求领导再分配一些工作,或主动帮助那些尚未完成任务的同志。当时普遍存在的艰苦朴素和互帮互助实际反映出大家都以工作为重,很少考虑私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单纯。

(五)在政治上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

除努力进行生产活动外,该团干部战士高度的革命热情还表现在:一是积极分子大批涌现,他们把入党入团当作无上光荣的事,当作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二是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普遍较高。不论是起义官兵,还是20世纪50年代参军进疆的湖南和山东女兵,以及当时的支边青年,都能在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不断地改造自己,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据起义老兵冯时富回忆,当时的起义官兵都以被抽调参加剿匪战斗而感到无比光荣,因而作战时非常勇敢。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很难相信自己在起义后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就在起义前这些官兵们还完全是另外一种精神状态:既怕打仗又盼望打仗,害怕打仗是因为怕死,盼打仗是因为有机会逃跑或者报复军官。

二、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初期良好精神风貌形成的原因

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初期的主体由国民党新疆驻军起义人员构成,其良好精神风貌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具体分析如下:

(一)卓有成效的起义部队改造工作

二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部分起义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误解和敌意很深,各种旧思想、旧观念在部队官兵中影响很深。一些国民党特务及反动军官在起义部队整编后仍进行反动宣传,制造混乱并阻挠部队的改造,个别军官甚至与台湾勾结预谋策动部队叛乱[1]。为把起义部队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新疆军区政治部于1950年初发出《关于改造二十二兵团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对二十二兵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增强了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1.对广大起义士兵进行诉苦教育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当兵,没有服役期限,除了战死战伤,普通士兵脱离军队的惟一途径就是逃亡。军官经常打骂士兵,并用各种酷刑包括枪决、活埋等方式加害逃兵,加之各级军官层层克扣粮饷,士兵生活艰难,官兵之间对立严重。士兵们不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士气低迷,内心充满苦闷和迷茫,平时慑于上级的淫威不敢反抗,到打仗时就谋划杀死军官泄愤。据该团起义老兵刘万胜回忆,1945年他所在的营在精河防区果子沟中与“三区”政府的民族军打仗,战斗打响后不久,全营除一个平时对士兵较好的排长外,其他几十个军官都被士兵们在背后开枪打死,战斗即战即败。

部队整编后立即在普通士兵中开展了诉苦运动,通过对旧社会、旧军队、旧制度的控诉,广大起义士兵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使广大起义士兵明白了新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从此当兵对他们来说不再漫长和痛苦,不再是与家人生离死别、没有前途且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毫无意义的苦差事,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是值得自己终身为之奉献的伟大事业。起义前,旧军队中时常发生扰民事件,军民关系高度紧张;起义后,部队严格遵守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亲如鱼水,士兵们从各族群众的热情和信任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身为解放军战士的光荣与责任。该团已故起义老兵高云龙说:“为什么起义官兵愿意吃那么大的苦,愿意干那么重的活?就是因为‘诉苦教育’解决了起义官兵的思想问题。人只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2.对起义军官进行教育和改造

在对起义士兵进行诉苦教育的同时,新疆军分区也对起义部队中的军官进行了集中整训。起义前国民党新疆驻军的三个整编师中,七十八师和四十二师副排长以上的军官接受过国民党的系统教育。他们身处边疆,大都能坚持保边安民的爱国立场,但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一定的误解和敌视。起义时在哈密、库车、轮台、焉耆[3]等地发生的抢劫、武装叛乱等事件,以及起义后在昌吉、阜康、木垒发生的武装叛乱[1],大都是在反动军官的煽动下发生的。因此,相对于普通士兵,对起义军官的改造难度更大,对起义军官教育和改造的效果也将直接影响到对广大普通起义士兵的改造。在对起义军官进行教育和改造过程中,部队一方面注意安抚人心,严格遵守起义前的承诺,保持他们原有的官职、待遇不变;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经过整训,绝大部分起义军官都转变了态度,提高了认识,他们被分派到原来的岗位上以后,思想和作风上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举措稳定了军心,避免了起义部队官兵的对立,还为兵团的屯垦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好、业务精、能力强的干部。

