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华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生态与生活＊
——对刘亮程部分散文的生态批评

胡新华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该文拟以生态批评的范式对刘亮程的某些散文进行解读,以自然写作为分析之纬,勾勒出散文中的生态精神;以场所及场所意识为解读之经,深入探讨村庄生态系统于人之重。

刘亮程;生态批评;自然写作;场所意识

一

在高科技化、欲望膨胀与物化的全球背景下,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如何重建和谐的伦理关系,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由此衍生了“揭露自然生态危机、探寻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与反映并反思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文学”[1],并形成了一种批评范式,即生态文学研究或生态批评。我国学者已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生态文学研究的课题,纷纷著书立说,译介国外相关专著,如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及曾永成、曾繁仁等人的著述,建构与增补了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随着研究的细致深入,生态文学研究被类分为具有反思现代化进程与“人定胜天”的环境文学和显现“博物学知识、对自然的个人体验以及对自然的哲学阐释”[2]的自然写作文学。尽管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课题的起点厘定为20世纪的90年代,似为应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开发所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而生,但其理论资源除了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外还可追溯至古代的天人合一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派。“讲天人合一,于是重视人与自然的调谐与平衡,这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3],而在现代文学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与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因具有的自然意识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视阈下,被视作现代性的反叛,但这些崇尚自然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文学作品在当下生态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境下,更具生态学意义,可以视为当代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之一,后继的张承志、张炜及苇岸等人很好地补充了这个谱系。

如果说上述作家的作品可以被指称为“环境文学”,那么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则超越了这个范畴,尤以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为甚。众所周知,刘亮程以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20世纪末期的文坛引起评论界的关注。除此之外,刘亮程还结集出版了《风中的院门》、《风把人刮歪》、《在黄沙梁边上》、《正午田野》与《天边尘土》等散文集。盘点刘亮程的散文,可以发现,他打破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以“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古代遗风书写与呈现了以“黄沙梁”为中心的场所特点,形成了一套关于新疆北部荒漠边缘的“廉价乡村哲学”,而这恰是生态文学的特点或生态批评与其他批判范式的区隔所在。

二

如同瓦尔登湖于梭罗,“边城”湘西于沈从文,商州于贾平凹一样,新疆北部乡村“黄沙梁”于刘亮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刘亮程在这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书写了贫瘠状态下的怡然自得,以观察和体验切入自然,高蹈着自然生命的灵魂之舞。

刘亮程与周边的非人物种有着换位思考与交流,他在《狗这一辈子》、《通驴性的人》、《与虫共眠》与《剩下的事情》等文中,极尽观察与体验之能事。“在这众狗狺狺的夜晚,肯定有一条老狗,默不作声。它是黑夜的一部分,它在一个村庄转悠到老,是村庄的一部分,它再无人可咬,因而也是人的部分,这是条终于可以冥然入睡的狗,在人们久不再去的僻远路途,废弃多年的荒宅旧院,这条狗来回地走动,眼中满是人们多年前的陈事旧影。”[4]一般而言,狗作为人类原始阶段圈养的非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是忠诚的代言,但如刘亮程这般写狗的文字,恐怕并不多见。这段文字中所流露的情感,无需多言,“狗眼看人”不再低矮,似乎已成为举头三尺的神灵,放眼满是“人们多年前的陈事旧影”,他/它见证着村庄的兴衰成败与村人的喜笑哀乐。倘若没有对非人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没有投身于自然,倾心于生命的换位性思考,就没有如此深刻的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性感悟,刘亮程已然从对自然生命的思考走向了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大地生灵存在的思考:在精神的维度,人类并非世上惟一的中心或灵长。在这层意义上,刘亮程似乎更具动物崇拜意识,范培松先生将其定义为“驴崇拜”。有《通驴性的人》一篇,“我是通驴性的人。而且我认为,一个人只有通了驴性,方能一通百通,更通晓人性。不妨站在驴一边想想人;再回过头站在人一边想想驴,两回事搁在一块想久了,就变成一回事,驴的事也成了我的事,我的事也成了驴的事。”[5]驴作为自然界的客观存在,通过缰绳与人达成默契,“驴的舒服和满足通过缰绳传到我身上,缰绳是我和驴之间的忠实导线,我的激动、兴奋和无可名状的情绪也通过缰绳传递给驴,一根绳那头的生命:幸福、遥远、神秘、望尘莫及。”[5]并且,刘亮程毫不讳言驴的强势欲望与能力,不吝给予驴礼赞,“它们身佩大壮之器,把雄心壮志空留给我”,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驴的伟力与人之无奈,人类的阉寺性在驴面前,无疑成了被蔑视的弱小一环。刘亮程的动物崇拜所反映的对自然非人物种的敬畏与亲近也极具美学或哲学意义,黑格尔说:“动物崇拜应理解为对隐蔽的内在方面的关照,这种内在方面,作为生命,就是一种高于单纯外在事物的力量。……这时动物形象,就不是单为它本身而被运用,而是用来表达某种普遍意义。”[6]具体到《通驴性的人》一文,驴无疑是一个灌注生气的自然、本真与纯朴的意象,刘亮程所表达的普遍意义在驴与人彼此的烛照下人与非人物种的和谐与怡然的共存上;在驴与人的春播秋收的角色位置中,将人类同自然、生命、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等问题置于生态学范畴中,形成一套廉价哲学,有助于人类在现代工业文明异化的途径上开启精神返乡之门,回到自然本真的原地。