(二)扎实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该团组建之初,从团部到基层的每一个连队都设有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构,并建立了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党团生活非常活跃,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渗透到工作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各级干部经常在一线参加劳动,紧密联系群众。基层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关心每一个干部战士的思想变化,经常找他们谈心,鼓励他们积极进步,向党团组织靠拢。连队的宣传员每天都评大家的工效,高的奖励,低的勉励,每个人的进步和出色表现都能受到关注、表扬和奖励。每天晚上收工后,各班组都召开民主评议会,每个人都发言,肯定成绩,分析不足。团部还把立功的喜报寄到干部战士们的家乡,让他们的家人也分享立功的光荣。起义老兵李树德(现为该团退休干部)在讲述自己垦荒时的经历时说:“当时有首歌唱道:‘我村王大娘有两个儿子,都在部队上,一个在朝鲜,是个战斗英雄,一个在新疆,是劳动模范。’而我的哥哥也恰好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立了大功,自己在新疆当兵垦荒,也当了先进,和歌里唱的一模一样。一听到这首歌,心里的光荣和幸福就无法言表。”他还说,当他的立功喜报传到家里后,乡政府敲锣打鼓往家里送,他的父母喜极而泣。父母信寄回来,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此外,该团还结合国内外形势进行政策教育,如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组织了一系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在全体官兵中大力宣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思想;同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求全体指战员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帮助周边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增进和巩固了民族团结。

(三)共产党员、政治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对起义官兵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

从王震的一兵团调到七十七团担任政治工作的大都是共产党员,除刚参军的学生外,都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日战争,其中个别人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他们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来改造起义部队,也把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带到了起义部队。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每天最早起床,安排组织一天的工作,夜里检查和掖好所有战士的被子后才休息。在生产工地上,无论是垦荒、浇水,还是挖渠、背砖,他们都捡最重、最累的活,处处给起义官兵们作出表率。当有干部战士生病时,他们一大早就把热水和热腾腾的饭端到床前,病号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部队里,官兵不平等、军官拥有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军官以身作则、爱兵如子的情况是决不可能出现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夏天,国民党驻守绥来(今玛纳斯)包家店镇的预备第七师某团一个新上任的连长想在自己的连队里搞官兵平等,要求军官和士兵干同样的活,吃同样标准伙食的饭,结果引起了全团军官的公愤,最后这名连长被以共党嫌疑的罪名撤职查办并关押到师部,直到起义后才被释放。新旧军队的巨大反差极大地感染了起义官兵,对他们思想的触动特别大。

(四)长期实施的供给制度

兵团在屯垦初期尚未纳入国家的统一生产规划,因此除开荒的第一年伙食条件特别差外,兵团各生产部队在其他年份中粮食、肉类供应都较为充足。官兵及其家属都在集体食堂吃饭,衣物和日常用品等都由国家配给。士兵每月有津贴,不足的生活用品可以自己用津贴去购买。1954年集体转业后,干部战士们开始拿工资,但还和转业前一样在食堂吃饭,交饭钱。1957年兵团被纳入国家生产计划,但供给制度在兵团一直保留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客观地说,这种特殊供给制度满足了人们大部分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当时的简朴作风。由于所有的人都在食堂搭伙,婴幼儿也都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照顾,人们不需要在家里做饭,因此就想不到要去添置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等用具。另外,繁重的生产劳动之外也很少有业余文化活动时间,即便是有文化娱乐活动也都是集体性的,家庭内部对文化类的物品需求程度也很低。

(五)严格的行政管理措施

20世纪50年代初,该团通过开展“镇反”和“三反”运动基本清除了部队中的不良分子。而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该团对个别有不当言行和不良习气的人实施劳动教育,通常是受教育者自己背着铺盖到专门的教育营地报到,经过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的劳动,表现好了再回原单位报到。对个别有犯罪行为(如偷盗)的人一般实施判刑后再进行劳动改造,根据严重程度决定劳动改造时间的长短。这些措施实施一段时间之后,个别有不良习气或犯罪行为的人或被改造好了,或被隔离出去了,社会精神风貌自然就提高起来。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继承并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一四三团初期形成良好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需要特别指出是,这种社会精神风貌并非该团独有,而是在当时兵团的各师、各团普遍存在,它只是一个缩影,体现出那个时代整个兵团的精神风貌。