如果说“狗”与“驴”这两个物种由于圈养而自然本色有所削弱的话,那么在《与虫共眠》一文中的虫子则可称为自然的精灵。这些不知名的虫类,与“我”在田野的小片空地上共眠。“我在草中睡着时,我的身体成了众多小虫子的温暖的巢穴”,“我”也并未因其咬吸精血而置其于死地,反而对这些小精灵予以高度的崇敬,它们“生活简洁到只剩下快乐”,“一年一年地听着虫鸣,使我感到了小虫子的永恒”,同时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具有生态整体主义的特点,“大地是沉睡的,它多么宽容。在大地的怀抱中我比虫子大不了多少”。类似特点的篇什在系列散文《剩下的事情》中还有几篇,如《野兔的路》中对“只是我的深脚印给野兔增添了一路坎坷,好久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愧疚,《走向虫子》中己不如虫的喟叹,《老鼠应该有一个好收成》里对老鼠吃坚硬麦粒舒不舒服的担忧,《最大的事情》对小蝼蚁毅力的赞誉,《铁锨是个好东西》与野狼的狭路相逢,还有对“野花的微笑”等都体现了刘亮程与非人物种的灵魂之交和对其的礼赞之情。他甚至认为:

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

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

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

——《剩下的事情·风把人刮歪》

总之,刘亮程对“黄沙梁”上物种的观察与体验,具有了博物学的特点,在换位的思考中,将非人物种的生活情状与人类生活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存于荒地之上。但他并未停留在观察与体验上,而是提升至融入自然和回归本真的古代自然崇拜意识的范畴中和打破人类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性思考上,这是生态批评的制高点。

三

“生态批评者认为所有文本都可以置于环境语境中,而且认为所有的文本都显在或潜在地定位于一个场所,每一个作者心中与场所建立了某种特定的关联。”[2]可以说,场所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又超越了纯空间的所指,与时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时空体,是一个人类实现自我、身份识别、融入其中的栖居地。与场所相关的概念是场所意识,既包含了场所自身所固有的特征,也包括人对一个场所的依附感,自身固有的特征主要指异于他地的自然特征或靠人的想象赋予的主观特征,至于依附感,则是个体或群体依靠记忆、体验和意愿,对场所产生的依恋之感。刘亮程的散文很好地体现了场所和场所意识。他在《对一个村庄的认识》一文中写道:“我的全部学说就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见识,我在黄沙梁出生,花几十年的岁月长大成人,最终老死在这个村庄,……生活单调得像翻不过去的苦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7]这就表明了刘亮程对黄沙梁的情感认知,它不容你反抗与抵触,融入其中是不二选择。事实上,他既写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类与非人物种,也指向了“黄沙梁”的非物质属性与灵魂,指向了它的内在知识。

刘亮程场所意识的建构,首先体现在村庄的生态系统里,各物种都是有情的众生,他们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同等的道德伦理地位,这可以称作村庄伦理。“大不必因为你是人就趾高气扬,是狗就垂头丧气。在黄沙梁,每个人都是名人,每个人都默默无闻。每个牲口也一样,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村庄,谁还能不认识谁呢。……人畜共居在一个小小村庄里,人出生时牲口也出世,傍晚人回家牲口也归圈。弯曲的黄土路上,不是人跟着牲口走便是牲口跟着人走。……看上去你们似亲戚如邻居,却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日子久了难免把你们认成一种动物”[8]。可以发现,刘亮程关于村庄的文字同以地域性为背景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区别,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一般而言,在地域文学作品中,一个地区里的事物往往被视为人类的对位,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类本身服务而不具自我的生命形态,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本散文集里,较大地突破了这一点,刘亮程赋予村庄众生灵以主体性,各生命体也构成了一幅其乐融融的村庄生态系统图景,而并非修辞意义上的拟人。如此,在“黄沙梁”上,各个物种都各得其位,事物的附加意义已不复存在,似乎回到了“尧舜”时代的混沌状态。这种村庄伦理是“黄沙梁”的固有特征。