三、20世纪60年代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社会风气的变迁

农八师一四三团自组建起就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从1951到1953年,有400多名山东、湖南女青年来到该团,她们都是穿军装、带胸章臂章,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现役军人。她们一到地方,就和原部队的干部战士们一样全身心地投身到大生产中。1954年兵团成立后,她们和原部队的官兵一起成为该团最早的一批干部和职工。1956年,河南垦荒队员976人被分派到该团,在此期间还有100多名上海、广东和河南的支边青年及学生来到该团[2]。这些青年都是经过严格甄选,而且是志愿支援边疆建设,有朝气、积极向上,因此很快就融进这一大家庭中。山东和湖南的女兵、河南垦荒队员以及支边青年也为该团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了作用。

自1959年夏天开始,河南、江苏等地农村人口大量、有组织地迁入一四三团,该团人口迅速增加,到1964年时已达7 833户,24 639人[2]。新增人口大都拖家带口,在综合素质上与该团原来的干部职工有较大差距,而当时社会的管理一时跟不上人口迅速增加的新形势,团场内部小偷小摸等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步增多,于是大家明显地开始感到社会风气的变化。首先是在集体宿舍里,人们开始用军用挎包装自己的津贴、现金和贵重物品,职工家庭也开始仔细保管重要物品。但即便如此,大多集体宿舍和小家住户仍然没有安装门窗(该团小家住户、宿舍及办公室安装门窗始于1964年社教时期,当时从沈阳军区转业来的干部为在社教中赢得群众好感,主动为各家安装门窗,随后宿舍和办公室也开始安装门、窗、锁),这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整体上仍然是比较好的。据一四三团十五连部分1964年由内地自流来疆的职工回忆,1965年的春节期间,该连礼堂中存放有大量的猪牛羊肉,礼堂大门日夜敞开,既不上锁,也没有专人看管,但却从未发生丢失肉的事情。这令他们这些刚从内地来疆、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非常感慨,感叹这里的人思想好、觉悟高。在这种风气的强烈影响下,他们也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想尽快融入到这种环境中。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四三团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起义官兵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从王震老部队充实过来的党政干部受到的冲击更大,1959年以前来的支边青年和垦荒队员也受到影响。他们是维系良好精神风貌的主导力量。在那个缺乏是非标准的年代里,随着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被打到,良好的精神风貌也遭受重创而不复存在。

一四三团初期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但良好的精神风貌始终是主流。这种精神风貌的实质就是兵团精神。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兵团能够出色地履行国家交给的屯垦戍边的政治使命,能够在维护新疆的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中流砥柱、铜墙铁壁和建设大军的作用。研究兵团初期的精神风貌,以及当前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种精神风貌,对于弘扬兵团精神,促进兵团自身的发展,使兵团更好地履行时代赋予的职责,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29-80.

[2]一四三团农场志编纂组.一四三团农场志[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2-10.

[3]刘尊贤.除恶安军 除暴安民——新疆“九二五”起义中几起叛乱、抢劫案件处理纪实[M]//卢振云.走向真理的将士们.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288-293.

(责任编辑:李 平)

The Social Mental Outlook of XPCC’s Early Days——Taking 143rd Regiment of the 8th Division As an Example

CUI Wei-fe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Xinjiang,China)

A good social mental outlook w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early days of XPCC.Four basic features of the social mental outlook of this period were fearlessness of difficulties,selflessness, hard work and plain living,and mutual help.The main reasons that this good spiritual outlook formed wer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prising troops,solid and carefu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the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long-term supply system.

XPCC;mental outlook;feature;cause

book=2010,ebook=131

D64

A

1671-0304(2010)04-0017-05

2010-04-10

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开放课题(2007TKA05);2008年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项目(RWSK08—Z04)。

崔卫峰(1969-),男,安徽亳州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