其次,对黄沙梁的依恋也是刘亮程场所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体现在位置的转移上,自他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后,生活开始变得紧张与不安:“进城谋生的第二天,我便在楼梯上摔了一跤。上楼梯时我不知道脚该抬多高,步子该迈多大,尤其下楼的时候,脚总是不敢果断地踩下去,担心下一个阶梯会不会是空的,这一跤使我深信世上最坎坷的路就是楼梯。”[9]“我一向只会使铁抡锄的手,猛然间变得笨拙无比,找不到一件可干的事……我保持着农民式的木讷和处惊不变。”[10]从农村到城市,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变换,但在精神层面总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排异反应,这可以理解为“疆界经验”作祟:一旦与自我融于一体的场所相隔离,就会处于不安状态。他实质上也是跨越了两种文明,一个以村庄为代表的前现代文明或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甚或是后现代文明。关于这一点,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场所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地点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11],也就产生了紧张与焦虑。反过来,恰好说明刘亮程对村庄场所的依附,在《永远欠一顿饭》一文中就流露出浓厚的依恋情绪,他写道:“我想,即使我不能把举目无亲的城市认作故土,也至少应该把借住的这间房子当成家,生活再匆忙,工作再辛苦,一天也要挤出点时间来,不慌不忙地做顿饭。”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中,不慌不忙,怡然自得只能是一种奢望,可见,对城市生活的无奈即是对故土生活的回望。相对于城市中被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在村庄,时间是没有刻度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匆忙,一切由己作主。可以说,刘亮程在城市里,村庄场所意识的缺失导致了他识别身份的验证码失效。

概而论之,刘亮程场所意识的两个方面是彼此对照的。“黄沙梁”上物种的各安其位,这是生态批评者乐于所见的情景;而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城市生活的失重,则是生态批评正面策略的参照,如同审丑一般,城市生活的审美最终是一种目的的美。这也使场所意识理论成为一种批判理论。

四

对文学作品的生态学解读,毫无疑问需要选取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的文本,但纯粹的生态学文学文本的阙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亮程的部分散文,能够被规约为自然写作,主要在于他作品中的具有的博物学知识和独特的自然生命体验,而后上升为对村庄的哲学性思考,即换位性思考中的尊重与敬畏生命。至于在生态批评范畴中场所及场所意识一维,明显地分为关于乡村与城市的相互对照,总的说来,刘亮程是不太会表现城市这个新场所的,更多地流于调侃与戏谑,影响力远不及表现村庄的前期散文。这也可以说明“黄沙梁”这个场所于他的意义:自然生态中的物种已成为他人生中的缪斯,与之共舞是他最拿手的主题。这是可喜也是可悲:表现熟悉场所及意识毫无争议,陷入其中无法突围才是问题。扩而论之,这也可能是新疆文学的写作症候。

[1]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 2008:14.

[2]刘蓓.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05:8.

[3]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M].汤一介.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7.

[4]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狗这一辈子[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5.

[5]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通驴性的人[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3.

[6]黑格尔.美学(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2.

[7]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72.

[8]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人畜共居的村庄 [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66.

[9]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城市过客[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63.

[10]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扛着铁锨进城[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77.

[1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6.

(责任编辑:李登叶)

Ecology and Life——An Ecocriticism of Sme of Liu Liangcheng’s Esays

HU Xin-hua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Xinjiang,China)

The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some of Liu Liangcheng’s essays by means of ecocriticism,to use natural writing as the latitude of analysis in order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ecological spirit in the essays,and to employ the venue and the sense of venue as the longitude of interpretation to tal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village ecosystem to humans.

Liu Liangcheng;ecocriticism;natural writing;sense of venue

book=2010,ebook=182

I206.7

A

1671-0304(2010)04-0071-04

2010-04-26

胡新华(1981-),男,湖南双峰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